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电脑，弹跳出来新闻框，匆匆一瞥间，各种负面新闻应接不暇，社会的芜杂、时代的错乱全由网络表现。悲悯在现实中消耗，理想在虚无中破灭，标题党们不惜用最负面的词语吸引眼球，文明的构建，在当下，只能在废墟中前行。此时代之下，寻找隐匿的理想火花，发现真诚的自我，一直是企业文化构建和传播者的积极存在。
    当月刊连续六年荣获由中国房地产报和CIHAF中国评选的“全国优秀地产内刊”之时，有人评价说，边缘的地方也能开出美好的花朵。民企之于时代，建业之于河南，恰如其是。老胡在创业之初，所言适应、利用、改造，于时代审视下，业界不禁赞其前瞻。建业在河南厚土，成长，突破，组织目标之下的价值观驱动可窥一斑。
    在建业的战略步伐落脚之前，鄢陵，郑州的绿色前院——很多人难以想象它于建业的意义。全省业主大串门活动第四场已经结束，模式成熟，可供复制推广，在此之前，我们没有把它同房地产企业联系起来。然而这些，是建业追寻发展道路上，价值观意义的重要图标。让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战略指向背后，责任和使命于企业更有驱动力。今年是建业的“客户幸福年”，自2001年建业会成立以来，建业对生活方式的探寻一直在进行。花篮子、果篮子是建业战略的执行细节，于环境的改变，最重要的是对生活方式的打破重建，战略执行的过程正是构建建业式幸福的过程。
    德鲁克说，基于信息化的组织最有活力和动力。这里的信息化可以理解为共同价值观的深入，其意义拓展至整个社会，那么改善将更深入。

 

这个时刻再提房产税试点扩容，也透露出决策层正对调控思路做出适当调整，将房地产调控向更长期持续的方向引导。
    ——交通银行房地产行业研究员夏丹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近日，国务院明确提出“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房产税改革扩容已经确定向增量开刀的思路，新一轮试点可能在较大范围铺开。谁将是下一个试点城市，也成为近期众人猜测的焦点。由于房产税是已有税种，不存在开征的法律障碍，但在房地产相关税种尚未整合的情况下，开征有凭空加税之嫌，扩容以后，必须就其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长远的制度设计。

我们提倡大家用北斗，但不要排斥GPS。以后我们的设备要做成可以兼容的，一旦GPS发生风吹草动，北斗完全可以独立正常工作。只有这样，在信息安全上我们才有自主权。
    ——中科院院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孙家栋谈推动北斗民用。北斗区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系统，已于去年10月正式运行，实现覆盖中国及周边地区，2020年将建成覆盖全球的网络。

在学习和研究中遇到困苦时需要有两种精神，一种是不放弃的执着，另一种是当研究到死路时，要及时更换方向。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在贵阳举行的“国际科学大师论坛”上演讲。他说，在科学前沿做研究一般要经历很痛苦和很快乐两段时间。“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困苦时要有两个精神同时存在，一个是不放弃，要努力下去，一个是觉得做不下去得换个方向。”

我们整个社会都不爱乡村，凭什么要这些年轻人爱乡村？
    ——以描写中国农民工生活闻名的作家梁鸿在接受《羊城晚报》访问时指出，现今不管是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都在向城市倾斜，农村青年想远离乡村很正常，因为“全社会都在抛弃乡村”。

1992年，若不是邓小平出来说“市场经济不但资本主义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我们的很多文胆可能会一直坚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迈步不前甚至倒退。今天，若邓小平在世，他也许又会一锤定音：“宪政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宪政。”关键是：寄望于强人，本身就是悲哀。
    ——香港时评人邱震海发微博评论国内舆论近来关于“宪政是否属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

涂鸦固然是不文明的表现，但舆论该把精力集中在揭发更不文明的举止上，以提升整体社会文明素养。
    ——埃及3000多年历史的神庙浮雕出现“到此一游”的涂鸦。“到此一游”的字样再次触痛了国人敏感的神经。欲求彻底革除涂鸦文化，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方面，自上而下地祛除这类必欲留名而后快的习惯，逐步形成爱护文物的社会共识，尊重文物；另一方面，不妨多一些引导，搞一些让游客能信手涂鸦的设施，以释放这方面的内心压力。

    最近以来，幸福感的追求已经成为一个在国家层面上的公共议题，既引起社会的高度关切，也是政府施政的重点，还是媒体热议的中心。这种对于幸福感提升的要求已成共识。这其实是中国社会的重大的进步的标志之一。正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几代人的胼手胝足的奋斗，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空前的提高，这个社会才有了提出幸福问题的现实的基础和条件。正是由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奋斗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国人对于自我生活的期望和要求才可能有今天的高度。所以，这个“幸福感”的追求之所以为社会所瞩目，正是由于今天中国在国家层面上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了国家“贫弱”的问题的结果。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国人一直在为民族和个体生命的基本生存条件而进行努力，现在伴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我们的民族的屈辱所形成的悲情已经被超越。虽然现实存在的贫困和基本生存问题还需要社会高度关切，而二十世纪困扰中国的温饱等基本生存问题也在总体上已经被超越。正因为如此，社会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公众的新的期望。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成长，一个中等收入者的阶层在迅速扩大，他们的主流意识的影响也就成为一种社会意识的主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提升幸福感问题，其实所凸显的就是中等收入者及作为其后备军的年轻人的要求和期望，也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
    幸福感的问题实际上是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它当然主要是一种个体的生活感受，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的集体意识的展开。一方面，幸福感最终来自个人对自身生活的判断和理解。它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是否较为满意，是否认为自己的未来还有希望和梦想。但社会氛围也对于个体有巨大的影响，会极大地影响他的想法。幸福感的缺失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群”，这里既有诸如住房、教育、医疗、衣食住行的现实的生活问题，同时更是一个主观感受的问题，往往来自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这意味着它是中国社会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未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上面对过的新型问题。过去我们所期望的富裕、所期望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像过去想象的那样，它所产生的中国内部的诸多新的要求和新的困扰可能是社会、政府和个人会长期面对的。它所造成的这个复杂的“问题群”往往不是通过传统的思路就能够马上解决的，也由于每一个个体的需求和感受的千差万别而难以被充分把握和体会。如社会容易满足一个人的基本的物质要求，但难以通过他人的力量解决他没有女朋友的苦恼，这恰恰可能是造成他不幸福的根源。如一个人本来在自己的职场生涯中有了一定发展，但当他的同事发展更快时他也会产生失落感，造成幸福感的低迷。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了社会不可能一一回应这些要求，而诸多这样的要求也会水涨船高。
    我们就需要看到，幸福感的追求既要政府和社会齐心协力地更好地为人们提供服务，同时也需要人们对于自己的社会有信心和对于自己有信心。这种信心应该基于对于社会的复杂性的理解，对于个人的期望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和理性的评估；来自自我的认同和对于社会的认同。实际上，三十余年来中国人通过自己艰辛的奋斗和努力，已经创造了新的繁荣，中国的发展其实已经给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新的平台，我们虽然还有诸多问题和困扰，中国的发展也还呈现着相当复杂的状况，但理性客观地看到中国人实现梦想，发展自己，改善社会的机会其实是现实存在而且在不断扩大的。这其实是这个社会具有力量的基本的前提，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会在中国的进一步的发展中得到更多。
    三十多年前，我们正是靠着改变我们的物质条件的梦想走到今天的，正是当年我们大家对于中国的发展有共识，对于中国的前景有认同，我们才走到了今天。现在社会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不同的期望和想法，但聚合我们的认同的东西仍然是现实的存在，就是中国还要向前发展，而任何个人都只能在中国的发展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机会。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梦”，没有这个梦想，我们对于“幸福感”的提升的努力就不可能获得切实可行的路径。如果对于社会没有认同，对于社会的发展方向缺少共识，难免幸福感的低迷和消极的“抱怨文化”的盛行。公众需要了解，中国的顺利发展才可能给个人的物质条件的改善和自我发展提供最坚实的保障和前提。没有中国的安定和顺利发展，个人的要求和期望其实不可能得到承认和机会。这个道理其实是不同的诉求和期望的“最大公约数”。社会需要给个人更为明确的信息，你所能够期望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具体改善，而且是期望和追求的现实化。这不意味着任何期望都可能得到满足，但它意味着你的期望有实现的可能和路径，这在召唤和期待你的努力。社会既需要给人承诺和希望，但也格外需要坦诚地说明国情；社会需要给人更多的保障，但需要更客观地给个人展示现实状况如何，他的希望和前景何在。
    我们的社会有责任告诉年轻人，社会正在向什么方向走，社会有可能给你提供怎样的可能的空间，让你自己去追求个人的发展。社会能保障每个人的最基本的生活，但社会不能保障你的发展和成功，但社会可以提示你，如果你付出努力，贡献于社会，社会会给你合适的回报。这些都需要我们用更大的努力在各个方面为中等收入者和年轻人提供更多的精神上的激励和可行而美好的愿景。而中国今天到达的位置和今天所拥有的平台其实才是个人进步、发展的现实的条件。尽管每个人的希望不同，但这个前提格外需要形成社会的共识和认同。

（易武，大学教授，特约撰稿人）

    因为有机会到美国短期停留，我做了一段“访问主妇”。刚到美国时，恰逢圣诞和新年假期，当地举行了盛大的假日游行。游行表演的主力是中、小学的学生。这些队伍看上去有点凌乱，因为人员实在太过参差不齐，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但更多的孩子则是普通人，是普通生活中你所能看到的各种身材和长相。这在中国几乎无法想象。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不乏“选秀”的经历。至于参加公共演出的学生，当然更是精挑细选。我身边有多少全职妈妈不辞辛劳，全程陪同孩子上各种兴趣特长班，比如舞蹈班、民乐社团等，只有参加这样的特长班，才有机会参与集体演出。可即便花了无数精力金钱，除了有背景的孩子，如果身材不达标，长相不够美，也几乎在第一关就被淘汰了。年幼的孩子们还不能够理解，总以为是自己“表现还不够好”。
    而如今，我不仅在演出队伍中看到了那么多的普通孩子，还看到了每个孩子脸上阳光灿烂的幸福表情。借用一个在美国生活过的朋友的比喻，那是一张张“从来没有受过欺负的脸”。
我在猝不及防中和那些幸福的普通人相遇了。这是一场真正盛大的全民狂欢。人人都能平等参与，哪怕你并不具备专业水平，并非帅哥美女。我们居住的城市不大，长达数公里的游行队伍，应该是囊括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学校的学生。有富裕的私立学校，也有普通学校，从服装和配置上就能看出来：有的学校参与人数众多，全套挺括制服，乐器齐全，远看金光闪闪；有的学校只有几个人，穿着简单的露背裙装，徒手表演舞蹈。但无论队伍规模大小，行头豪华与否，孩子们都兴高采烈，或吹着大号小号，或擂着大鼓小鼓，或踩着音乐节奏载歌载舞，兴奋得满面潮红，观众们则不断为每一个表演方阵鼓掌，拍照录影。观众中除了像我们这样的匆匆过客，极有可能是这些孩子的父母、住家附近的邻居，大部分都是如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那一刻，我突然彻底地理解了一个海归全职妈妈的忧虑。对于她来说，回国最大的代价，不是失去了美国的大房子和清新空气，而是她的孩子在中国长大，就可能失去了做个普通人的权利。她不得不为孩子是否上奥数、是否补习外语和上各种特长班纠结不已。倘若不做出这些额外努力，她担心孩子根本没有走到前台的机会，最终不能跻身精英阶层而失去生活保障。这位全职妈妈在美国生活了将近20年，她的体会是美国也崇尚精英，而且有培育精英的系统，但是假如你身为一个普通人，拥有普通的智力，付出普通的努力，在美国就能够享受到基本的生活质量，得到社会尊重。但在中国，普通人的机会已越来越少了。父母甚至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中等生。不仅要托关系、花大价钱把孩子送进名校，而且还要得第一名。而一旦走向社会，要么有钱，要么有权，不仅自己要成为精英，而且要让自己的后代也成为精英，总之，就是出尽百宝，拒绝做一个普通人，哪怕是幸福的普通人。
    这令我想起年少时看过的一本文艺小说，作者虚拟了一个精英制的社会，所有的人都被打分，那些不够努力的人，天分不够高的人，或者老弱病残，统统都因为分数不够，被淘汰出主流社会。如今，中国的现实生活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但是一个人人艰苦奋斗争当精英，生怕被社会抛弃的“推优”时代业已来临。
    我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忘记可以在雨中漫步，忘记可以在课间打闹，忘记轻松愉快的家庭时光，忘记一个普通人的责任感和成就感。而在美国，你随时可以看见吹着口哨的快递员，愉快友善的售货员。水族馆里，家庭主妇结伴坐在大水箱前看五彩斑斓的热带鱼，快乐地看着孩子们嬉戏……
    当然，因为身处移民社会，扎根不易，美国人工作勤奋，远比欧洲人辛劳，有天赋及长相出众的人相信机会也一定更多。但相比之下，普通的美国人仍然有自己人生的舞台，社会对普通人的接纳程度比中国更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你可以选择做精算师，也可以选择做水管工；你可以选择进常春藤，也可以选择退学甚至不上大学；而就全职主妇而言，假如你身为一个女人，回家天经地义，没有那么大的精神压力。
    强大的中国需要许多聪明而勤奋的人去构建，但我们也越来越迫切需要学会卸去无所不在的焦虑、事事争强好胜的浮躁心态，学会享受普通人的幸福。

