站在下一个十年新起点上的建业，在中国企业史册上，用来定义它的词汇已然鲜明丰富。但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时代背景下，不断向下的战略决定未来的建业必将与中原厚土演绎出更多故事和无限的可能性。未来建业将用十年时间完成100个县级城市的拓展，再用十年时间拓展至500个中心城镇。“百城建业”将是又一个引人注目的跨度。 唯有中原城市化进程的未来蓝图才能描摹建业的雄心，值此新一阶段开启之际，谨以本期铭刻理想，礼献新十年！

——编辑部

    （本文改编自老胡2013年人大建议案）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城镇体系，城市功能、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至2012年的52.57%，年均增长约一个百分点。为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扩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近期，中央政府战略性地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有别于传统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需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进城农民安居乐业。这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红利，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有制度体系进行配套。但当前制度改革尚未到位，主要表现为：户籍制度改革滞后，农民“进城务工、回乡置业”的“半城镇化”问题突出；土地制度改革迟缓，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顺利转化为财产性收入，使农民对高成本的城市生活有后顾之忧；大、中、小城市与县级城市资源分配不均衡，造成大城市资源聚集与人口不断膨胀，中小城市与县级城市资源短缺、发展动力不足、人口吸纳能力弱；社会福利制度在城乡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割，影响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凡此种种，影响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为此，我建议从以下方面完善制度建设，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1.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制约农民进城的主要障碍之一，建议进一步落实《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为鼓励小城市与县级城市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可适度减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中央税收部分、加大中央专项财政转移力度等，减轻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调动积极性。
    2.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土地征收制度下隐含的利益空间和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导致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建议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建设，统一城乡土地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供农民进城创业的启动资本，同时，也可避免增量土地成本过低导致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3.加快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调动农民进城的积极性。社会福利制度在城乡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二元结构，造成农民进城的顾虑较多、积极性不足，建议加快消除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社会福利的二元结构，实现全国均等化；在其他社会福利方面，考虑到城市承接农民进城而新增的财政支出压力，可将部分社会福利与转移人口在当地的居住年限、社会贡献相挂钩，具体标准因城而异。
    4.优化城市等级管理制度，扶持中小城市与县级城市发展。受城市等级管理制度的影响，造成行政等级高的城市截留低等级城市的资源，导致大中小城市、县级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建议优化城市等级管理制度，确保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加大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以扶持中小城市与县级城市发展，同时，县级城市作为承接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节点，应积极扩权强县、做大县城，形成大中小城市、县级城市协调、均衡发展。
    5.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缓解城镇居民增加与城市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承接农村转移人口，建议深化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一方面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并出台可执行的细化政策，放开对民间资本的限制，吸引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加快金融创新，拓宽融资渠道，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与产业基金等。

    中国执政党新领导团队形成，“中国梦”备受期待，后半程的改革与后半程的城镇化相遇，未来新一轮发展或将借助新型城镇化换档提速。既已承诺“实干兴邦”，开拓创新，那么，新型城镇化能否托起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执政党新领导团队形成，“中国梦”备受期待，后半程的改革与后半程的城镇化相遇，未来新一轮发展或将借助新型城镇化换挡提速。既已承诺“实干兴邦”，开拓创新，那么，新型城镇化能否托起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原本是用来安置百万人口的街区却很少有人入住，多车道的公路只有少数几辆车驶过，不多的机关单位会在白天开放，偶见的行人会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他们慢腾腾地在人行道上挪动，就像灾难电影中末日来临后的孤独幸存者……” 城镇化是过程而非目的，单纯盲目地将追求城镇化作为目的，就会出现某著名杂志上所描写的中国“鬼城”景象。
    城镇化率达到50%，表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同时也表明城镇化过程进入了后半程这一加速阶段。然而，城镇化过半不仅意味着人口的迁移，同时，似乎也意味着社会各领域变革的时空格局最终到来。
    1850年，英国率先成为城镇化率达到50%的国家，此时的英国正处在被称为帝国巅峰的“维多利亚时代”，在这一时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其钢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进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伦敦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1851年5月1日，因为强大所带来的召唤力，世界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成功在英国召开。然而，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对当时英国潜伏着的严重的社会危机表现出了担忧。1854年底，他说：“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原因——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的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发事件等等——很可能变成一场从未见过的可怕大火……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2010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无限接近50%，此时的中国经过被称为“改革开放”时期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终于一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因为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力，2010年5月1日，历史上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的中国上海世界博览会成功召开，在超过50%的地球人口生活在城市的背景下，城市的问题成为整个星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而受到关注。
    然而，多位专家在媒体上公开撰文指出，此时正值中国社会迫近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的关键时刻，即改革进入深水区。以低成本、强势政府主导为核心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和以高消耗、城市要素供给不可持续为核心特征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积累了巨大的社会风险：劳动力“刘易斯拐点”现象出现；城乡两元化导致农民融入城市难题；城市发展不可持续；社会贫富差距接近警戒线；社会保障不完善引发疑似“中等收入陷阱”初级阶段的现象；以出口和投资为驱动力的衰减共振；地方政府“公司化”并陷入GDP崇拜综合征不能自拔；法治不断给经济发展让路；生态污染危机日趋严重；食品安全危机和公众信任危机爆发；企业在“国进民退”的同时上演着“国强民弱”；政府监管过度导致成为权力寻租的乐园；地方“造城运动”和“鬼城”频现……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提出了“中国梦”的说法。就在一天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会见世界银行官员时说：“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他尤其强调，这有利于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的设想是多样的，各种流派和观点各有侧重，有些甚至是互相排斥的，但无论怎样，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离不开“创新、和谐、公平、自由”等词汇。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人的城镇化，其能否托起“中国梦”，关键取决于能否深层次地理清和解决好以下六个问题，这些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深层路径内涵。

土地财政改革，势在必行

    新型城镇化到底包含什么？仅仅是城市基础设施加强和城区生态环境的改善这些硬件建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旧式城镇化的升级版和“鬼城”的初级版。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还包括其他重要内容：经济、人口和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协调发展，最终形成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可以想象，新型城镇化的铺开将带来史上最大最广泛的政策创新时期。
在打破城乡二元方面，新型城镇化必然要逐步完成：首先是城乡空间一体化；其次是城乡市场和产业结构一体化；最后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这三个阶段。农村政策创新方面着重体现在与城市的全要素对接：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规划统一化、机制体制的一体化等。
    从合并乡镇，到扩权强镇，再到撤镇设市，包括浙江在内的不少地区一直在探索小城市发展的思路，试图找到“镇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路径。政策创新一直在探索，未来的趋势应该是将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发展成为城市群，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数据显示，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发展都将与新型城镇化关联。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现行的土地和户籍管理制度是两个主要的障碍。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应协调联动，户籍上，让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并和城市市民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土地上，提高农村征地补偿达到同级城市的参考标准，逐步实现城乡土地同权同价。
    在新型城镇化下，应该重新反省已有的土地财政政策的种种弊端，要把财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放在土地财政改革上，着眼点就是让土地的成本大幅下降，让城市土地真正成为外来人口落户的载体，使其安居乐业，只有这样，城市发展才能享受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红利，抑制“刘易斯拐点”的过早到来。没有土地财政的改革，新型城镇化过程就会被牵绊并止步不前。

从身份天壤之别到幸福以人为本

    未来，新一届政府的思路可能不仅包含新型城镇化，还有民生幸福的概念，而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必然是以人为本，以注重和提高人的发展和幸福感知为诉求，这是相辅相成的。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中有太多的反其道行之的现象，如在城市中，年轻人的就业和创业环境恶劣，“官二代”、“富二代”这些名词凸显出社会公平竞争的问题严峻性，这足以说明平等公平透明的环境是何等重要，如果年轻人没有上升的通道，必然引发不公，激发社会矛盾。
    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目前的很多政策是打击踏踏实实干活的白领和农民工，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成为现行土地财政政策为源头导致的“房奴”、拍卖车牌制度导致的“车奴”和各类消费型银行贷款的“银奴”，这些人成为中国最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群人。
    大量找工作的异地大学毕业生拥入京、津、沪、深等机会较多的城市寻找工作，使当地劳动力市场形成供远远大于求的态势，竞相压价导致人力资源回报大幅降低，较低的工资回报和较高的生活成本最终导致部分白领逃离这些全国中心城市，返回家乡工作。
    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难题也在长期困扰着城市，尤其是长期奉行独生子女政策和社会化养老产业幼稚的情况下，必然使城市和家庭的负担加重，衰减城市发展的活力。另外，城市贫富区域自然分割所导致的“城中村”、棚户区的脏乱差与市中心高档社区的优美环境的反差，折射出的恰恰是城市中财富分配不均带来的城市空间差异。
    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也是一个棘手问题。2011年外出农民工超过2.5亿人，约六成是长期在城市生活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却在各类权益和保障上被视为都市另类而被城市拒之门外，成为“城市游牧一族”。同时，他们远在外地的留守子女儿童在教育和成长上面临失管、失教和心理失衡问题。
    城市里的白领越来越成为“垮掉的一代”，城市里的第一代农民工则成为被牺牲掉的一代。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这些问题能不能得到破解，将决定其最终的成败得失。

社会主流价值观凝聚幸福

    城市使生活美好和幸福。在城市中，人的幸福感一般来说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服务业的发达与否，服务业越是发达，人的幸福感越是高；另一个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形成与否，如果社会形成了主流价值观，那么各阶层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上的冲撞就会越少，显然幸福感就越大，但是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分裂的农民或农民工与城市的市民，即“农村中国”与“都市中国”这两型社会之间显然带有强烈的对峙、隔着深深的鸿沟和难以融合的价值观差异。
    农村精英流失造成“农村失语”问题。长久以来农村积贫积弱的现实，使农村出生的大量精英最终离开农村，人才的匮乏使农村失去了与城市比肩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使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等产业止步不前，这必然导致农村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弱势地区，加重了“农村失语”问题，部分农民遭受到特权阶层的侵害后，缺乏基本的表达申诉能力和法律援助渠道，最终造成群体性事件。在现实情况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如何保证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观点得到表达，如何平衡好城镇的观点与三农观点，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农民的土地不能随意变成资产流转，造成农民在农村必须依附土地并靠劳力生存，而传统城镇化过程中，用城市人单方面的观点来规划和发展农村，难免忽视农村特色和农民习俗，用很低的补偿金把农民“赶上楼”，损害农民的利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圈地运动”，是另一种版本的“劫贫济富”，新型城镇化如何避免陷入这样的逻辑将需要实践来检验。

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里面涉及一大堆的问题：新型城镇化由谁来主导以及如何主导？依然是之前惯用的强势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和融资平台双箭齐发的主导模式？是否仍然是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热潮和GDP崇拜泛滥最终造成城市资源供给的不可持续？以前是造地运动，现在换成造城运动吗？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是无形的手还是“到处乱摸的手”？
    新型城镇化必将更关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新型城镇化就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公约子集。中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三大动力：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化——工业反哺农业，区域一体化——周边借势与融合，未来将会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嫁接，由新型城镇化来换挡提速和版本升级。新型城镇化需要找到城市发展的长期动力和城市发展的核心能力，在该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背景下同时关注城市的发展水平、持续水平和资源能力的协调水平三大维度，从而指导城市的决策者建设新型城镇。

“产城融合”模式升级

    新型城镇化必然涉及城市产业的发展及其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而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类城镇势必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走向“产城融合”的新阶段。从早期成本效率为追求的工业集中阶段，到目前竞争优势为追求的产业集聚阶段，再到未来创新驱动为追求的新城区新社区阶段，是“产城融合”的标准路线图。基于此，该路线图也指出了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未来城市应更注重以下一些要素的提升，包括市场规范、人文特色、生产性服务业和企业家群体等这些关乎城市根植性优势与区域创新优势的软性指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往往难以复制并有可能形成各个城市的差异化发展能力。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新型的城镇发展需要培育自身独特的核心能力，从而形成真正的长期发展驱动力，仅仅靠短期投资热潮和GDP崇拜是无法达成的。

城市需要高效性社会治理提升

    “治大国若烹小鲜”，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对城市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首先是爆发公共安全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概率在加大，其次是外来人口激增带来社会保障和治理压力在加大，新型城镇化或许将倒逼政府对城市的公共管理从当前的粗放型社会管制提升到未来的高效性社会治理阶段。
    根据欧美日韩的经验，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后将会经历一个快速的城镇化阶段，即是一个人口快速导入城市的阶段，一方面是城乡一体化带来的农村人口入城，另一方面是由区域一体化产生的产业转移、承接或升级带来的产业人口迁移。高效性社会治理的难点是如何做到城镇人口持续和有序的导入。房地产及市政基础设施配套的合理化，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引进政策的完善，城市壮大后新老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促进农民进城就业和市民创业的力度，加强城乡统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根据建业集团2013年度管理年会老胡讲话整理）

    2013年2月19日~21日，建业集团2013年管理年会在漯河建业福朋酒店举行。作为建业新十年开局之年中的一次重要会议，老胡在会上传达了战略纵深和战略普及阶段的目标和期冀，描摹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建业战略的未来，重申了建业理想。向中原，再出发，本次讲话可谓新阶段的行动纲领，特摘录在此与读者分享。

    因时而动，发现短板，绝不刻舟求剑

    回顾过去四年，最突出的感受是市场的标准变了，游戏规则也变了。我们于2002年启动了建业省域化战略，2008年公司上市，当时在香港上市的有将近50家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完成上市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是对我们整体经营状况的一个肯定。但我们以资本市场的标准来衡量，在很多指标上建业还有很突出的短板。
    上市之初，在这不足50家中国房地产的上市公司中，我们从销售规模、盈利规模和开发规模上都排在近30位。于是我们把上市至今这个阶段的战略目标定名为“攻坚”，就是攻“规模小”这个短板。众所周知，有了规模就有了资金，有了资金就有了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项目，有了项目就有了利润，有了利润我们才能培育引进更好的人才。依据这一思路，我们今后两年仍要注重弥补规模的短板，今后的两年时间，每年保证40%以上的增长速度，力争在2014年跨上新的业绩台阶——这个台阶的意义是，它决定了我们在这个区域内对资源的控制能力。
    我所说的游戏规则改变主要指两个方面。首先，中央决定在“十二五”期间，用五年时间推出3600万套保障房，这个决策会让市场供应格局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其次，以资本为推手的市场格局的调整持续了八年的时间。从2005年到2012年，无论宏观政策调整与否，以资本为推手的市场格局调整是一直在进行的。大资本的集中导致市场份额强者愈强，弱者出局，这对行业的影响远远比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更大。
    针对这些宏观因素的变迁，我们必须具备深刻忧患意识。品牌的支撑点就是产品和服务。脱离产品和服务的品牌是没有内容的，是虚的品牌，是名不副实的品牌。只有建立在高水平的产品制作体系之上，高水平的服务水平之上，才能避免虚张声势。目前，我们应利用好自己在省内的品牌优势，加快发展脚步。
    与此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产品和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目前河南房地产市场正迎来逐鹿中原的时代，强手如林。如果我们缺乏危机意识，不能持续提高产品研发能力和服务水准，当“产品”与“服务”这两个品牌的支撑点都失去的时候，品牌优势也就逐渐消失。