（陶雨，专栏作家）

    德国汉学家鲍吾刚在《中国人的幸福观》里指出，中国人这种压抑个人幸福而追求集体幸福的潮流，背后隐藏着另一个关键问题，幸福是此岸的还是彼岸的？许多神秘主义者都描绘过放弃小我、同时进入一个更大的自我的愉悦感，个体灵魂的藩篱消解，自我从中脱身而出，获得强烈自由感。
    所以，当我们不再谈论“社会进步”，转而谈论“人民幸福”，就意味着从彼岸回到了此岸。著名的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曾这样解释“邓小平理论”：“啥叫社会主义，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100个人里面，有98个人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剩下的那两个人，是自己不要幸福，没办法。”
    个人幸福少了很多“超越”的精神快乐，但多了实在的身体快乐。鲍吾刚认为，谈论中国人的幸福观应该着重谈论社会幸福，可这似乎又与我们常说的“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缺乏终极关怀”的判断相悖。眼下，幸福和“幸福指数”已经成为国内极热门的话题。除了内在追求和谐的必然逻辑以外，从外部似乎也有一些支持。
    据说南亚小国不丹的国王是“国民幸福总值”的始作俑者。在西方的发展经济学里，GDP统计多年来一直遭受批判，因为GDP中不包括资源利用，不包括儿童教育，不包括妇女压迫，也不包括环境保护。从阿尔曼到诺德豪斯到阿玛蒂亚·森，都纷纷提出修正性的或者替代性的统计方案，比如“绿色GDP”，比如“能源 GDP”。不丹国王的办法则是“国民幸福指数”，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政府治理、经济增长、文化发展与环境保护。
    这种指标的思想与GDP其实一脉相承，只是补充了不少内容。很多人会指责“政府治理”、“文化发展”这些指标都充满了“西方主义”的味道。自由民主、科学技术之类的指标是否具有普世性，这个问题大可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与身体直接感受无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制定“国民幸福指数”，就循着一条完全不同的思路。卡尼曼的讨论基于问卷，基于抽样调查，每一个样本都直接取自个人，都与身体感受有关，而不是从集体幸福里去推测。
    小穆勒在200多年前就区分过“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这两种幸福，分别表示精神上超越的幸福和身体上快乐的幸福。诺齐克的“体验机”和普特南的 “缸中之脑”假想则把这个命题推向极致。人体（甚至只要大脑）漂浮在巨大容器的营养液中，由一台“体验机”为我们提供刺激。如果机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切快感，那么，你愿意选择这种幸福生活吗？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你是否认为幸福只与自己的身体有关？
    边沁就是这样认为的，原教旨的功利主义就支持这种观点，到了小穆勒，幸福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偏差。大家要把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联系起来，其中有几个经济学关节是不得不打通的。上世纪50年代，福利经济学通过萨维奇、柏格森、萨缪尔森的努力，建立起了“社会福利函数”，也就是说，在一系列严格前提假设下，可以通过社会福利函数，加总所有个人福利，得出社会总体福利。
    这里面富有争议的地方是，个人幸福可以做总量上的比较，还是只能做边际上的比较。前者可以推导出“基数效用论”，后者是目前主流的“序数效用论”。如果我们有了“基数效用”，那么统计社会福利将大大地简化。但它也会导致悖论。
    帕菲特就是这样嘲笑这种思想的。功利主义的基本观念是边沁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是人就有一定量的幸福，我们应该努力把地球上的人数增加到200亿，塞满每一个角落。虽然每个人都不那么幸福，但我们如此确实做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古代人的幸福和现代人的幸福
　　
    追求幸福，后面似乎蕴涵着文化背景。曾经听过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的讲座，谈论德国人和中国人在追求幸福时，对待身体的不同态度。
    德国人很喜欢运动。快速散步（或者暴走）、踢足球、登山、马拉松，等等，通过消耗身体获得精神上的极大满足。中国人似乎不喜欢运动，一动不如一静。中国人只喜欢坐着喝茶，冥想，西方人称之为“精神旅游”。即使偶尔散步，也是以不出汗为宜的。简单地说，中国人追求幸福的方式是“节约身体”的。
    这种态度表现在很多方面。举个例子，同样是“寻求灵感”这回事，西方人称为“等待缪斯女神”的光顾。德国哲学家似乎喜欢散步，比如走那条著名的“海德堡小路”，缪斯女神只有在散步时才会降临。但中国人更喜欢睡觉，似乎梦境是将自己与神秘联系起来的最好途径。
    所以，幸福是与文化有关的。鲍吾刚就在书里指出，早在孔子之前，中国人就开始追求幸福。最初由巫师主管，后来由乐师主管，“乐”既是音乐，也是快乐。到了孔子以后，“礼”逐渐兴起，甚至成为孔子追溯商周传统的主要依据。礼是制度，乐是身体。礼乐之争，礼完全压倒了乐，也就是集体的制度规范压倒了个体的身体感受。在“六经”之中，《乐经》似乎完全没有流传。再后来，今文经学乃至一系列生发出来的政治哲学，背后无不以“礼”为核心标准。近年来，李泽厚一再强调 “乐感文化”，就是想挖出这条长期被掩埋的线索吧。
在西方也是一样的，所以才有了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把逻格斯压倒酒神精神，整个这个理性化的演变过程，看作一场大大的悲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逻辑脱离了身体，悖离了原初的幸福。
    也确实有很多间接的资料表明，过去历史上民间的幸福，农村的幸福，远不是依照书本上那些政治理想来的，只是他们难以记录和表达罢了。老百姓不在乎学者们是否要按照公羊学的“三代模式”重塑政治，这不管我们的事，你有你的幸福，我有我的。

中国人的怕和爱
　　
    中国人尤其是老一代人，很少会谈论什么幸福，而是更多地谈那些导致不幸福的事。现在公布的报告说，现代人的幸福主要包括住房落实、收入稳定、孩子争气、身体健康这四个方面。实在地，这几个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并不能保证我们幸福，只是让我们少一点担忧和害怕而已。
    我们既然很难界定和研究幸福，只能做减法，看看哪些因素使得当下中国人最不幸福。正如这些报告所说，住房担忧、失业担忧、教育担忧、医疗担忧和养老担忧是中国人的五大心病，这十余年来的改革，心病始终未除。而且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的二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段里，这几点将始终是普通中国人的心病。
    这几点，一般都与“钱”有关，但也并不总有关。一个人要幸福，必须每一点都达到一定的水平，否则想起那桩心事，幸福感就会大大地下降了。
    但还有一些调查很有意思。从城市来看，杭州是排名第一的幸福城市，杭州人远比其他地方人幸福，杭州的下岗工人即使收入比上海的下岗工人还低，他们也更幸福。丽江是中国第二大幸福城市，人们争着去丽江，并非没有道理。成都、大连、苏州这些城市都名列前茅，并非这些城市人的心病较其他城市的人少，而是城市的休闲文化氛围似乎本身就带来了快乐。广州是一个公认的“恐怖”城市，但广州人的幸福水平一点都不低。想当然地认为“社会安全”会影响人们幸福程度的观念，可以休矣。
    南方城市比北方城市幸福，女性的幸福水平比男性要高，公务员的幸福水平要比其他职业来得高，这些调查统计都符合我们的直觉。农民工不和城里人比，残疾人不和健康人比，所以我们往往会低估他们的幸福。我们这一代有公认的“怕”，可也有私人性的“爱”。
    盖洛普的统计表明，近年来，中国人的幸福水平先升后降。我们的收入肯定更高，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更多让我们“怕”的东西，从而感觉不幸福吗。也许这个解释部分地有效。当代中国人越来越多地知道住房、工作、教育、医疗、养老的可怕，相对的可怕和绝对的可怕。
    帕斯卡认为，人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我们常常要生活在恐惧中，但我们相信自己的高贵品性，从而能获得简单而又高贵的幸福。给予我们最大幸福的，不是怕，而是爱。

(陈厅，书评家，特约撰稿人)

打破物质的单向度

    “幸福本是一种感觉，它不取决于人们的生活状态，而取决于人的心态。感觉幸福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一个人在地里劳动，满头大汗，可是他觉得很幸福，他就是幸福的；另一个人在自家花园里散步，可是他觉得自己很不幸福，他就是不幸福的。”
   无论我们以何种定义来解读幸福，都不能否认，幸福是一种预期与所得之间相比较而产生的心理反应，它并非一种实在的物体。既然是一种比较，那么最重要的东西则是标准，幸福与否，心灵上的标准归根结底关乎“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没有健康的价值观和充沛的心灵力量，幸福只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单向度的社会里，人们获得的物质越多，幸福感就越稀薄；物质时代的幸福感，必须从精神世界中追寻。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这一点拎得就很清楚。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在《中国人的幸福观》一书中研究所得，中国历史上甲骨文以后的早期文字中有17个和“幸福”有关的字词与符号显示，关乎中国人幸福感的有3个主要方面，即宗教、社会和物质，其中宗教领域有4个词值得注意，在社会领域的词则有11个，在物质层面仅有两个词。鲍吾刚据此认为，中国人比较关注内心安宁，注重“人们给予彼此欢乐和幸福”，同时“从未完全脱离自然和超自然的地方”。
    中国人一向注重社会关系，因此社会领域有11个关键词并不使人惊奇。事实上，中国社会一直缺乏的宗教氛围，已经成为社会精神危机和幸福感匮乏的主要原因。由布伦诺·S·弗雷与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合著的《幸福与经济学》一书曾阐述了信仰宗教与幸福之间有着积极的关系。一般来说，宗教能够提高幸福水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宗教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解释性框架”，这种框架能够为生活提供意义与目标，这是幸福的重要源泉。二是参与宗教活动是得到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之一。三是信仰宗教的人能够更好地克服遇到的失业、患病等不利情形。找寻幸福，不妨转向宗教。