    正心向善，以最大诚意打造建业大服务体系

    从2011年8月6日上街雅乐轩酒店开业到本次在漯河福朋酒店召开年会，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一年半前，建业启动了大服务体系建设。但大服务体系建设的速度并不理想，在我看来，除去客观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主观认识上的不统一。
    我想说的是，必须从企业核心竞争力及企业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认识大服务体系建设，而不能从营销的角度；必须从企业战略的高度认识大服务体系建设，而不能从满足客户短期需求的角度。
    第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高度，也就是企业生存的高度。当我们的规模、融资能力、产品等优势面对竞争对手不再突出时，我们靠什么生存？大服务体系是我们未来新的核心竞争力，因此理解这一新事物要从“去竞争”上升到“求生存”的高度。
    第二，企业战略使然。建业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以期做成百年老店，并到达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省域化战略模型决定我们的战略半径约为300公里，在这样的半径内，我们具备时间、空间的天然优势，也具有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的可能性。这种优势来自战略。
    第三，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使然。“根植中原，造福百姓”，大服务体系正是“造福”两个字的最佳载体。我们都要扪心自问，如何理解“造福”，如何理解企业存在的价值。真正的善，是做给自己内心的，是一种内心的修炼。我们在造福客户的过程中完成自己内心的修炼和人格的提升，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福”，才是企业存在的价值，也是我们企业核心价值观所真正倡导的东西。
    因此，我们建设大服务体系，首先要“正心”—— 从企业竞争力的高度，从战略的高度，从价值观的高度，重新认识大服务体系建设在建业的战略推进和企业存在价值过程中的作用。

在大时代中成为最受尊重的河南人

    目前，时代背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人类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各种新生事物应接不暇，让我们眼花缭乱。依托于基本和平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河南又迎来了建设中原经济区这样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
    反观我们生存其中的行业环境，也是如此。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从2005年开始至今，政府逐步加大调控力度，开始进入了一个波动但又相对有序的发展阶段。而河南的房地产市场也在不断地规范，并具备更强的吸引力。如今可谓中原逐鹿，群雄并至。
    反观建业战略起程至今，过去有过两场大的战役——战略布局阶段如果算是淮海战役的话，那么战略攻坚阶段就算是辽沈战役，现今又打响了平津战役（战略纵深阶段）。我们处在第三次战役的起始点，同时也处在这场战役的攻坚点。
    我们用过去20年培育出来的品牌优势、产品优势、融资优势，在全国性品牌房企进入河南市场后可能将不复存在。但我们仍拥有打赢第三次攻坚战的三个方面的基础——历十年磨砺，英雄辈出的人才积累；打赢了布局阶段和攻坚阶段两场战役之后的资金积累；中国稳定发展的大局和既成的品牌效应。
    省域化战略实施11年间出现了一批英雄，每一个岗位上都出现了很多个英雄，这就为我们未来纵深阶段乃至更长阶段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今后的十年、二十年正是大展拳脚的黄金时期。我们从中原开始起步，经过二十年的共同奋斗创造出目前的平台，现今，在中原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更要应势而生，借势而上，遇势而进，顺势而为，借由这个平台来承接一代又一代的建业人。
    下一步，集团将进入战略加财务的管控模式。所谓战略加财务模式即是集团给你投资，项目运作全交由城市公司处理，到那个时候效率会比现在更高，而集团只负责管理制度、标准、研发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品牌的维护。相信这个阶段，集团总部会缩小到百人之内，这个过程一是靠我们自身的发展壮大、融资能力的提升，而最重要的则是靠人才结构和人才素质的优化、成长。
    展望未来，战略纵深阶段圆满达成后，实现百城建业后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战略普及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建业人要注意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修炼心境、扩大视野，知道什么是卓越，避免夜郎自大；二是端正心态——我们这么辛苦办企业，就是为了造福百姓。
    “让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是建业人的使命，而“越了解房地产，越信赖建业”不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承诺，实际上也是给建业人提的要求。让河南最幸福的人成为我们的客户，让我们的客户成为河南最幸福的人，这是我们的追求，也是建业人的心意。创造财富，收获尊重，是我们这家企业存在的价值。
    提到“让我们的客户成为最幸福的人”，其实员工也是企业的客户。正是在客户包括我们自己都成为河南最幸福的人的过程中，企业收获了财富，同时也收获了尊重。基于此，集团希望用四年时间让更多的员工成为企业的股东，再用十年时间，希望百城时代的建业可以实现全员持股这样一个理想，让我们的员工分享自推进战略的成果。如是，我们在为客户创造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收获财富，并成为河南最受尊重的群体。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其承载的含义远远超越经济领域，绝非仅限于满足社会需求的生产力范畴，已经全面触摸到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它撬动具有进步意义的生产关系的同步再调整，是推动中国走向第三次社会变革的历史性跨越。

消除“二元结构”社会

    消除“二元结构”社会，这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战略目标。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方能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补齐失缺度，具有完整性；方能使中国小康社会建设，解决均衡度，具有充实性。从目前看，要实现消除“二元结构”社会，必须发挥“孵化”、“消纳”、“反哺”这三大功能作用。
    所谓城镇化建设的“孵化功能”，是指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立足于在农村领域推进小城镇建设的同时，要积极推动产业向中西部广大农村转移，实现以产业发展来“孵化”城镇化的建设。目前在全球范围看，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建设没有一个是被公认成功的,其城镇化建设失败的主要原因，均在于缺少以产业作动能的支持。
    所谓“产业动能”，是指在资源和空间要素的直接作用下所产生的推动国家或地区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动力及其贡献率。目前，产业动能对涵盖农村经济在内的区域整体经济的拉动日益明显。中国农业现代化已经由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现代化，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生产、流通、消费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并以此作为产业动能来“孵化”城镇化的建设发展，这将成为推进中国城镇化建设所要坚持的第一项基本原则。
    所谓城镇化建设的“消纳功能”，是指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客观地评估现有的城镇化发展的“承载力”水平，其后要对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目标期设定一个“安全阀值”，这样方可在预知的合理发展空间内，让现有城镇做到积极有序地接纳“新成员”。
    中国城镇化率目前高达50%多,但是其中有超过10%的流动人口是不享受市民待遇的,这是现今中国城镇化建设的“缺憾”。如何以包容的心态和开放的制度安排，吸纳农民工“进城”，让进城的农民工在医疗、教育、户籍等方面逐步享受到“城里人”的平等待遇，这对城里人，尤其是城市管理者而言，面临实质性考验。改变农民的身份，进而削平中国本不该长期存在的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对此，城镇化毫无疑问是一个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工程。
    这说明，中国要消除“二元结构”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还要走相当长的路。“孵化功能”、“消纳功能”、“反哺功能”成为消除中国社会现有“二元结构”的三大基本功能。这三大功能的发挥，可以有效缩减目前的城乡差异，缓解中国广大农村挤压已久的矛盾，是现阶段解决“二元结构”差异化的积极手段。