居于幸福网络之中

    幸福有许多好处。更幸福的人往往更健康、更长寿、挣得更多。他们通常也会从事更多的志愿工作、更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发出更多心理学家所说的“杜兴微笑”，即真诚的微笑。当代社会学也证实，幸福本身可以传染。
    全球畅销书Connected的作者詹姆斯·福勒和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发现，如果你身边那些人际网络中重要的朋友、家人与邻居，有许多人都很幸福，那么你将来也会幸福很多。他们表示，更准确地说，如果居住在离你1英里内的一个朋友生活幸福感得到显著提升，你的生活幸福感就会增加25%。同样效应的还有同居配偶（幸福感提升8%）、居住在1英里之内的兄弟姐妹（14%）和邻居（34%）。这意味着，幸福传播的强度似乎更多有赖于社会交往的频繁度（与地域邻近相关），而不是社会关系的深度。比较遗憾的是，出于某种原因，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工作场合。
    社会学家分析，为什么幸福能够传染？一个原因或许是，幸福的人会与亲朋好友分享好运气（例如，提供实际的帮助，或在经济上慷慨解囊）。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幸福的人往往会改善自己的行为，会对周围的人更加友好，或不那么有敌意。又或许只是因为正面情绪具有高度传染性。在我们的世界里，如欲得到幸福，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力地去接近幸福的正能量。从另外一方面看，我们自己，也应竭力为别人提供正面的能量，就像编剧人柏邦妮说过的，“希望自己在任何一段关系中，都给予正面的力量，每一个在人世中遭遇我的人，都得到了光和热，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分量”。

深秋心态与建业幸福论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拥有良好的心态无疑是收获幸福的充分必要条件。老胡和建业在此方面可谓探索良多，有一整套的价值体系。深秋心态及向农民学得的那些生存智慧，最能给人启发。
    “深秋心态”是老胡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一个提法，最初是针对企业家的心态来讲的。他认为，中秋节之后的深秋时节，在中原地带普遍的气温是20℃左右，这也是做企业的人应当具有的心灵温度。深秋的温度，使你在行业快速发展温度火热的时期保持冷静，而在行业冬天，温度降到0℃的时候自己不会太冷，还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其实，深思之后，我们发现这种心态不仅可以用以做企业，更有广泛的普适性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如要持久幸福，就不能仅依靠生命中的惊喜，深秋心态会让我们对生活有更积极的发现。
2009年伊始，同样针对波折动荡的2008年，老胡的另一篇大作《向农民学生存的智慧》，讲生存智慧，但择几句细细品味，其中也更多讲的是心态的修为：
    当多数国人面对时下的经济增长减速怨天尤人时，农民却不相信年年都会风调雨顺，旱、涝、虫灾同样也是上天的赐予；
    当多数国人在消费上经常“透支未来”时，农民只牢记着先人的遗训而量入为出；
    当多数国人以各种手段变着法儿地向社会索取时，农民仍坚信一分耕耘方能换来一分收获；
    当多数商人以奇招百出的花样“包装”、“炒作”时，当许多创业者或涉世不久的年轻人幻想着“四两拨千斤”、“空手套白狼”时，农民却只相信种瓜不会得豆，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当多数国人在社会转型期心态浮躁、淡忘真理时，只有农民春播、秋种、夏收、冬藏，日子过得平稳、殷实。
    综合而言，建业的幸福论，首先强调正向价值观的指引，其次讲循道而为、智者无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此的幸福，平淡但充实，不失为一种富有启发的追寻幸福之道。

（白许晨/文）

拓展职业上的发展空间

    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是否一件幸福的事？有的人说，爱好若成为工作，便剥夺了喜爱的可能性；也有人说，如果不喜欢，怎么能投入。
    不管是先生蛋还是先有鸡，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回答不了人生选择的问题。它综合了那么多的因素，最终才让我们面临今天的生活和工作。工作在物质主义的今天已经占据大多数成年人的时间。不在上班就在去上班的路上。究竟工作于我们是什么？谋生工具还是生活的另一片空间。当我们微笑着去面对它，职场和人生何其相似，生活的实质在这里从未变化。只有不断地成长，个人才会不断受益。多少人是在忙碌着未来过去虚妄，专注于当下这最简单的情境反而是属于少数人的，而这少数人可能是马云、柳传志或者其他企业精英。
    面对职业，有怎样的心态决定了它的天花板所在。著名积极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说，人就像蜂巢里的蜜蜂，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找到个体存在的意义。如果你参加过合唱团或者乐队，或者参加过篮球队，那么你会体会到人跟蜜蜂的相似处。人的天性中便是如此。
    社会分工的细化，让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得以发挥最大的能效，而企业中的人便是在组织目标的达成中获得价值和尊重。就像原始的部落，每个人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奉献自己的长处，享受集体带来的安全和存在感。
    在这时代，最值得投资的便是职业上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因为它的根本是人的进步。

认知自我，成长自我

    人类对自我的认知是伴随着对世界探索的过程。从蹒跚学步到耄耋之年，我们跟世界的联系从建立到熟知，这其中应该伴随着对自我的认知，从而带来自我成长的结果。
    古语言，三岁看老。性格中先天的因素有时让我们无奈到假装它的不存在。但真正的成长恰恰来自对自我清醒的认知和不断的改变。没有人会说，我比二十年前成熟多了，这样大的时间跨度本身就是对规律的忽视。星座、血型、属相、生辰八字甚至手相面相，我们应用多种方式来研究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是一丝半点。
    美国心理学家M·斯科特·派克说，人的成长环境会在性格中形成地图，之后的行为方式多数按图索骥，愈来愈狭窄。如果不能了解这背后的原因，那么性格中的缺陷逐渐会放大，大到严重影响我们工作生活的质量。而解决大多数人内心深处的问题的方式就是自我了解，这是根本的问题。只有对自己有正确认知的人，才会拥有爱的能力，才能在社会中独立生活而不被同质化、异质化。
     认知自我的方式有很多，不管是持续地学习还是选择体育锻炼甚至参与公益，都是通往自我认知和提升的道路。

培养爱好

    20岁之前的人，可以规劝，20岁到40岁的人如果需要劝谏，只能暗喻。40岁之前的乐趣发掘和爱好培养对一个人的后半生至关重要。如果40岁左右的人还沉迷于网络游戏的话，等到老年，他选择网络游戏的几率非常大。相反，如果他的爱好是研究花草，那么他将很可能会拥有一个无比美丽的花园。这就是爱好培养的魅力所在，一项真正的爱好，是我们精神的第三居所。
    它让我们独立于工作家庭琐事之外，甚至帮我们建立稳固和谐的朋友圈子，在另外一个群体里继续感受自我的价值和享受生活的乐趣。一项高级情趣指向的爱好，将我们的精神向上升华，而反之则让我们沉重向下。丹青写意、安弦操缦、阴阳太极、泼墨挥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给我们的爱好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俗语讲玩物丧志，在而今的时代，任何一个足够深入的玩物者都能找到自我的舞台。
    公园里，阳光下舒畅呼吸中打太极的老者，那种从容和安静，正是我们希望一项爱好带给人的提升所在。构建于人精神空间的丰富和宁静，恰是物质至上社会形态中，稀缺和珍贵之处，金钱不能购买、权力不能剥夺。
    当我们对社会热辣批判之时，眼中饱含热泪。生于斯长于斯，对自我的理解更是如此，苛责之外，让我们更有动力和智慧面对生活、解决接踵不断的问题。提升，圆满。
人生不是一场横向的竞赛，任何时间开始都不晚。孔子五十而学易，爱好和乐趣的构建，是一场人生整体的规划，放诸长远，是基本的原则。

公益参与

    对慈善和公益参与者的定义，有钱人和有暇身，是一种狭隘的看法。我们更倾向于更广义的概念。慈善可以通过金钱和时间，但更重要的是对陌生人的一个微笑，有可能那微笑会成为“陈水总们”的救命稻草。当我们将更多正能量注入社会之时，社会将为之改变。当我们将正能量放诸工作空间、家庭空间，都能同样带来环境的改变。
    在我践行绿色生活的准则时，一个朋友说，如果13亿中国人都如此，中国的环境将是世界第一，世界也就不用忧虑中国的环境问题了，可这只是理想状态。
    公益本身就是将不可能的事尽量去做，从而带来改善，让更多人理解到，行动起来，带来改善。
    建业集团是最早参与到阿拉善治沙行动中的企业，100家企业的参与、每年一千万的资金，对于沙化的治理十分脆弱。但从2004年至今，阿拉善所呈现的生态治理模式、当地生活方式的转变，对治沙这样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是很重要的实践经验。公益改变的不一定是整体，但一定会带来周边环境的不断改变。
    如果有时间，去养老院陪一陪孤独的老人，体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果有时间，可以带着孩子在院子里捡垃圾，跟孩子一起体会环境的改变从自我开始。如果不快乐了怎么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去大街上做一件好事，之后心情会愉悦。公益不是付出，是自我成长的收获，并且收获远远大于给予。
    公益的根本不是行动，是背后的一念心起。

（王鑫莹/文）

打破物质的单向度

    “幸福本是一种感觉，它不取决于人们的生活状态，而取决于人的心态。感觉幸福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一个人在地里劳动，满头大汗，可是他觉得很幸福，他就是幸福的；另一个人在自家花园里散步，可是他觉得自己很不幸福，他就是不幸福的。”
   无论我们以何种定义来解读幸福，都不能否认，幸福是一种预期与所得之间相比较而产生的心理反应，它并非一种实在的物体。既然是一种比较，那么最重要的东西则是标准，幸福与否，心灵上的标准归根结底关乎“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没有健康的价值观和充沛的心灵力量，幸福只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单向度的社会里，人们获得的物质越多，幸福感就越稀薄；物质时代的幸福感，必须从精神世界中追寻。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这一点拎得就很清楚。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在《中国人的幸福观》一书中研究所得，中国历史上甲骨文以后的早期文字中有17个和“幸福”有关的字词与符号显示，关乎中国人幸福感的有3个主要方面，即宗教、社会和物质，其中宗教领域有4个词值得注意，在社会领域的词则有11个，在物质层面仅有两个词。鲍吾刚据此认为，中国人比较关注内心安宁，注重“人们给予彼此欢乐和幸福”，同时“从未完全脱离自然和超自然的地方”。
    中国人一向注重社会关系，因此社会领域有11个关键词并不使人惊奇。事实上，中国社会一直缺乏的宗教氛围，已经成为社会精神危机和幸福感匮乏的主要原因。由布伦诺·S·弗雷与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合著的《幸福与经济学》一书曾阐述了信仰宗教与幸福之间有着积极的关系。一般来说，宗教能够提高幸福水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宗教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解释性框架”，这种框架能够为生活提供意义与目标，这是幸福的重要源泉。二是参与宗教活动是得到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之一。三是信仰宗教的人能够更好地克服遇到的失业、患病等不利情形。找寻幸福，不妨转向宗教。

居于幸福网络之中

    幸福有许多好处。更幸福的人往往更健康、更长寿、挣得更多。他们通常也会从事更多的志愿工作、更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发出更多心理学家所说的“杜兴微笑”，即真诚的微笑。当代社会学也证实，幸福本身可以传染。
    全球畅销书Connected的作者詹姆斯·福勒和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发现，如果你身边那些人际网络中重要的朋友、家人与邻居，有许多人都很幸福，那么你将来也会幸福很多。他们表示，更准确地说，如果居住在离你1英里内的一个朋友生活幸福感得到显著提升，你的生活幸福感就会增加25%。同样效应的还有同居配偶（幸福感提升8%）、居住在1英里之内的兄弟姐妹（14%）和邻居（34%）。这意味着，幸福传播的强度似乎更多有赖于社会交往的频繁度（与地域邻近相关），而不是社会关系的深度。比较遗憾的是，出于某种原因，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工作场合。
    社会学家分析，为什么幸福能够传染？一个原因或许是，幸福的人会与亲朋好友分享好运气（例如，提供实际的帮助，或在经济上慷慨解囊）。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幸福的人往往会改善自己的行为，会对周围的人更加友好，或不那么有敌意。又或许只是因为正面情绪具有高度传染性。在我们的世界里，如欲得到幸福，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力地去接近幸福的正能量。从另外一方面看，我们自己，也应竭力为别人提供正面的能量，就像编剧人柏邦妮说过的，“希望自己在任何一段关系中，都给予正面的力量，每一个在人世中遭遇我的人，都得到了光和热，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分量”。