建立“新型土地”制度

    建立“新型土地”制度，这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最为艰巨的历史重任。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聚焦的最为敏感问题。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所环绕的主题，实质就是土地的制度设计问题。任何想绕过此问题或试图肢解开此问题，以求破解城镇化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从规律看，要实现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办法只有两个：一是依靠适度通胀；二是依靠资产增值。选择速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无奈之举，但是即便如此，目前也只能被迫放弃前者，去选择“资产增值”方法来继续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预见，在被动性实施“资产增值”方法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将会迭创新高，其绝对值将远高于其他产业GDP的平均值。由此将进一步调整人们追逐“土地资源”的偏好，这无疑将会推动土地资源大步走向“过度集中”。
    土地制度如何设计，是将土地从农民手中“赎买”后再全面实施土地资源的市场化（私有化）配置；还是有条件地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全面国有化；再是在国有体系下继续实施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配置”；管理权的选择方式，是向现有地权拥有方倾斜，还是向索取地权的利益方倾斜，抑或是增加自己的“权利地租效益”。
    土地问题是聚集中国所有问题的核心，由它衍生出的地租，就目前农民个体而言，其全部意义包含农民生存的全部成本：房屋、生活费用、工作。在这轮事关土地制度的改革的设计中，任何先抛开对农民手中土地进行确权，而图其利的做法，都将产生事与愿违的结局。

实施“社会改造”工程

    实施“社会改造”工程，这将是贯穿中国城镇化建设始终，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浩瀚改造工程。也许有人追问：城镇化建设是硬件工程，原本就与文化不搭界，而且至今聚焦城镇化议题者，皆远离文化主题，今天何故将两者强牵于一起？要知道，物质文明的发达与落后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这已构成中国地域文化的又一独特特征。要想改变这一落后的社会现状，必须在推动中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快实施社会结构的改造工程。
    从鲁迅笔下剪去辫子的“阿Q”、到巴金笔下投河的“鸣凤”、再到李准笔下的“李双双”，各位主人公沿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土地革命的脉络，展示农村社会结构的演进。但是客观讲，所有来自推动农村变化的实践，均未有“文化大革命”时期广大“知青”所带动的社会变革更猛烈、更具有进步意义。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人物都曾经亲历这场深入社会底层的实践运动，更深知社会改造工程的意义与艰巨性。
    当历史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村，今天所能看到的，仍然是袒露着凹陷与差距的社会现状。农村因文化建设乏力，导致价值引力丧失；因教育培训存在盲区，出现社会恶旧之习倒流；因社会管理效率低下，致使社会基层结构稳定性差。改进“三大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所必须担负的社会改造的重任。
    这“三大不足”正在导致中国农村出现一个巨大的危险：断层和沉降。农民工，为追求“城镇化”生活，他们由最初的在外打工挣钱、返乡娶妻生子，逐步演变为“携妻带子”在城市打工求生，这其中有很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明确拒绝返乡务农。目前城乡间的联系，所能够看到的是，过年期间的“携家返乡”，再过一段时间，给乡下家人“汇款”将成为一种“联系方式”。拒绝返乡和拒绝务农，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正在出现的巨大危机，它犹如社会结构出现断层和沉降，已经成为“二元结构”社会长期被固化、沉积，以至于被反报复所形成的一种趋势。
    今天的城镇化，已经名符其实地带来“中国第三次社会变革”。无论你承认与否，它都将以磅礴之势，扫荡旧的沉渣，剔除落后的羁绊，推动历史的前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它好比是经历惯暖冬的人们，习惯与惰性无时不在提醒人：再拖沓一步就是春天。但是，严酷现实将会以极其残酷的方式教训明天的人们：严寒才刚刚开始。

    三月北京，春风拂面。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聚集一堂共商国是，共话未来。民声，在深入调查中得到倾听；民智，在争论思辨中得到汇聚；民意，在政策举措中得以彰显。
    老胡作为行业为数不多且又获得连任的人大代表，身兼行业及区域发展代言人等多重角色，受到群众和媒体界的高度关注。
    老胡的建议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直面群众最关心的热点议题，发挥优势、积极建言。不回避问题、不绕开矛盾。从厉行节俭到公益办学，从住房保障到城镇化建设，六份饱含着真知灼见的建议得到了社会各界、与会代表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赞同。

【老胡在两会】建议

《关于“节约，从两会做起”的紧急建议》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是我国人民行使国家事务的重要载体，以其自身的重大政治意义而备受瞩目。中国历来奉行上行下效的传统，若两会能率新风之先，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将会给省、市、县各种会议做好的表率。如何让“节约”二字由浅入深，在深度打造“节约型社会”层面上，尚需我们通过更为深入的改变和实践，在细节和制度方面做出真正改变。
    习总书记最近说过：“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老百姓想看到的是我们履行职责，把他们的呼声带进会场，把他们的期待落实到新一年的工作中去。建议取消“唱颂歌式的报告”，多开讨论短会、简单说问题，其实也是对代表、委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只有平时多思考，多总结，才能开出短会，讲出短话，发出短报，讲真话、建实招，把社会关注热点、人民群众的呼声带到“两会”上来。杜绝空谈，把握精髓，提高办事效率，节约时间，这都是实干兴邦的表现。
    如果“两会”严控了自己的会议预算，进而严控了各级各地公权机关的预算，中国民主政治就站在“预算民主”的新起点上，用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开拓出空前广阔的勤俭治国新局面。

《关于鼓励民间及公益力量参与举办公益性幼儿园的建议》

    2010年以来，随着学前儿童“入园难”现象开始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如何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学前基本教育服务均等化，普及与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已日益得到中央政府重视，成为当前中国极为重要的一项国计民生工程。
    学前教育的普及及推动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并必然要成为重要的办学主体之一，国家学前教育普及化的目标才能全面实现。这意味着教育改革必将深入触及办园体制、投入体制、管理体制、用人机制和工作机制等更深层次结构和要素的变革。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在尝试公办民营的思路，但在实际操作中不乏体制性的障碍与问题，根据调查，鼓励民间社会力量进入到普惠型幼儿园的建设与运营领域，其最实质的问题是公办与民办在同一运营领域内的平等待遇问题。
    当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势必面临更多深层次的新问题和矛盾，需要更大的决策力度直面核心。以公益性幼儿园为学前教育龙头，有效带领并调动全社会之诚意力量，共同回归国民教育平台之本质，普惠型国民教育得以普及和全面提升这一战略性发展目标诚可期冀。

《关于将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建设作为我国城镇化改革试验区的建议》

     2009年以来，河南省将产业集聚区作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战略突破口。历经四年的发展，遍布全省的180个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平台、县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拉动河南省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蓬勃发展的产业集聚区对推动河南省经济与社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河南省将产业集聚区定位于既是先进产业集中区、现代化城市功能区、科学发展示范区，也是改革创新试验区。在产业集聚区建设与改革破题中，河南省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经济底子薄、人口规模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在产业集聚区建设中所取得的经验和不足对我国的城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探索意义。因此，为推进我国“四化”协调发展，尤其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方面，我建议，将河南省作为我国城镇化战略的试验区，将各种改革在这里先试先行，边实施边总结边推广。如此，可以避免在这一重大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过程中，重复交巨额学费的可能，确保城镇化真正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新动力。

《关于优化配置，避免保障性住房资源浪费的建议》

    大规模实施保障性住房建设，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是中央政府关注弱势群体，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承载着老百姓的殷切期望。但在保障性住房实际建设和分配过程中，却存在着一定的公共资源浪费现象。
    保障性住房建设作为一项社会福利工程，其建设过程中涉及的资源均为全民资源，若不能有效配置保障性住房，形成闲置或被非保障对象侵占，皆是资源浪费行为。要让有限的资源解决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把好事办好。
    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概念模糊、边界不清，导致管理困难。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存在分配不公、设租寻租等问题，广受诟病，应予取消。同时应明确将棚改房、廉租房和公租房作为主要的供给形态，特别是大力发展公租房以满足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夹心层”的合理住房需求。
    公平分配是保障性住房的“生命线”，一要逐步建立完整的居民收入统计和住房信息统计系统，为准入与退出机制的运行提供基础支撑。二要认真界定保障资格，加强准入监管。三要针对虚假骗取或强占保障资格的群体，采取必要的处罚措施，进行惩戒。

《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劳务输出大省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园》

    就业始终是劳务输出大省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既是问题和负担，也是资源和红利。劳务输出大省利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建设劳动密集型产业园（以下简称“园区”），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平台，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到劳务输出地落户，使农民在家门口转化为产业工人，在城镇化进程中融入当地社会，安居乐业，实现安居梦、就业梦与市民梦，为四化协调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利润低、以中小企业为主、产业聚集要求高等特点。加大财政政策扶持力度，创建优良的园区发展环境，对于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务输出大省转移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应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支持力度，促进园区发展，使园区尽快形成人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的聚集地；河南、四川、安徽等劳务输出大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配套薄弱、融资环境相对较差，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总体要素回报率低，为调动企业积极性，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落户园区；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资金实力有限，建议给予贷款扶持，缓解落户企业的资金压力；受国内要素成本上涨、外围需求疲软、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建议给予税收优惠，减轻落户企业的经营负担。

【老胡在两会】声音

我们需要民意至上的政府。

    ——3月3日，在第十五期中国企业家“两会”沙龙上，老胡就“企业需要怎样的政府”这一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搞城市化，失去最多的是农民，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什么，过去20年土地出让金多少给了农民？中国改革开放包括城市化进程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我们需要一个内心强大、有责任感、民意至上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在做大决策的时候，按照规律做事。”

“新国五条”是过去两年国家实行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延续，从积极意义上理解，是巩固两年宏观调控政策的成果，防止房价出现阶段性反弹。

    ——“新国五条”出台，再次重申坚持执行以限购、限贷为核心的楼市调控政策。3月3日，老胡在接受《郑州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刚需依然是主流，房价在过去几年也多次反复，但整体变化不大。今后两年，随着房地产市场商品房结构的改善，尤其是‘十二五’期间3600万套保障房陆续交工，房价上涨的势头将会得到根本遏制。今年房价不会出现普遍的大幅度上涨，在刚需为主的省市，房价会平稳走高。”

希望建业今年能重新打回中超，让老百姓看到更高水平的足球联赛。

    ——3月3日，在京参加全国“两会”的老胡做客大河网“两会”会客厅，谈到足球，老胡坦言，在探索中国足球运作规律上，建业也走了一些弯路，球队虽然降级，但并未减少对足球的投入。相反，通过足球发展基金等不同形式，变相地加大对足球的投入。“近20个年头，不完全统计，我们对建业足球投资在10亿元以上，足球作为竞技体育，我们希望能给河南老百姓带来生活中的乐子，同时，足球也是我们企业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

不能片面地将新型城镇化理解为房地产化。

    ——3月3日，老胡在接受中原报业传媒集团记者采访时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个大蛋糕，但不能片面地将其理解为房地产化，房地产只是新型城镇化的载体之一。不能把新型城镇化简单理解为拆旧房、建新房，它是由多种内容共同组成、最终实现和谐发展的城镇化，不是单一的房地产行业的问题。”

少讲空话、套话，这本身也是一种节约。

    ——赴京前夕，老胡提出了《关于“节约，从两会做起”的紧急建议》，3月3日，在接受郑州日报记者采访时，老胡表示：“我这个紧急建议是大概在10天前提出来的。过去我在参加两会时体会到，对代表委员的服务都是很好的，从文件、报刊的供应上，包括餐饮的供应上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十八大之后，新的中央集体提出节约，我是非常赞赏这一点的，我就联想到我们的两会，节约应该从代表做起，从两会做起。”

十年筹建100个社区公益书院。

    ——3月8日，河南代表团分组审议会议热议教育问题，老胡表示：“计划用十年在河南建立100个‘河南本源社区书院’，且都是公益性质的。今年已经在建设2~3个。”

让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追求。

    ——关于建业的未来，一直是外界十分关心的问题，3月13日，在接受《东方今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老胡对此吐露了心声：“建业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企业，借助了城市化的进程，在中原崛起的大背景下发展了21年。我们准备用8~10年——也就是建业的第三个10年，进入省内更多的县城和乡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为百姓造了很多房子，企业自身也得到了成长。”

对企业而言，每个人都在阶段性地做自己的贡献。我把企业从创办，到推进到一个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在有记者问及个人未来的打算时，老胡说：“在企业方面的责任完成之后，我就去做一些个人的事：比如和母校郑大、和河南财经大学联合办学，把过去30年在商海的心得同创业者分享；比如，做一些公益事情，设立本源文化公益基金，在社区里创办一些书院，让孩子们明辨是非，道德标准不再模糊，包括参与保护自然的公益活动，等等。”

【老胡在两会】纪事

河南城镇化的潜力太大了，最大的潜力股还在河南。

    ——3月9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来到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河南代表团，与代表们共同审议。老胡谈了自己对城镇化的认识和建业模式。李克强说，河南城镇化的潜力太大了。他对建业面向河南，在本土把产业往下做非常欣赏，并询问建业有没有进镇，进了几个镇？老胡回答已经进了两个，许昌鄢陵的陈化店镇和禹州的神垕镇。
    李克强表示：“河南这些年在协调三化过程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而且因地制宜地使城镇化发展出现新的格局。它所带来的意义不仅仅是支撑着河南经济的发展，更是富裕了农民，使农民有了进城的可能，使土地有了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实际上是全面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河南在这方面进行的探索是十分有益的，而且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把经适房或者保障房卖给住户，这个房子就起不到保障房的作用。

    ——今年全国“两会”上，老胡就保障房提出《关于优化配置，避免保障性住房资源浪费的建议》，而郑州自今年1月1日起实施了廉租房、公租房、经适房“三房合一”，就此话题，3月9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采访了老胡。老胡表示赞成并支持这一做法，同时认为，廉租房或者公租房是一个过渡性的措施，保障房政策本身并不是长期的行为。
    老胡指出：“国家应该对保障房立法，没立法之前至少要有硬性的指标，比如达到一定标准之后必须搬出保障房，收入的核实很困难，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出要财产公开，这也应该考虑列入立法，或者建立信用档案，如果不报，就是瞒报，就是违法的问题。”

    木心说“一切价值都是偏爱价值”，读过《文学回忆录》，我无法不偏心：不带痕迹的说笑，指桑不骂槐，理直不气壮，守着干干净净的内心活着。对这本书，如果你追求的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我也装模作样公正地警告，小心勿入。