深秋心态与建业幸福论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拥有良好的心态无疑是收获幸福的充分必要条件。老胡和建业在此方面可谓探索良多，有一整套的价值体系。深秋心态及向农民学得的那些生存智慧，最能给人启发。
    “深秋心态”是老胡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一个提法，最初是针对企业家的心态来讲的。他认为，中秋节之后的深秋时节，在中原地带普遍的气温是20℃左右，这也是做企业的人应当具有的心灵温度。深秋的温度，使你在行业快速发展温度火热的时期保持冷静，而在行业冬天，温度降到0℃的时候自己不会太冷，还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其实，深思之后，我们发现这种心态不仅可以用以做企业，更有广泛的普适性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如要持久幸福，就不能仅依靠生命中的惊喜，深秋心态会让我们对生活有更积极的发现。
2009年伊始，同样针对波折动荡的2008年，老胡的另一篇大作《向农民学生存的智慧》，讲生存智慧，但择几句细细品味，其中也更多讲的是心态的修为：
    当多数国人面对时下的经济增长减速怨天尤人时，农民却不相信年年都会风调雨顺，旱、涝、虫灾同样也是上天的赐予；
    当多数国人在消费上经常“透支未来”时，农民只牢记着先人的遗训而量入为出；
    当多数国人以各种手段变着法儿地向社会索取时，农民仍坚信一分耕耘方能换来一分收获；
    当多数商人以奇招百出的花样“包装”、“炒作”时，当许多创业者或涉世不久的年轻人幻想着“四两拨千斤”、“空手套白狼”时，农民却只相信种瓜不会得豆，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当多数国人在社会转型期心态浮躁、淡忘真理时，只有农民春播、秋种、夏收、冬藏，日子过得平稳、殷实。
    综合而言，建业的幸福论，首先强调正向价值观的指引，其次讲循道而为、智者无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此的幸福，平淡但充实，不失为一种富有启发的追寻幸福之道。

（白许晨/文）

拓展职业上的发展空间

    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是否一件幸福的事？有的人说，爱好若成为工作，便剥夺了喜爱的可能性；也有人说，如果不喜欢，怎么能投入。
    不管是先生蛋还是先有鸡，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回答不了人生选择的问题。它综合了那么多的因素，最终才让我们面临今天的生活和工作。工作在物质主义的今天已经占据大多数成年人的时间。不在上班就在去上班的路上。究竟工作于我们是什么？谋生工具还是生活的另一片空间。当我们微笑着去面对它，职场和人生何其相似，生活的实质在这里从未变化。只有不断地成长，个人才会不断受益。多少人是在忙碌着未来过去虚妄，专注于当下这最简单的情境反而是属于少数人的，而这少数人可能是马云、柳传志或者其他企业精英。
    面对职业，有怎样的心态决定了它的天花板所在。著名积极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说，人就像蜂巢里的蜜蜂，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找到个体存在的意义。如果你参加过合唱团或者乐队，或者参加过篮球队，那么你会体会到人跟蜜蜂的相似处。人的天性中便是如此。
    社会分工的细化，让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得以发挥最大的能效，而企业中的人便是在组织目标的达成中获得价值和尊重。就像原始的部落，每个人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奉献自己的长处，享受集体带来的安全和存在感。
    在这时代，最值得投资的便是职业上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因为它的根本是人的进步。

认知自我，成长自我

    人类对自我的认知是伴随着对世界探索的过程。从蹒跚学步到耄耋之年，我们跟世界的联系从建立到熟知，这其中应该伴随着对自我的认知，从而带来自我成长的结果。
    古语言，三岁看老。性格中先天的因素有时让我们无奈到假装它的不存在。但真正的成长恰恰来自对自我清醒的认知和不断的改变。没有人会说，我比二十年前成熟多了，这样大的时间跨度本身就是对规律的忽视。星座、血型、属相、生辰八字甚至手相面相，我们应用多种方式来研究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是一丝半点。
    美国心理学家M·斯科特·派克说，人的成长环境会在性格中形成地图，之后的行为方式多数按图索骥，愈来愈狭窄。如果不能了解这背后的原因，那么性格中的缺陷逐渐会放大，大到严重影响我们工作生活的质量。而解决大多数人内心深处的问题的方式就是自我了解，这是根本的问题。只有对自己有正确认知的人，才会拥有爱的能力，才能在社会中独立生活而不被同质化、异质化。
     认知自我的方式有很多，不管是持续地学习还是选择体育锻炼甚至参与公益，都是通往自我认知和提升的道路。

培养爱好

    20岁之前的人，可以规劝，20岁到40岁的人如果需要劝谏，只能暗喻。40岁之前的乐趣发掘和爱好培养对一个人的后半生至关重要。如果40岁左右的人还沉迷于网络游戏的话，等到老年，他选择网络游戏的几率非常大。相反，如果他的爱好是研究花草，那么他将很可能会拥有一个无比美丽的花园。这就是爱好培养的魅力所在，一项真正的爱好，是我们精神的第三居所。
    它让我们独立于工作家庭琐事之外，甚至帮我们建立稳固和谐的朋友圈子，在另外一个群体里继续感受自我的价值和享受生活的乐趣。一项高级情趣指向的爱好，将我们的精神向上升华，而反之则让我们沉重向下。丹青写意、安弦操缦、阴阳太极、泼墨挥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给我们的爱好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俗语讲玩物丧志，在而今的时代，任何一个足够深入的玩物者都能找到自我的舞台。
    公园里，阳光下舒畅呼吸中打太极的老者，那种从容和安静，正是我们希望一项爱好带给人的提升所在。构建于人精神空间的丰富和宁静，恰是物质至上社会形态中，稀缺和珍贵之处，金钱不能购买、权力不能剥夺。
    当我们对社会热辣批判之时，眼中饱含热泪。生于斯长于斯，对自我的理解更是如此，苛责之外，让我们更有动力和智慧面对生活、解决接踵不断的问题。提升，圆满。
人生不是一场横向的竞赛，任何时间开始都不晚。孔子五十而学易，爱好和乐趣的构建，是一场人生整体的规划，放诸长远，是基本的原则。

公益参与

    对慈善和公益参与者的定义，有钱人和有暇身，是一种狭隘的看法。我们更倾向于更广义的概念。慈善可以通过金钱和时间，但更重要的是对陌生人的一个微笑，有可能那微笑会成为“陈水总们”的救命稻草。当我们将更多正能量注入社会之时，社会将为之改变。当我们将正能量放诸工作空间、家庭空间，都能同样带来环境的改变。
    在我践行绿色生活的准则时，一个朋友说，如果13亿中国人都如此，中国的环境将是世界第一，世界也就不用忧虑中国的环境问题了，可这只是理想状态。
    公益本身就是将不可能的事尽量去做，从而带来改善，让更多人理解到，行动起来，带来改善。
    建业集团是最早参与到阿拉善治沙行动中的企业，100家企业的参与、每年一千万的资金，对于沙化的治理十分脆弱。但从2004年至今，阿拉善所呈现的生态治理模式、当地生活方式的转变，对治沙这样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是很重要的实践经验。公益改变的不一定是整体，但一定会带来周边环境的不断改变。
    如果有时间，去养老院陪一陪孤独的老人，体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果有时间，可以带着孩子在院子里捡垃圾，跟孩子一起体会环境的改变从自我开始。如果不快乐了怎么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去大街上做一件好事，之后心情会愉悦。公益不是付出，是自我成长的收获，并且收获远远大于给予。
    公益的根本不是行动，是背后的一念心起。

（王鑫莹/文）

EUDAEMONIA——因理性而积极的生活所带来的幸福。幸福是一个好的人生，你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力量，追求高尚目标，在喜爱和尊敬的人陪伴下，并为之感到自豪和满足。这是古希腊哲学家对幸福的定义，也是积极心理学派对幸福的基本定义。

不管是在最好的过去，还是最糟的当下，对幸福的思考和追问一直是持续不断的话题，今天我们从多角度思索和总结幸福的基本地图，用调研和采访去实践思考。以期带来更深刻理解和更积极探索意义。

    当我站在中国美术馆，浏览建馆以来50年的馆藏重要作品时，小岗村的一幅纪实油画作品，让我在一刹那间茅塞顿开。郝堂村的意义不在于它本身的特殊化呈现，而在其背后的运作模式以及农村自我精神的重塑、对农民自我的尊重。其背后所包含的生态的保护、金融机构的运作以及农民之间信任精神的渗透，既包含了基层民众的参与精神，更包括了社会精英NGO方式建设的影响。
    城镇化作为点击率最高的词汇，它关涉的不仅是房地产、金融、宏观经济，更是新生活方式的探索。但在郝堂，我们可以说生态构建的背后，是乡村的自我完善过程，是实践意义上的城镇化。这里的农村，已经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外出务工人员回到家乡就业。这里距离信阳市区约十五公里，随着郝堂知名度的不断提升，游客越来越多。近郊游已经成为周末休闲的重要方式，在信阳不乏山水，在郝堂不仅有山水，还有豫南最传统意义的民宅、垃圾分类的村庄、污水循环处理的农家、最生态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踏足这里，看到花红柳翠、水绿山青、生机盎然的村庄，但就像接待我们的前任书记禹明善说的那样：
    这些的背后，公益组织的付出是非常大的。你说这一块栽什么树，植物怎么运用，那不是领导说了算，也不是老百姓说了算，有专家、有志愿者在这儿为你参谋，当然肯定要和自然相和谐。比如我们有设计房子的、施工的、景观的、金融的、合作组织的，很多方面的志愿者。大家共同的目标是要构建一个不一样的农村。

暂时不跟大资本对接

    郝堂的建设就像农村问题研究学者李昌平表述的那样，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经济上每一次“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都是因为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恢复而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局面。历经多次危机而不倒的中国经验之核心，就是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农村，还有内部化处理外部性代价的机制。1950年化解民国遗留的高通胀危机靠的是恢复农村经济——土改增强农民创造性；1960年化解“大跃进”危机靠的是恢复农村经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增强农民创造性；1980年中国又因连续过多引进外资造成危机的对应解决，靠的还是恢复小农经济。而今面对的内需不足，实际上就是三农问题的结果。
    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是金融。进入郝堂，我第一眼看到的建筑就是金融中心。对于金融中心，禹书记是这样表述的：
    一是以农民的互助合作金融为切入点，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建设村社共同体，通过集体经济和共同体培育，来促进社区的综合发展。比如，第一就是我刚才讲的“三生共赢”，生活、生产、生态；第二是对村庄的修复，对村庄的历史记忆和空间的保护，让大家认识村庄的价值；第三是农村金融，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适合于目前农村土地制度的金融制度，通过金融制度让农民组织起来，来发展集体经济，来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来培养支撑农村社区发展的经济基础。乡村可持续发展项目组在这个村子里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坚决反对招商引资，同时还提出一句话叫慎重使用财政资金。
    农民建房和农村改造是财政拿的钱，不是财政全部拿，而是村民贷款，财政给你贴息，旧房改新房，财政根据建筑面积进行建房补贴，一平方财政补助130元。改造一栋房子的成本，一平方假如说是500元、600元，财政只补一部分给农民，财政不能把钱直接给农民。另外，你按照村庄的要求改造房子，厕所必须是卫生厕所；要用沼气的话，给补贴；要是实行垃圾分类的话，给补贴；做污水处理，给补贴。就是在补贴的过程当中，把要倡导的生态建设理念放在里面。
    当我们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备了和外来资本进行对话和讨价还价能力的时候，我们欢迎外来资本介入，也就是说土地开发的这一部分收益是村集体的，有了土地开发的收入之后，可以为村子多做一些公共事务。
    郝堂建设理念的根本，是希望村庄靠自我的力量去改善和构建自身发展的能力。希望农民积极参与，但不是强制要求执行。用好的管理制度去构建和约束，而不是依靠纯粹行政手段，这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转变。
    2012年年底，村里给每一位60岁的老人发放了800元的养老金，这是从金融合作社的利息里支出的养老金，真正实现老有所养。
    村民可以用自己的信用在金融合作社进行小额贷款，每位老人可以提供5000元的金额担保，这是将熟人社会转化为信用使用的案例，解决了村民自我发展建设的初始资金来源，同时也成为农村道德风尚建设的来自经济的重要约束力量。

乡建院，来自社会精英的参与

    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简称：中国乡建院）是一个为农民服务的专业机构，2011年由生态画家孙君和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等一群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十几年的民间人士发起成立。中国乡建院致力于将农村建设得更农村。乡建院正式组建后第一个项目是郝堂。郝堂也是乡建院这个NGO的总部所在地，它的办公场所，一栋由乡建院设计、当地人全部采用旧建筑材料建设的豫南风格的建筑在今年的八月会正式投入使用。我们去的时节，除了一千多亩盛开的荷花，还有乡建院正在安装生态新风系统的施工过程。
在郝堂，不缺少美丽的风景，更大的亮点在独有特色的建筑。在这里，建筑的高度不得高于门前树木的高度，建筑隐藏在树木中是基本的原则。
    院落的改造是很大的亮点。“未来，我们准备在10年内建设20～30个郝堂这样的样板村。争取每个省有个分院。”李昌平说，这是乡建院的目标。 郝堂从新金融与茶文化开始。
    “先要有思想的扶贫，开启民智。我们主张先生活后生产，环境搞好，再谈生产。再把产业结构调整，再开始做规划。”比如郝堂主要以茶文化为核心，要用茶文化推动旅游，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孙君等一批画家与建筑师将新的建筑语言带入村子，审美教育虽是其一，“不过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建设村庄共同体，对乡村系统的重建与恢复”。

从垃圾分类到精神重塑

    大多数农村建有漂亮的房子、硬化的水泥路，却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农村把自我的精神丢弃，城市的过度包装、城市化生活方式掠夺性地进入农村。农村的生态随之被破坏。在郝堂，我们首先看到了对自然的尊重。路面是石子路，为了让雨水经过渗透进入地下水循环，院落里建立污水处理系统，使用沼气，建立垃圾分类机制。有了这些才能保证生态的基本平衡。
    良好生活方式的构建，才会重塑农村的基本生态和精神风尚。不仅重视村民住房、道路、水系、生态环境保护等硬件建设，更重视社区金融和孝文化等软件建设。把村庄同时建设成养老村、敬老村。农民主导的新农村建设要以无垃圾无污水、保护生态环境、恢复农业文明优势为起点。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区别之一在于农村可以做到没有垃圾。
    探访的当晚，我们落宿在郝堂的养老服务中心，这里是针对六十岁以上老人的服务中心，提供医疗等各方面的服务。这里的工作人员，大量的工作就是回访村里的老人，了解他们的需求并予以满足。这让我们看到农村新文明背后的制度希望。

    信阳乌龙，让茶叶长大一些

    听说过信阳红茶的人，挺多，听说过信阳乌龙的人，是少数。去郝堂之前，我也未曾听过信阳产出乌龙茶。
    茶厂隐藏在山林中，整个信阳都弥漫在板栗花的甜腥味中，茶厂也是在这样的空气里制茶，茶厂周围环绕着茂密的竹林，让人心旷神怡。
    由于人工成本不断上升，信阳小农自己的茶园，几亩地、十几亩地的茶园，日渐凋敝，无人照料，嫩芽连采都没有时间，无需言施以农药化肥了，所以山里的茶百分百有机无污染。茶厂的青叶收购自当地的农民，节省了农民炒制的时间。
    在这里，讲究的是对自然的尊重，信阳毛尖的采茶期很短，也就是清明到谷雨这段时间，而乌龙茶的制作所需茶叶是夏茶，叶子经过雨水和阳光的滋养，等长到四片叶子一片芽之时，采下来做成乌龙茶，即便如此，与南方的乌龙比起来，它的条形还是精干内敛的，味道也是如此，更内敛更耐冲泡。这便体现了尊重生态，“当时当食”的态度。
    制茶师傅孔伟说，让茶叶在初夏的光照里，多长一段时间，让它的自性成长得更完善，那么茶叶里所蕴含的营养价值就更高，也符合我们对茶品味道层次的期待。其实中国的精神里面，完整和圆满是很重要的境界，对一片茶叶也有如此的期待，就知道这背后文明的构建需要更广泛的基础。
    中学时，第一次自己冲泡乌龙茶，看着茶叶在水中渐次舒展开，透过阳光，那条形如此自由，一时间觉得自己就像是这水中的叶片。而今尝到这里乌龙的严谨和浓冽，感悟生态文明的构建背后是人的成长、茶叶背后喝到的是制茶人对人生的诠释。
    信阳乌龙的背后是对自然的敬畏心。

后记：
    走出郝堂，我们反复思考，为什么是郝堂不是其他的村庄。我想起禹书记说的，做金融的时候如果不跟村里结合来做，而用村庄的另外一个“所谓更精英”的团队来做，就相当于在这个村子里又建了一个经济政治的中心，结果建设过程不是在做建设，是在这个村子当中做破坏，做撕裂，把这个社区给撕裂了。我们做公益项目是做朋友的，不是做敌人的，做的朋友越多，认同这种理念的人就会越多。
    郝堂建设的背后是积极地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沟通效能的作用发挥。它本身完成的就是对自我的城镇化，不需要天翻地覆地折腾，只需要理解和尊重，发掘和复原。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正直下地狱。”
    住惯了都市，我们的神经已经被种种污染、种种浮躁、种种疲惫所伤，近乎麻木。少时宁静的家园、灿烂的星空、清新的空气似乎只存在于遥远的梦想里。直到来到郝堂，才发现另一种生活之乐，原始的乡村记忆在这里被唤醒，也许这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却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的理想田园。
    对于每一个曾经生活在乡村的人来说，无论将来他的脚步流向何方，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彻底淡忘乡村的晨曦天籁，黄昏日落，春夏秋冬，还有前前后后几代人的情绪。
    潺潺的溪水在山的呵护下平静地沿着岁月流淌，明媚的阳光洒满整个村落，一幅久违的乡村画卷让我这个外乡人措手不及，恍惚间，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久别逢知己的暖流。
    郝堂的路依势而建，傍山近水，花草环绕。绿树掩映中的郝堂人家静谧、安详，古色生香的豫南院落与庭前院外的花香交映，岁月洗礼的黄墙青瓦飞檐斑驳，每每路过总有一种推门而入的冲动却又不忍打扰。
    一个人在小径上缓缓地散步，闻十里花香，听蛙鸣一片，沉醉于此，痴迷于此，心仪于此。伴着黄昏的夕阳，看着天边的晚霞，仍然依依不舍。
    在城市中生活了太久，看见虽不高大却无比宁静沉稳的山峰，势必会想歇息一下，停留一下，找一种家的感觉。  
    郝堂的山并不高，处处被树木覆盖，几乎没有裸露的岩石，不像那些名山山石高耸，陡峭俊美。有的只是满目翠绿，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举目远眺，山与山相连，峰与峰相依，且形态各异。置身于此，群山犹如宽大的臂膀，紧拥着你，温暖着你。
    山坡上的桑梓，信手可拈，放到嘴里细嚼，那甜甜的汁液散开，让你精神倍增。口渴了，摘一片宽大的树叶折叠成锥形小水杯，去接那清澈山泉畅饮，那份爽口的清凉和甘甜让你倦意顿消。
    郝堂的水，明亮、透彻，随手撩起一波涟漪，手里一丝清凉，心里一汪透明。
    微微澜起的碧绿粼光，点点滴滴似灯花碎银。看着乡里乡亲在岸边的石板上洗菜、捶衣，这里的水总是亲切地接近人们，做着要做的事，平静而微缈，是苦是甜是酸是辣一一尝尽。
品茶论事，是郝堂人最独特的接待方式。隔着袅袅飘香的雾气，初夏的阳光从树叶间照在小院里，距离和陌生顿然消散，凭空多了几分亲近之感。
    以一个外行人的身份，用拙劣的手势学着泡茶、品茶，这对于一个鲜少接触茶道之人而言，是一件生疏而又乐在其中的事。
    质朴的茶人家，用的并非茶室高档的茶具，只是临面而坐，朴实而温润。没有过于精美的包装，只有常年与山水接触的双手和熟稔和地道的技法，茶汤在茶农的道道工序之下，飘散出袅袅醇厚香气。呷一口，闭上眼，茶香在脑海深处浮动，便是一种享受。
    静坐郝堂的黄昏，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昏的静寂。山稳如石，天稳如画。天涯的夕阳把余晖洒给远山，树木还是绿的，绿得发亮；只有嵌于画间的小屋，才烁烁发光。
    余晖的黄色逐渐淡了，山更显稳重了。山巅的天空才亮些，云影很淡，淡似缎，淡似烟，淡似若无。黄昏无风。在清寂中，心中不禁产生几缕愁绪，有种无言的感动，黄昏渐暗，也渐不静寂了，蛙声虫鸣，歌送黄昏远去。
    郝堂的人家，古老的房屋，泥砌的墙，木做的梁，青色的瓦。院里院外，都是那么的纯朴，那么的自然，那么的和谐。
    傍晚时分，一缕缕炊烟，从四处袅袅地飘升起来，与夕阳、晚霞、风融溶在一起。在那淡蓝淡蓝的烟里，满是最平常的人间气息，朴素，温暖而芳香，叫人莫名地感动。
    晚饭后天空，繁星点点，让人不禁开怀大笑，尽情让笑声响彻夜空，远远的，透彻心扉，仿佛连月亮和星星也听得入了神。
    城市的扩张，渐渐吞噬了原始的乡村风貌。田园的风光，乡村的宁静，已经渐渐远去。郝堂，简单、纯粹得就是一瓮陈年老窖，置身其中，不由得你不心醉。
    不管城市建设的道路走得多远，也是从乡村的小路走出来的，生命的根本永远植在乡村。钢筋水泥的丛林背叛了乡村的泥土，却永远摆脱不了对乡野气息的追求。泥土滋长着枯荣，大概也滋长着远不止对现代城市不尽扩张而惆怅这么简单的情绪吧。
    此次郝堂之行前，关于乡村的印象只停留在儿时老家陈旧的房屋，散乱的聚集，无序的错落里；归来后，郝堂，就成了我记忆中关于理想乡村的所有印象。