    读完《文学回忆录》那天是周日，太阳很好，我坐在窗台发愣。记忆不是说来就来，它需要机缘。我仿佛想起很多事，又仿佛一事也想不起。脑子里突然蹦出句古诗：“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看看窗外，木心说的“我活在别人身上，别人活在我身上”又涌出……这是读后感么？我隐约在木心的文学回忆里找到了想要的文学血脉——在身体里构筑世界，爱恨喜忧全是切己、切身的。
    很快，我就从发愣的状态复原。据说，下围棋要回想两小时以上的，考验的不是体力而是有没有足够让人回想两小时的材料。棋力不到的人，脑子空白，枯坐一会儿就会睡着。我们大概都有那么三段五段的情史可供回忆，文学回忆？天，数据库里空空如也。再看木心，显然，五年的光景还不够他脑袋里的文学故事从头到尾来一遍。“别人比成功，我愿比持久”，他比赢了，一堆空心人在“嘘”声中结束了，木心留下了。
    读过《文学回忆录》又自以为能写两笔的我，偶尔胆大妄为地想，如果我跟着先生上五年课，写出来的东西能不输于陈丹青吧？学艺不精怪师傅，我回想起自己的学“艺”生涯：小时候父亲在教育局工作，我能轻易地拿到所有的教学参考书，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得到，老师按参考书提问，我像个“天才”般无须听课却能对答如流。“讲课，听课，是渐悟的功夫，渐悟的进程。”我飞越“渐”的过程，直奔准确无误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所向披靡地答题答题，然后，赢得考试，厌倦文学——“创造可耻，派生有罪，老老实实消费文化最识相”。
    2006年9月我初读木心的散文，文字讲究，语句中透着诗人特质，有喜欢的段落，没到心花朵朵开的程度。《文学回忆录》才读了本半，我如刈割的稻草，即席跪倒，喜不自禁四处推介。有人一听说两厚本，畏难，打哈哈说，太高深了！看不懂——我知道，讨人喜欢的书是不需要消化，生吞活剥后不会造成干扰。木心也早料到这个结果：“‘这太高深，我看不懂！’别以为彼有所逊，或有所憾，彼说这句话时，是居高临下的。”“无知的人总是薄情的。”“这样的读者我不要。”他不要，我也不拉拢。
    文化建设者和文化践踏者，我很无知地把他们归为同类，我只旁观，做不了谁的知己，好在木心啥也不是。左右逢源是可怜人，木心要他的逍遥自在，他说布朗宁的诗，独爱“花衣吹笛人”，他也像个吹笛人，我是心甘情愿地跟他走。以前老师讲白居易做完诗念给不识字的老太太听，她听懂了才算完，这份平易近人让我心碎。好在木心既平和又骄傲，他“敢与古人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不是高攀，艺术面前人人平等”。才不要向邻家文盲老太征求文学意见。陈丹青在后记中说他对初识者无要求，听了五年，他要求很分明，要“分得清雅俗，就要嫉俗如仇，爱雅如命”。“不要同不三不四的人厮混”……他不教如何征服世界，只教学会生活。
    贝多芬怨耳聋，拜伦怨跛足，木心无所怨。文学音乐绘画的人物被他重新排列组合，或刻薄或赞赏，智慧，有趣，有出处，有感受。“桂冠诗人尤其讨厌，好像皇家宠物。”看得出，木心不稀罕受官家打赏。好多年前读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讲陶拿丹罗是个劳工，放下工具，双手无措，总也没有着落，所以他雕刻作品中人物的手，总也不得安放。先感受后思考，这课讲到心坎里，这份心花怒放在《文学回忆录》中又找到了：“人是可以貌相的，以貌取人是行得通的。” “唐是盛装，宋是便衣，元是裤衩背心。”“不是什么一步一个脚印，狗还四只脚呢，许多脚印”“小市民一得势，如狼如虎，一倒霉，猫狗不如。”……精致的顽皮可以没完没了地抄下去。
    大概是有人质疑木心说史的非教本性，后记中陈丹青赌气地自问自答：“或曰，木心的史说是否有错？”“我不知道，我不在乎！” 我讨厌教本里的历史，人名地名加年份，有骨架无血肉——死后剖尸般“精确”点评，数学演算式 “科学”分析，铁证如山样“合理”推理。我好奇谁在质疑，木心既不是教人认字也不讲导弹研发，计较什么对错？而且，谁来证明史说的对错？当事人都死了，留下的是道听途说，“真正的历史在服饰账簿、私房钱花费、私人信件、地产记录里”。照此说法，木心史说才最接近真实。
    木心说“一切价值都是偏爱价值”，读过《文学回忆录》，我无法不偏心：不带痕迹的说笑，指桑不骂槐，理直不气壮，守着干干净净的内心活着。对这本书，如果你追求的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我也装模作样公正地警告，小心勿入。

（凌晓棠，特约撰稿人）

    近段时间，关于中国楼市泡沫的争论，再次升级。尤其是美国媒体和大投机者，严重看空中国楼市，第一次明确提出这是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而国外“空炮”，也得到了国内大佬的“呼应”，于是“泡沫论”变得春风得意起来。但笔者继续旗帜鲜明地反对“全局泡沫论”！
    步入2013年，楼市继续沿着2012年“翘尾”行情，一路向上攀高，尤其是以北京为首的一线城市和少数二线城市，房价涨幅持续扩大，领涨全国。终于，高层坐不住了，在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总理主持部署了五项调控措施，被称为“国五条”。
     以前常常提及“房价合理回归”，这次调控中并无此提法，值得关注的是再度提出房价控制目标：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除拉萨外的省会城市要按照保持房价基本稳定的原则，制定并公布年度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建立健全稳定房价工作的考核问责制度。
    “稳定房价”，是否意味着不必回归了？其实，直接将房价列为调控目标，原本就有失妥当，应该将居民的购房能力，作为调控的主要指标，也即房价可以上涨，但长期涨幅应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这样就能逐步提高居民的购房能力了。也就是“房价收入比”的概念。
    房价控制目标，并非什么新鲜事。2011年1月的新国八条中首次提出：2011年各城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合理确定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并于一季度向社会公布。结果，除了重庆和长春的标准涉及房价收入比外，其他地区皆将房价控制目标定为：低于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估计这次，多数城市仍会“故伎重演”。
    那么，我国当前的房价收入比情况如何？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别观察一下收入、房价、住宅面积。首先，收入高速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近10%，创造了世界奇迹。与之相适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亦保持较高增长率。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4565元，比上年增长12.6%（名义），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按居民的名义可支配收入，2012年比1998年增长353%，年均增长23.5%。
    其次，房价较快增长。1998~2012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统计局口径），由1854元每平方米，上涨至5430元每平方米，总涨幅为193%，年均上涨12.9%（远低于23.5%的人均收入增幅）。房价不像人均可支配收入，有名义和实际之分，房价一般指名义价格，不剔除通胀因素。所以，笔者在房价收入比的计算中，皆统一口径，采用名义收入和名义房价。商品住宅价格保持一定的增幅是非常合理的，仅就增速来看，房价并没脱离收入增长水平。
    最后，住宅面积。有些研究机构，在计算房价收入比时，按照某一固定面积的户型（比如90平方米）来计算，这样欠合理。因为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是持续增长的。比如1998年为20平方米（建筑面积），而2012年已增至33平方米左右，所以应该动态地计算户均面积。比如，按城镇户均三人计算，2012年全国城镇户均拥有住宅建筑面积为99平方米。房价和收入此二因素变化大，而户均面积变化小，所以房价收入比的波动，主要受前二者的影响。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统计局数据不靠谱，尤其是居民收入存在明显低估现象，经济学者王小鲁曾做过专题研究。但笔者认为，由于统计口径是统一的，通过近十几年的纵向比较，还是基本可以说明问题的。另外，有统计数据表明发达国家房价收入比多在 3~6倍之间，由于国情不同，也不宜拿国内情况与国际作直接对比。
    计算结果表明，1998年~2003年之前，全国房价收入比保持在6倍多，那时房价总体稳定，所以那时没有泡沫。2004年开始，房价涨幅超过收入增幅，除了2008年，房价收入比一直保持在7倍以上，尤其是2007年和2009年，房价涨幅远超收入增幅，房价收入比分别达到8和8.1，创造历史最高值。经过纵向比较，基本上可断定房价收入比保持在7倍以下时，全国房价没有泡沫。超过7时，略偏高，超过8低于9时，存在一定泡沫，但并不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持续的房地产调控之下，房价涨幅下滑，导致房价收入比也持续减小，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7.8、7.5和7.3。由此可见，2010~2012年的房地产调控并非没有一点效果，房价收入比的持续回落，证明了其效果是存在的。估计未来几年，全国房价收入比将重新回归至7倍以下的合理区间。
    很多人总抱怨，近些年我国房地产调控是“空调”，房价越调越涨，其实这一评价不够客观，至少房价收入比没有大增，且近二三年呈下滑趋势。假如没有这些年来一直的调控，房价将会持续高涨，房价收入比也会整体性脱离正常轨道，那么其结果只有一个：房价泡沫破灭。