    近日，有报道说房产税改革试点扩围已确定向增量开刀，下半年将是试点扩围的关键时点。此前，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提出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看来房产税试点扩围已经如箭在弦，问题是，一旦开弓之后，在各种条件尚未成熟的前提下，贸然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会不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从披露的路径来看，这次扩大试点范围从增量开征切入，目的是减少阻力，避免对房地产市场造成过大冲击，然而，其效果值得怀疑。不少人对于房产税能够平抑房价和替代土地财政的效果持怀疑态度。
    从日本和美国等国的经验来看，实施房地产保有税并没有真正遏制日美房地产泡沫催生，反而对房价具有助涨助跌加大房地产市场波动副作用。原因是如果存在流动性过剩，大量资本介入房地产投资领域，房产税并不能阻止房价上涨，反而从成本上继续推高房价，一旦流动性紧张，由于从价征收的特点，房价处于峰值而缴纳房产税数额巨大，又会有助跌砸盘的功能。
    从国外来看，房产税是地方政府最喜爱的税种，然而，对我国很多地方政府来说，他们并不愿意因征收房产税而影响了土地财政大收入，因此积极性并不高。
    就现实来看，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并不理想，原因很复杂，除了两地设计上的因素外，征收房产税会遇到很多重要障碍。在试点扩围过程中，以下障碍可能会很大。
    第一，征收过程将面临无尽的冲突和烦恼。一般来说，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是按市价来评估的，但是，每一处住房因区位、户型、楼层等因素不同，对一处房产评价具有很大主观性，等于为征税埋下了一个火药桶。
    第二，在开征房产税的国家中，房地产市场基本上实现了供需平衡。美国在1970年城市化率超过70%，日本在1970年城市化率也超过70%，而我们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房地产供需尚未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开征房产税可能会给推进城镇化战略造成不可预料的冲击。
    第三，影响免税标准太多，不好控制。虽然对增量征税不涉及存量房，但在算面积时，存量面积实质上还是计算在内，实质上还是覆盖存量房。
    第四，房地产税体系各种税费多如牛毛，互相缠绕，重复征税。现行的房地产的税收有11种，各种收费多达100多种。其中争议最大是土地出让金，收取土地出让金实质上是一次性征收土地使用税，开发商向政府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实际上摊入了商品房价格当中，最终由购房者承担，因此再征收房产税，就有重复征税的质疑，很多纳税人会感到不公正。
    第五，房产税在实施过程，会遇到大量的税赋公平的问题。征收房产税影响最大的群体是中等收入者，他们很多是通过按揭贷款买房的，年年还贷款，还要额外缴纳房产税，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形成很大负担。
    笔者并不反对房产税试点扩围，如果能够厘清房地产税费体系，从整体上降低房地产税费，至少不增加纳税人负担前提下，开征房产税是具有合理性的，也会减少推广房产税的阻力，但在目前很多条件都不成熟的背景下，推广房产税试点扩围风险很大。

（朱大鸣，知名财经评论人）

6.5%年利率，国内地产公司融资新标杆

    继2013年1月发行2亿美金债券后，5月22日，建业地产（00832. HK）成立21周年之际，于香港再次成功发行5年期4亿美元无抵押美元债券。引人注目的倒不是其4亿美元、约相当于25亿元人民币的融资额，而是其债券年利率仅为6.5%。
    熟悉国内房地产行业的人都知道，受宏观调控等影响，地产企业融资较难且成本普遍较高，年利率10%以上非常正常，而国内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目前5年期为6.4%，10年期则为6.55%，同时有土地或在建工程抵押，项目贷款专款专用等限制。
    因此，建业地产此次无抵押融资6.5%的年利率，实质上优于国内中长期银行贷款的利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样的利率在所有中国民企非投资级地产公司中，与建业地产拥有类似债券评级（B1/BB-）的所有美元固定利息债券里，也是利率最低的。同时，基于对公司良好发展的信心，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在本次债券发展过程中主动调高债券评级，由此前的B+提升至BB-。
    例如，今年3月26日，绿城中国发行3亿美元5年期美元债券，利率为8.5%；广州富力1月30日发行2亿美元7年期美元债券，利率为8.75%。
    同时，在所有中国民企非投资级地产公司发行的美元固定利息债券里，若不分债券评级、年期多少，6.5%的利率也属非常低，只略高于SOHO中国2012年10月31日发行的一笔6亿美元债券5.75%的利率。
    而若纵向比较，这笔债券融资的利率实际上还是建业地产自2008年踏入境外资本市场以来，债券融资成本最低的一次。
    数据显示，建业地产的融资成本呈持续下降态势。比如，2010年10月14日，建业地产首次在香港发行五年期美元债券3亿美元，利率高达12.25%；2012年4月12日，其又发行了1.75亿新加坡元的2016年到期的优先票据，年利率为10.75%；2013年1月21日，在港发行的2亿美元2020年到期美元债券，年利率也有8%。
    基于此，建业地产此番不仅自身打开了一个低成本发债融资的新局面，还树立了一个国内地产公司海外债券融资的新标杆。
    五年前，建业地产董事局主席胡葆森曾形象地比喻成功上市是考进了大学，建业需要用4年时间才能从资本市场毕业。针对本次资本市场的热捧，胡葆森表示：“这也意味着建业正式从资本市场本科毕业。”
    低成本融资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例如，2010年其3亿美元债券年利率为12.25%，以年利率6.5%的资金提前赎回，则粗略匡算可节约财务费用0.2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亿多元。
    “目前人民币升值步伐在加快，对美元汇率已创新高，所以，这4亿美元兑换成人民币进入国内项目后，未来再以美元还回去，当中可享有汇兑收益，因而，其实际融资成本最终可能还要低于6.5%的年利率。”一位业内人士认为。

持续盈利，稳定增长，低利率融资的建业启示

    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即建业地产为何能拿到这么低的融资利率？
    全球执行超低利率的大环境，及由此推动的海外债券市场的红火，或是一大外因。
    “为刺激经济复苏，各国纷纷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尤其是日本今年以来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全球资金市场利率超低，而国内资金成本较高，IPO也暂停，于是不少企业纷纷转而向海外债券市场融资，推动了债市繁荣。”一位业内人士说。
    通常，企业在债券市场融资成本的高低与其信用评级等密切相关，评级越高成本越低。但由于国内房地产泡沫争议不绝于耳，地产公司受实力等综合因素影响，信用评级普遍在A级以下，多为B1至BB之间，其债券融资成本自然较高，被市场视为高收益债券。
    而在全球低利率背景下，即便是高收益债券，其利率也呈走低趋势。比如，2007年～2011年，国内地产商海外发债利率普遍在10%以上，而进入2012年、2013年后，从各公司的融资情况看，利率已呈明显下降态势，尤其是近期，不少公司的融资成本在8%～9%。对此，已有数次海外发债融资经验的建业团队很早就提前准备、周密布局，最终选在5月下旬发债，并获成功。
    当然，从核心因素讲，这与建业自身在境外资本市场的既往良好表现有关。
    一位权威人士告诉记者，海外资本市场非常成熟，投资机构们都有自己的风险收益模型，其专业与精明无需多言，能让它们以较低的成本向国内企业融资，一定有其专业判断。
事实是，自2008年登陆香港联交所，建业地产业绩一直呈稳定增长态势。
    以其近三年的业绩表现为例，2010年主营收入为45.16亿元，净利润5.8亿元；2011年，收入为66.38亿元，合同销售收入则为81.2亿元，净利润增长至7.43亿元；而到了2012年，虽当年63.46亿元的收入与上年基本持平，但合同销售额却突破100亿元，达到了103.5亿元，净利润也冲至8.7亿元。
    而从整体上看，建业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则在20%左右，这一点对投资者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建业地产还相当注重对投资者的回报。记者注意到，其上市以来已数次分红，较高的一次每股分红0.1元，若按其股价计算，收益率还是比较可观的。而此前，其也曾发行过的债券，均让投资者取得了不错的收益和溢价。
    由此不难看出，建业地产在资本市场和投资者那里，已树立了自己财务稳健的良好形象，而这与债券市场多数投资者追求适度高收益的风格自然契合。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建业的省域化战略与李克强总理当前大力推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好吻合，从而有效消除了投资者对潜在政策风险的担忧。
    2008年建业上市时，省域化战略、深耕中原是建业地产董事局主席胡葆森讲给投资者的一个能听得懂的故事，而5年后的今天，该故事已变为现实，建业已完成河南18个地市的布局，并进入20多个县级市场，以较好的业绩证明了该战略的正确。
    而中央政府换届之后，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面对国内多数地产公司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的情况，符合政策鼓励方向的建业地产的战略特色随之凸显，国务院参事室曾二度来建业调研城镇化建设，其未来较大发展潜力也深为投资者认可，由此成了香港内房股的“城镇化”第一股。
    加之发债后能降低财务成本、推动公司在售物业面积增加，使公司步入更良性发展轨道，因而，建业地产4亿美元发债计划一出即应者云集，并不出人意料。
    据了解，5月22日，建业发债虽因香港发布黑色暴雨预警休市半天延至中午十二点才开始，但下午不到5个小时时间内，认购量就迅速达到了预定额的4倍以上，从而为其以更低成本发债奠定了牢固基础。

资本助推战略纵深发展，建业谋定地产“下半场”大局面

    本次发行年利率6.5%的美元债券后，其是否还有后续发债计划以置换出成本较高的融资？
    “在赎回2010年债券后，除不能赎回的可转债之外，建业地产已经没有高于10%的美元债券了。公司下一步的融资计划将视资本市场状况及企业需要而定。”建业地产执行副总裁、首席财务官胡冰说。
    某种程度上，其是否继续发债、何时发，已并不重要，关键的是20多亿元长期资金进入，对其省域化战略向纵深加速推进将起到明显助推作用。
    行业权威人士透露，目前中国房地产大局已在资本及规模实力驱动下步入分化和优胜劣汰的下半场。在这场角逐中，赢得资本的先手是保障战略发展、产品和服务升级的关键。建业在资本市场的无往不利，与战略纵深发展已经形成了良性的相互支撑局面。目前，建业正发力进驻县级城市市场，并全力完善包括酒店、商业、教育等资源在内的大服务体系。
    这两次发债融资也意味着，建业的省域化战略快马加鞭的时刻到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随着国家鼓励发展新型城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等，上述进程可能加快。
    “本次发债有两个突出的感受，其一，国际资本市场非常成熟、客观，鼓励你做好人好事，为好企业发奖状和奖金，本次低息发行票据，可以视作资本市场发的一个奖状。其二，建业一贯坚持守信用、负责任的企业文化，并以长期判断指导企业行为，这种坚持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上市五年来，建业每一年都兑现了对资本市场承诺，低息发债也可谓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建业地产董事局主席胡葆森说。
    上市五年，顺利毕业，建业地产不仅在资本市场树立了一个标杆；也在稳健发展中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传奇；它的历程也必将成为企业如何成功获得资本市场认可的一个案例和教材。

    两部电影试图合伙重新定义青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负责风花雪月，那《中国合伙人》就负责柴米油盐吧！讲一个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的故事。电影上映后，怀旧的对象从文艺中老年换成了众商界大佬：谁说商人重利轻别离，自从开始创业，我们的青春和梦想都被梦貘（专门吃梦的怪兽）窃取，装进了一只名为公司的盗梦空间中，半梦半醒就是我们的青春。