（杨红旭，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

根植中原 纵深奋斗四春秋 造福百姓 努力攀登三百亿
集团2013年管理年会成功召开

    2013年2月19日~21日，集团2013年管理年会在漯河建业福朋酒店成功召开。
    19日上午，陈建业总裁宣布集团2013年管理年会正式开始。经过两天富有实效的分组讨论，在21日下午举行的会议上，集团总裁陈建业代表执委会作了题为《根植中原 纵深奋斗四春秋 造福百姓 努力攀登三百亿》的工作报告。报告全面回顾了战略攻坚阶段的工作，明确了战略纵深阶段的工作目标，确定了今后两年的工作思路和行动方案。随后，各个城市公司总经理信心百倍地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老胡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以《期待真心英雄》为引，针对房地产行业中原逐鹿群雄并至的态势、集团战略推进的成果和全体建业人的成长发展等方面谈了自己的感受。老胡提出了在战略纵深和战略普及阶段的目标和希冀，要让全体建业人分享战略推进的成果，为客户创造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成为河南最受尊重的群体。
    2013年是集团迈向新十年的开局之年，也是完成战略攻坚顺利进入纵深阶段的开局之年。在此重要的历史关头，召开此次年会对于集团明确下一步的奋斗目标，统一思想认识，找出工作思路和行动纲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老胡个人捐资2300万建设的省少儿图书馆落成

    2012年12月21日，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在郑州市宣告落成。这是全国第一家由社会捐赠建设的省级少年儿童图书馆，也是河南第一家省级儿童图书馆。这是河南的一件大事。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龚立群、河南省文化厅厅长杨丽萍、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王艺等出席落成典礼，河南建业地产董事局主席胡葆森等捐赠方代表参加了典礼。　　
    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位于郑州市健康路131号，是在河南省图书馆原址上兴建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占地11亩，建筑总面积2.1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2万余平方米，设计藏书150万册（件），阅览座位1000个。
    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崔为工说：“作为河南省首座省级儿童图书馆，它的占地面积应该是全国同类中最大的，很多全国有名的儿童图书馆都是由成年人图书馆改造而成的，而这个图书馆一开始就是针对少年儿童而设计，更加的科学，从硬件上绝对是全国一流的。”
    老胡为图书馆捐资2300万，他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本人很愿意资助文化事业，把我们国家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作为企业家，我们挣的钱其实是分享社会财富的大蛋糕，企业家只有积极回馈社会，才能使企业获得新一轮的发展，完成企业的生命周期。”“为孩子们无论做多少，都是应该的。”

战略纵深阶段传捷报
至尊公司成功获取央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

    2013年3月8日，由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举行的郑州建业至尊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业务许可证》颁发仪式在中原会馆隆重举行。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行长计承江、副行长邵延进、支付结算处处长袁道强，建业集团总裁陈建业，副总裁刘大勇、张少鸿，助理总裁陈瑛、客户资源管理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宋晓鸣，以及《大河报》等省内十余家媒体出席了本次活动。
    至尊公司的支付业务发展始于2009年8月8日，为推进建业大服务体系的建设，集团倾力打造的全国地产领域首创服务载体——“建业至尊卡”首次亮相。为成功获取《支付业务许可证》，2011年开始，至尊公司按央行颁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要求，全力以赴，认真细致准备至尊卡《支付业务许可证》申请材料。2013年1月6日，至尊公司《支付业务许可证》获央行正式批准。根据央行提供的资料，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23家企业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河南省包括至尊公司目前仅有两家支付机构获得批准。
    至尊卡《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成功获取，得益于建业集团20年的品牌价值和大服务体系的构建，标志着建业至尊正式进入央行批准的非金融机构从事支付业务的企业行列，并将助推大服务体系的纵深发展，加速构建企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为“百城建业”贡献独有的力量，从而推动中原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全面进步！

     从任何意义上讲，《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都是一本好书，一本研究当代中国转型与变迁的里程碑式著作。它非一般意义上的人物传记，而是以邓小平个人经历为核心而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进行全景式解读的严肃学术著作。 
    从2000年起，傅高义便着手于该书的写作，自2010年初稿完成历经十年之久。在我看来，任何一本倾注作者十年心血的书籍都应是值得一读的。书中海量的注释及参考文献（近120页），以及一连串如雷贯耳的采访对象（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副总理钱其琛，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等），更增添了其权威性和解释力。所以，当傅高义在公开场合自豪地说到，在过去、现在和不久的将来，很难有人在研究邓小平方面能够超过他时，很少有人能够予以有力的反驳。 
    全书以时间为线索，全面回顾了邓小平的一生（1904-1997），并将重点放在邓小平掌管国家的时段（1979-1992），大致涵盖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邓小平个人经历和政治生涯的事实描述、二是对其决策和行为动因的推测与分析、三是对其功绩和事业的评价。关于第一方面的内容，国内早有不计其数的资料可供参照，本书自然难出其右。因此，我只想简单地谈谈第二和第三方面。 
     在邓小平主政期间的开端，中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在邓小平之前，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的成功改革和长久发展。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邓小平选择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大胆道路，并最终取得成功，这是《邓小平时代》着重回答的重要问题。 
    傅高义在解释邓小平的行为逻辑时，采用了独特的观察和解释视角。例如他分析道：对于“文革”造成的灾难，一些大胆的党内干部认为错误源于毛泽东一人，而邓小平却认为是制度缺陷导致了这些问题，他曾说道“我们大家都有错”。在1969年到1973年被下放到江西的时候，邓小平就察觉到中国的问题不是源于个人，而是由于体制的深层缺陷——正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从邓小平在主政后并未走上赫鲁晓夫的道路——将前任挫骨扬灰后，又继承着前任的一切——这一事实来看，傅高义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 
    在傅高义眼中，邓小平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他所做的是一切他认为对中国有利的事情。因此，在他接手国家之初，心中并没有改革开放的宏图远景，而只是想在毛泽东留下的烂摊子上，为中国社会做一点实事。这样的结论，看上去似乎让小平的光辉形象黯淡不少——在我们心中，伟人多少是应有些英雄主义情怀的。殊不知，邓小平的成功正源于此：他的理想很低，但技术高超。反之，毛泽东的问题，在于他的理想太高，但技术低劣，其结果就像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那句著名的结论一样——“道德之长不能补技术之短”。
因此，傅高义似乎并不同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这一邓小平为人熟知的称号。在他看来，邓小平的成就不在于提出新的思想——这些思想早已被西方国家所证明，而在于建立新的体制去实现这一思想。同时，他采取的手段是渐进式的，“先试点，再推广”、“摸着石头过河”，正是对这一体制转变过程的最佳写照。 
    在分析邓小平的成功时，傅高义采用“动静结合”的叙述方式。一方面，在法国的五年和苏联的一年，使邓小平更了解世界发展的大势；自30年代起一直处于权力的中心，使他近距离观察到形势的变化和权力的运作；十二年的军旅生涯，又帮助他树立在军队中的威望。此外，在邓小平接手的年代，国家的统治体系已经建立；人们对旧体制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东亚各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步缓和。这些时代特征为邓小平提供了前人不曾具有的独特优势，并与他的个人特质一起，共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另一方面，如果对邓小平成功的分析只限于简单罗列以上因素，本书不免沦为平庸之作。傅高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又特别注意对邓小平掌权期内每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决策的动态阐述：高层人物的微妙关系、政治气氛的千变万化、重大决策的互动博弈，这些内容将为读者带来一种强烈的代入感，从而得悉邓小平如何在复杂交错的时代环境中一步步推动着改革与发展。当然，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而不是某些猎奇的政治八卦家，傅高义对政治场景细致入微的刻画是建立在大量可靠资料，而不是无端的捕风捉影之上的。
改革开放对中国的重大意义无须多言——它将一个混乱、绝望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今天的制造业巨人，让一个传统、落后的国家成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在毛泽东死逝世的28天，随着“四人帮”的被捕，他的时代也宣告终结；而在邓小平离开政治舞台十几年后，他的意志和精神依旧由后人所继承和发扬，这本身就是一件奇迹。 
    书中对邓小平的成就自然予以极高的赞誉——以更加微妙和隐晦的方式。全书以邓小平的一件外交轶事作为开端：1979年，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时任港督麦里浩（MacLehose），在会谈中，麦里浩大谈治理香港面临的诸多困难，邓小平听毕，只是淡然回应道：“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内地试试。” 
    看毕我不禁叹服傅高义的绝妙谋篇构思，选取这样的一则故事作为开头既不失风趣而又意蕴深长。的确，广阔的土地及众多的人口、复杂的民族成分和普遍的城乡差异、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加上危机四伏的周边环境，使中国统治者面临的问题具有难以比拟的复杂和艰巨性。一些人常常赞叹称誉李光耀、蒋经国等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丰功伟绩，并通过将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地区及新加坡相比来贬低中国近三十年来实现的成就，这无疑是不公平的。 
    考虑到国内对于邓小平功绩的描述和歌颂早已堆积如山，恐怕读者更为关心的是本书如何评价邓小平及他改革的消极一面。令人颇为失望的是，作为当今世界研究邓小平的头号权威，傅高义只用了寥寥几页略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弊病和问题，全然不见前文屡现的精妙独特的观点和全面翔实的阐述，这不得不说是本书最让人遗憾的地方。 
    不管怎样，《邓小平时代》都是一本值得我们细细品读的好书。在可读性上，它也许比不上那些带有小说般跌宕起伏色彩的畅销传记，在理论性上也自然不比纯粹的学术经典。但是，它对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细致描绘，与我们这代人的成长息息相关，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尊重。正像本书译者冯克利先生在译后记中写道的那样——“从很大程度上讲，我们仍处于邓小平时代。”

    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职场人士而言，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也是他们辞职的日子。中国一家知名招聘网站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在新年假期后的第一周，网上求职者和简历数量同比增长36%，而新提供的就业岗位已翻番。
    随着将年终奖收入囊中，许多年轻员工都在寻求改变，但今年希望获得新机遇的人大幅增加。“过去几年，节后跳槽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今年的增幅令我始料未及。”这家招聘网站招聘公关部的负责人表示。在北京某国企工作的北京小伙丹尼尔朱就是许多正另攀高枝的年轻员工之一。“我需要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他说，“我所在部门没发展前途，一些朋友也正考虑更换工作，因为他们为私企工作，而后者有太多加班工作。”
    这家招聘网站8000多份问卷的调查为中国年轻白领热衷跳槽提供了更多细节原因。6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担心薪酬低。在23岁至25岁的受访者中，88%表示不满意当前薪酬。加班和低工资与高昂住房成本之间的巨大差距令他们怨声不断。健康和职场安全问题也是他们跳槽的原因之一，92%的受访者称加班使其健康受损。超过一半受访者表示最近一周曾受老板批评，其中62%的人表示曾因挨批考虑换工作。
    该调查发现，如今有关“好工作”的定义已发生变化。对“70后”而言，高工资和有地位是关键因素。但在“80后”看来，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以及在职场内受尊重也非常重要。28岁的赵斌（音）在上海某公关公司工作，每月工资6000元，她表示正打算更换工作。“我的收入还行，但工作压力太大。”她说，“希望找到比较舒适的工作，如在培训学校当老师。”安拓国际中国区合伙人普莱斯表示：“在中国，兼顾工作和生活是相对较新的观念。过去5年来工资一直稳定增长，随着薪酬增速放缓，其他吸引因素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信息来源：美国《华尔街日报》

中国年轻创业者中亮点来自新型概念制造业

    《福布斯》中文版昨日推出2013年“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名单，指出中国更多创业机会出现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结合的领域，而在新能源、清洁技术、生物健康等领域的创业仍然欠缺。
    《福布斯》报告中称，今年的中国年轻创业者中，亮点并不是人们普遍看好的移动互联网，而是新型概念的制造业，如潘昊开创的深圳矽递科技已成为全球前三的开源硬件制造商，年销售额5000万元人民币（1000万新元）。
    报告指出，此次调研名单中，深圳成为最多年轻创业者的聚集地，显示相对成熟的市场和竞争环境，为创业和创新提供了最好的生态。
    总体而言，过去一年的经济环境对于年轻的中国创业者而言并不乐观，热门的概念或者简单的新应用已经无法说服投资人掏钱，新的投资理念更看重资源积淀和利润状况，这也导致了年轻创业者资金窘迫的现状。年轻的创业者则越来越关注现金流和营利性，活下来远比“big idea（大的概念）”更为重要。
    《福布斯》中文版并将中国与美国的年轻创业者相比，称中国创业者更善于跟随，在跟随巨头的过程中发掘获利的机会，而在过去这一年，中国创业者依然在借鉴美国创新模式，寻找新的盈利空间。
    华住酒店集团董事长季琦点评这份《福布斯》名单时称，中美最大的区别在于市场的不同，美国是一个注重技术和设计创新的市场，年轻创业者有着市场的先天优势，而对于中国创业者来说，市场给予他们的最大帮助在于人口红利以及对新兴服务业需求的苏醒。

信息来源：《福布斯》中文版

  ⊙  2013年1月，集团“建业”文字商标被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河南省著名商标”。

  ⊙  1月10日，建业物业获得郑州市政府扶植奖金暨成功推广“社区文化教育”服务模式。

  ⊙  1月22日~23日，中城联盟绿色地产第三批电梯联合采购厂家约谈及招标文件讨论郑州会议圆满结束。

  ⊙  1月25日，建业住宅集团与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  1月25日，建业地产公司神垕“钧都·新天地”项目成功摘取禹州市神垕镇建设路三块宗地。

  ⊙  2月1日，建业泰宏公司成功获取郑州市六宗国有用地使用权。

  ⊙  2月6日下午，建业集团2013年新春团拜会在集团总部多功能厅举行。

  ⊙  2月19~21日，集团2013年管理年会在漯河建业福朋酒店成功召开。

  ⊙  2月27日，商丘公司成功获取商务中心区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