情怀美好年华易老

    故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很多人眼中，那是中国当代史上最美好的时代。校园里充斥着各种思潮，在课堂上当众反驳权威，在图书馆秉烛夜读，作诗言志写文章抒情怀……
    王阳便是那个时代天之骄子的典型。集文艺与愤青于一身，悲愤让他变成校园诗人，文艺让他变成把妹达人。留披肩长发，看好莱坞电影，接受国外媒体采访，做舞会之王，享受和心仪姑娘的爱情，帮最好的哥们儿追他最喜欢的女孩子——这些所谓的情怀才是他的正经事。他过的，是北岛诗中写的80年代青年们的生活：“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王阳视情怀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但是命运却视他的情怀为草芥：他为了女友毫不犹豫放弃了炙手可热的美国签证，但是女友到头来却毫不犹豫地回美国，视他为一件超重的行李；写诗是他寄托情怀的载体，但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诗集；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承载他们理想的公司，但两位好友却为事业闹得不可开交……
    王阳的扮演者佟大为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扮演的角色说：“我要塑造的是生于50、60年代时的那群人，他们是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一群人。”外人看这群人，只看到“最有权势”这个表象很少能触及他们柔软的内心——其实，这是一群最有情怀的人。他们的青春燃烧在80年代。80年代那个特殊的年代赋予了他们特殊的情怀，但是80年代很快就被时代的车轮碾碎。很快，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再也不被人提起，手持大哥大的倒爷成为新的时代英雄。
    文艺范加愤青的王阳慢慢开始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看着自己所钟爱的时代被碾碎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但是“英雄总是配合时代的需求而产生”。王阳最终决定配合时代需要做个时势英雄：烧掉诗集，剪短长发，装出抛弃旧时代走进新时代的样子。但是在成东青给他剪发的那天，他哭得分外伤心，就如同清朝遗老被国军剪了辫子。王阳说，他的80年代死于剪发的那一天。
    从头开始后，王阳不再愤青和文艺。开始骑着自行车载着成东青满大街贴小广告，努力地工作，往世俗的成功道路上大步向前冲。一步步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世俗的英雄。他们才高八斗，所以经商对他们来说，比杀鸡用牛刀还轻松。奋斗了十年后，他们有的成为江南春，有的成为黄怒波，有的成为王石和马云。
    更多人知道江南春、黄怒波们是因为他们在商场上纵横捭阖。每当他们在商场上攻城略地大获成功后和别人碰杯时，听到的溢美之词让耳朵起茧，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他们已成为北岛诗中失去情怀的老年人，“每一次碰杯，都是梦碎的声音”。
    对于王阳来说。成为中国的普希金、当代的徐志摩是他们学生时代的情怀。但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很快他们的情怀就成为一堆废纸，被这个世界揉成一团。于是，他只能把情怀深埋在内心。
    王阳的故事止于新梦想上市时。在众人为新梦想的成功而喝彩时，他却做了一个梦，梦想到自己回到80年代的北大校园，长发披肩，骑着自行车闲逛；他的梦中，孟晓俊也回到了80年代，漫步走在1980年的纽约街头。
    当然，这个场景，只能暂时出现在梦中。因为新梦想上市后，企业走向就不是他们能掌控的。股东们不会放任他们情怀泛滥，信马由缰——但是只要情怀不灭，他迟早会有像马云挣脱阿里巴巴投身公益，王石放下万科重拾户外梦想的一天。

理想丰满却很骨感

    如果说王阳追求的是一种生活心态，那么孟晓俊追求的便是一种事业状态。而孟晓俊认为，所有他事业要达到的状态，只有在美国才能实现。
    爷爷是1925年的留美博士，父亲是1955年的留美博士，这让美国梦变成了他先入为主的个人理想。美国梦与其说是他的个人理想，不如说是家族使命。而这种家族使命，却又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强烈使命感的体现。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吃不饱穿不暖时，就敢“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作为天之骄子的孟晓俊身上的使命感当然来得更猛烈些。他的理想是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改变自己，改变中国，改变全世界。
    但是这个理想太过丰满，压得他喘不过气：为了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他在自己的每一本书上写上“孟晓俊之书概不外借”；为了不影响考托福，最好的朋友成东青患肺结核休学了，他也拒绝去探望；为了自己的尊严，甚至不惜和好朋友闹翻也要执意推动本不需要上市的新梦想上市……
    孟晓俊对梦想的定义是：“梦想，是一种让你坚持，还感到幸福的东西。”他的梦想是去美国施展拳脚。但是他的“美国梦”在美国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当孟晓俊拿到签证时，振臂高呼“美国我来了”，但是美国人民却不需要他，他只在大学实验室喂小白鼠，或者到餐馆当个小费也没资格拿的杂工。
他回到中国，成东青送他一套300平方米的别墅，给了他足够的尊重。这却让孟晓俊彻底愤怒了。流落在纽约街头时，新浪在纳斯达克上市，中国概念股受到华尔街追捧的场景让他终生难忘。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赢得美国的尊重。孟晓俊要的是新梦想在纽交所上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产业股。这样他才能洗脱美国给他带来的屈辱。
    而“土鳖”成东青却不理解孟晓俊的美国梦。分他股份，送他别墅，让他的中国梦一步登天。但对孟晓俊来说，谈钱就伤感情了，给房就是侮辱理想了。他需要的只是美国的尊重。
    草根只求吃饱喝足，贵族却宁可不吃不喝也要维护尊严和荣誉。留美世家出身的孟晓俊，他的梦想自然比草根成东青和愤青王阳更高远。正是因为这美国梦太高远，所以他到美国前希望越大，到美国后受的打击就越大，这种打击甚至把孟晓俊击垮。
    出国前孟晓俊的理想是登上《时代周刊》封面，而到美国之后，他只能看着《时代周刊》上的美国人羡慕嫉妒恨：美国虽好，却非久恋之家。在回国后，看到没出过国的土鳖成东青和愤青王阳已经混得风生水起，他才明白，美国海阔，只凭美国人跃；中国天高，可任所有中国人飞。

现实难敌屌丝逆袭

    孟晓俊有精英意识，王阳有贵族情怀，而成东青有的却是一颗屌丝的心。而屌丝的必杀技便是逆袭。
    逆袭贯穿着成东青的整个人生：高考时两次落榜，还敢跪在所有亲戚的面前要求考第三次，他抓住了第三次机会，逆袭上了燕大；身为土鳖，却敢以留美世家孟晓俊为追赶目标，大学四年读完了800本书，成为英语活字典；自己零回头率却连百分百女孩苏梅也敢追，靠以卵击石，敌疲我打的战术终于抱得美人归。在被苏梅问“为什么是你”时，还反问：“为什么不是我！”——屌丝们从精神到肉体都是无产的，所以也是无敌的。屌丝们只要舍去一身剐就有把皇帝拉下马的可能，做的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不逆袭，没天理。
    成东青最想去的地方是天安门，却成为留学教父，帮千万人去美国；他最大的偶像就是孟晓俊，但最终成为孟晓俊嫉妒的人；他从来没想过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不知不觉改变了这个世界——成东青的每一步都超过了预期，只因为他的起点和预期都低得不能再低。
    命运对屌丝们虽然无情，却是有义的：他最心仪的女孩子离开他，却让他练成了“让演讲代替性爱”的神功；他开补习班被学校开除，但是给了他把校外补习班做成中国最大民营学校的机会；他和最好的朋友因为合伙开公司而闹翻，也为他们埋下了患难与共的伏笔……
    成东青最善于做的事情就是因势利导，把一切不利因素变成成功的机会：没有办学场地，那就钻肯德基和国家的空子，让他们免费提供教室；刻板的教学方法无法吸引学生，那就嘲弄自己的爱情、理想来博学生一笑；在电线杆上，用泡妞时用过的最浪漫的方法来贴小广告……
    成东青眼里没有梦想只有失败，他的所有成功都靠失败鞭策出来的。梦想是夜行船可望而不可及的灯塔，但是，失败却是前进的桨。“掉在水里不会淹死，呆在水里才会淹死，我们只有一直往前划才会到达终点！”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情怀、理想、现实三种状态的混合体。王阳是情怀为主食，理想与现实是佐料——当理想向现实屈服，那么情怀就变成一种保险锁，保证人生不要无底钱；孟晓俊是理想驱动，情怀与现实混合——当情怀在现实中显得苍白无力时，最初的梦想会给人打鸡血保持持久的战斗力；而成东青为了活下去，情怀和理想都可以靠边：当他和苏梅在图书馆邂逅时，他是有情怀的；当听着王阳和孟晓俊高谈阔论时，他是有理想的。但是当他在滂沱大雨中刷小广告时，他的情怀和理想都终结了。“我的青春结束了，就埋葬在这里。”当决定全身心投入商海时，他无比失落——一个人为了生存，把理想和情怀都埋葬时，他就变得百无禁忌，最有战斗力，也最为可怕。
    电影看罢，随着一曲《光阴的故事》，柳传志、张朝阳、王石、冯仑、俞敏洪等人年轻时的照片和如今满是沧桑的脸对比，我们在感叹岁月是把杀猪刀的同时，每一个年轻的心都开始蠢蠢欲动，有了“看创业故事觉得味美，想自己开公司的冲动”。
    但是，在创业之前可得先考虑好了。选择谁合伙？合伙时，情怀、理想、现实各占多少股份？因为这决定你的梦想是一枕黄粱还是照进现实，或者是掉进盗梦空间从此一梦不醒。

（雷虎，南京媒体人，特约撰稿人）

《建业》月刊连续六年荣膺“中国房地产企业优秀内刊奖” 
    6月7日上午，由中国房地产报社组织举行的“2013年中国房地产企业内刊主编年会暨第六届优秀地产企业内刊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上，集团内刊连续6年荣膺优秀地产企业内刊奖，创造了中国房地产内刊界前所未有的荣耀。据介绍，在专家评委及同行评选中，月刊位列总分第一，因此也第一个走上了领奖台。这一荣耀是对集团文化构建工作、文化建设的品牌传播方式对业界参考价值的肯定。内刊行业对《建业》月刊的认可和追捧，也再次印证了月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锤炼队伍，积极准备
——2013年新长征俱乐部第一次学习日活动顺利举行
    5月18日，集团新长征俱乐部2013年度第一次学习日活动在建业农庄顺利举行。集团总裁陈建业为俱乐部成员带来了《如何实现“持续盈利、稳定增长”》的主题分享，集团助理总裁张立华首先为大家带来《总经理财务培训》的专题讲座，在专题讲座及主题分享结束后，俱乐部成员进行了热烈讨论，纷纷发表见解及建议，并就如何提高资产周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进行了重点探讨。老胡进行了总结及点评。他指出，大家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集团与先进企业在主要指标上存在的差距，要深层次地查找原因并努力改进。

 

建业地产荣膺“2013中国上市房企百强第21位”、“经营绩效五强”殊荣
    由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与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主办的2013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测评成果发布会暨新兴上市房企论坛5月23日在北京和香港同步盛大举行。发布会联合发布《2013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测评研究报告》及2013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排行榜，建业地产（00832.HK）名列榜单第21位，较去年上升一个位次。此外，《2013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测评研究报告》还发布了风险控制、发展速度、经营绩效、资本运营和创新能力5大单项榜五强，建业地产（00832.HK）凭借持续保持的销售增长势头荣获2013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五强。

明确目标，强化执行
——营销管理中心举办集团县级项目营销专题沙龙
    为更好助力集团省域化战略在县级市场的营销推进，营销管理中心于2013年5月20日下午在集团多功能厅举办了“县级项目营销专题沙龙”，各县级项目销售部经理、副经理、策划专员及营销中心全体人员参会。通过本次沙龙的专题分享和经验交流，与会县级项目营销团队梳理了思路，明确了方向，鼓舞了信心，强化了执行。

中城联盟绿色地产联合采购组织第三批联合采购总结会隆重举行
    2013年5月24日～25日，中城联盟绿色地产联合采购组织第三批联合采购总结会，在河南郑州上街雅乐轩酒店隆重举行。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中城联盟秘书长戴大为、建业集团助理总裁安丰彬及中城联盟联合采购组织各成员单位采购经理人共计四十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三批联合采购工作的经验教训，听取了上届轮值单位朗诗集团的总结报告和监督办公室半年度工作报告，进行了相关财务交接，并就下一阶段联合采购工作计划进行了讨论。

“建业业主大串门”第四场欢乐落幕 模式渐成熟待推广
     6月1日，以“童趣”为主题的“建业业主大串门”第四场活动拉开序幕,8辆大巴车满载400位业主开启了欢乐之旅。截至目前，“建业业主大串门”已顺利举办四场，参与人数近2000人，其中受邀业主达1750人，医护人员8人，集团官微中奖体验者15人，拍客12人，媒体18人，工作人员34人。

建业集团《客户服务手册》隆重首发  
    “让河南最幸福的人成为我们的客户，让我们的客户成为河南最幸福的人，这是我们的追求，也是建业人的心意。”秉持“正心向善，打造大服务体系”的理念，在集团相关分支机构的支持下，老胡亲自审阅斧正，客户资源管理中心几易其稿，历时3个月，集团《客户服务手册》成稿首发！

（栏目主持：王鑫莹）

    张明博士是我的师兄，我入学读硕士的时候，他正好入学读博士。虽然相差一个学阶，还不是一个导师带的，但是世经政所良好的传统衣钵和张明博士的友善豁达让我荣幸地成为他的小师弟。转眼间，相识已近10载。他一直是我们所博硕学生的天花板，后来我也沾边做点研究去了，他更是我顶礼膜拜的偶像和全面抄袭的对象。
    2007年博士毕业之后，他坚守着快乐的学术道路。对于每个学者，一般可能有两个心愿：一个是能够在书海之中享受阅读的乐趣，一个是能够为书的海洋添两瓢水。一个是能够平静自己，一个是能够愉悦自我。对过去几年的张明博士而言，学者的心愿估计他都达成了，他也一直平静而快乐。幸福感又是让我膜拜他一番。
    看到张明博士《全球危机下的中国变局》，我蓦然一惊：这似乎快是他的第10本书了。对于我这样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又有些懒散的人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20万字的书稿光打字就要多久？虽然张明博士自己觉得有点懒：离他上一部文集已经过去三年，但仔细读来，这本书的很大部分内容是张明博士从哈佛学习回来之后所写就的文章、评论和随笔。
    用我一位老师的话说，写文章和写书有一个规律，就是巨大的规模效应，从第一本书开始，写作的边际效率将可能是逐步提高的。张明博士在去哈佛深造一年中，我的邮箱也略微平静了一年。去年他回来社科院之后，我的邮箱马上又被他的文章所挤满，我甚至都有些来不及读。“规模化产出”中却并不是工业化生产，而仍然坚持学术和政策的独立性，为此他的文章我基本都是认真拜读。当然偶尔也能发现他的一两个错别字，曾经我还为此有点沾沾自喜，因为确实找不出其他的纰漏。
    这本新书是他煮开一壶水的又一根火把。在他高效写作中，并非是为稻粱谋，更非慌不择路，本书的核心仍然与上一部文集还有他其他的作品相似，主要是以他擅长的宏观经济、汇率和金融危机作为基础的内容。我们一位共同的老师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做学术，就是烧水，要坚持把一壶水煮开。张明博士一直坚持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学领域中，经过多年的学习、思考和历练，本书的专业性、独见性和政策性一览无余。他已经将这壶水煮开了。
    记得他上一本的文集题目是取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的“觉今是而昨非”。“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无疑在表露一点纠缠辗转的迷惑，更多地还渗出一种走出“迷途”的坚定。这好像让我看到一个在劈柴烧一大锅水大汗淋漓的师兄，而我太太当时看到这本文集还说：师兄还挺文艺范。
    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我是混迹在证券基金行业里面，也算是宏观经济的研究人员，但是，市场化的研究和学术性、政策性研究的差异性太大。市场研究目的性很强，总想着指导投资赚钱，但是实际上这样的研究往往偏离了经济研究的本质，同时也不一定能够指导投资，谁让中国的股市与宏观经济经常是没有明显的关联性呢。张明博士在中国经济一章中，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宏观政策等都进行了梳理，还对资本流动、影子银行等风险因素做了重点的阐述。其中很多文章我此前就已经在工作中读过甚至还“剽窃”过，现在又在书台前阅读，尚不论观点和结论如何，其中的分析框架与推理逻辑就值得我这样的“屌丝”研究人员学习。
    人民币汇率制度研究应该是张明博士的一把屠龙宝刀，他在这个领域已经成为国内颇有建树的知名学者。本书人民币均衡汇率、人民币国际化以及资本项目自由化等的讨论是国内最具灼见的研究。张明博士和世经政所汇率研究团队不仅注重学术理论的研究，更有很多的政策、机构、市场和企业调研。2010年我有幸参与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调研，我们走访了香港和内地20余家单位，访问过香港内地主管机关、国内国际金融机构、各种学术单位、香港内地大企业、粤北浙东滇南中小企业等。持续深入的研讨和科学细致的调研，才能有张明博士书中关于人民币国际化“跛足前行”等实事求是的结论。
    金融危机的演进是本书的另一个重点。张明博士研究金融危机是从次贷危机开始。当时他还带着我做了一些研究和课题。起初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一次金融产品的危机，而不会是一次系统性危机，但是，后来美联储践行不救援原则导致次贷产品危机向信用市场蔓延，我们就判定会是一次巨大的危机。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国次贷危机在本土逐步平息之后，却将欧洲拉入了债务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冲击，对美国、对欧洲、对新兴经济体影响如何，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深化和未来的发展，张明博士在书中都有独到见解。
    本书的哈佛见闻际遇对于我来说，读起来很是轻松但似乎遥远。此前，我的一位老师也曾经到哈佛学习两年，他对这所学校说道：经济学的宫殿巍峨雄壮，在这里消磨自己一生的时光，哪怕是做些雕梁画柱的工作，也是件幸福的事情啊。张明博士把哈佛学习的经历付诸笔端，当然，对于我来说最具有吸引力的不是各个学术会议的精髓和大牛教授的智慧，而是挺拔巍峨的教堂尖塔、蔚蓝深邃的查尔斯河、风景如画的剑桥镇；不是“人性中更美的天使”的讲座，而是讲座免费的汉堡可乐还有啤酒。像我这样老想蹭讲座免费汉堡可乐的人，怎么能寻得“人性中更美的天使”呢？或许，你可以。无论如何，哈佛见闻能够让我们重新拾起上学期间的种种欢乐回忆。
    在金融危机的大氛围下，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都经历了一个周期性的大拐点，全球可能正在经历新常态、再平衡和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但危机仍然在以我们能够预期或者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而中国面临内外两个失衡能否再寻出一个稳定增长的路径，人民币能否最后成为自由兑换货币，《全球危机下的中国变局》给我们展示了变化中的全球经济、中国经济以及国际金融格局，甚至还有变化中的世人生活。
    《全球危机下的中国变局》就像一壶刚刚煮开的水，期待我们赶紧泡上各种各样的茗茶，慢慢品味。

（郑联盛，广发基金研究员）

全球危机下的中国变局
作者：张明 
出版社: 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年月: 2013-5
内容简介：本书针对近三年内国内外涌现的宏观经济热点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分析。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过去成功的发展模式在新环境与新约束下难以复制。本书通过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观察和思考进行系统性的归纳，来介绍中国经济的近期发展基本状况、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

工资上升侵蚀中国经济竞争力
    数位西方企业管理人士在出席于成都召开的一次财富论坛时表示，在中国与周边低劳动力成本国家展开竞争的同时，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一度以“世界工厂”而闻名，但随着中国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工资水平的上涨也开始不断侵蚀着中国低技术制造业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据上个月官方发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私营领域工资水平上升了14%，较2011年的12.3%进一步加快。过去一年劳动力总量的下降给工资带来进一步上升压力。随着劳动力总量的下降，中国将需要设法提高单位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来确保经济平稳增长。
    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穆泰康(Muhtar Kent)表示，在中国这样一个工资涨幅超过经济增长率的国家，关键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否则就无法维持业务的增长。他表示，如果工资涨幅继续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那么失业率将会怎样？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大的宏观经济问题。
     孟加拉国、越南和柬埔寨也会吸引一些低技术含量企业进驻。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总量更大，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但一些企业管理人士表示，上述国家的工资水平普遍很低，因此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成本。
    就在中国企业忙于招聘低技能制造业工人的同时，难以找到白领工作的创纪录的毕业生大军也拥入了就业市场。用人单位常常抱怨这些毕业生有时候并不具备工作所需的技能。
    中国领导层一直关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多培训，时刻关注毕业生的就业进展，并通过划拨资金和提供税收优惠来方便毕业生就业。
    杜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表示，这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全球范围都面临就业不足和技能欠缺之间的矛盾。

信息来源：美国《华尔街日报》

中美猪肉质量标准孰高孰低？
    美国生猪产业的普通人关于中国的生猪只知道一件事：它们会漂浮在江面上。因此当一家中国猪肉供应商提出收购猪肉巨头史密斯菲尔德食品（Smithfield Foods)时，部分美国议员对该笔交易对食品安全的影响表示担心也就一点儿不奇怪了。
    当然，问题不只是中国生猪会漂流——美国议员对双汇集团是否在其猪肉产品中过多使用了“瘦肉精”表示担忧。
    与许多人想的不一样，当听到中国对猪肉行业食品添加剂的监管法规，实际上甚至比美国农业部(USDA)更为严厉时，爱挑剔的普通美国中产阶级可能感到吃惊。史密斯菲尔德自己生产两种不同种类的猪肉，一种用于国内消费，另一种出口至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国家——添加剂较少的，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例如，在中国，禁止使用莱克多巴胺(Ractopamine)添加剂，而在美国则允许少量使用。
    怎么会这样？按照武汉芝华商业数据分析有限公司分析师袁松的说法，答案在于猪杂碎。该公司是一家研究中国农业的专业咨询公司。
    他表示，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吃猪杂碎，而“瘦肉精”通常更多地积累在杂碎而非猪肉中（尽管人们很容易想到瘦肉精通过某些杂碎进入到美国热狗中）。“这就是中国瘦肉精标准比美国高的原因”。
    中国的猪肉进口标准甚至更为严厉，需要第三方机构开具符合中国“瘦肉精”标准的证明。
    中国这样做有许多原因。有人说这是保护主义？但农业分析师表示，就国内生产的猪肉而言，鉴于这一产业并不成熟，中国政府显然认为完全禁止添加剂，比出台美国那样更加细致的监管法规更安全。
    那么中国人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会导致美国猪肉产业进行“整顿”吗？别指望它。中国在许多领域都制定了很好的法律，从知识产权到猪肉添加剂，但执行法律比制定法律要难得多。
    因此史密斯菲尔德表示，中国的生猪产业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毫无污点，而即便美国的猪肉含有莱克多巴胺，也非常安全。史密斯菲尔德今年早些时候表示：“莱克多巴胺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安全有效的食品添加剂，许多年来用于养殖瘦肉型猪的生猪养殖业。”该公司表示，“史密斯菲尔德将继续根据客户要求使用或不使用这种添加剂生产猪肉”，中国消费者将吃到那种更接近完美口感的猪肉。

 信息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大而不倒：美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本应保密，但本周美国国际集团和英国保诚集团两大保险公司都承认榜上有名，通用电气旗下的金融公司——GE资本也坦然承认。这些公司及多家大银行、清算所被新的监管部门——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认定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际上说明这些机构的影响力已经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出问题可能会毁灭美国经济，所以要对他们特别关注。
    如果这些机构不愿被认定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可以启动一个为期30天的申诉过程，但相关讨论已持续多年，要想推翻认定结果估计很困难。认定的直接影响就是，这些机构将接受美联储监管，有更严格的资本和运营条件要求。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认为，这将“保护纳税人，降低金融体系风险，促进金融稳定”。
    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前白宫法律顾问彼得·沃利森认为“这是一场大灾难”——让这些机构受制于美联储将不可避免地破坏他们的创新能力；加入“大到不能倒”的集团意味着这些机构将获得政府的隐性担保；这些机构与规模较小的公司相比将拥有融资方面的优势，同时让他们的产品看起来像是有政府支持的，对于这些机构(特别是保险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不同的公司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标签有不同的感想。美国国际集团对此颇为赞赏。而落选的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则认为，对于此类机构的高资本金要求将会断送其某些产品的可行性。一切都要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这个标签能否等同于隐性的担保，以及这种担保能否转化为收益。有多少公司会被贴上这个标签也是个问题。在美国有许多大型金融公司，据传大型货币市场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和私营股权公司也可能会被加入到这个名单中。风险会在金融体系中转移。目前的问题是应该把哪些公司加入到名单中，而最终的问题将会是应该把哪些公司从名单上去掉。

信息来源：《经济学人》

世界可能正进入增长疲软阶段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敲响了有关全球经济健康状况的警钟，称世界可能正进入增长“疲软阶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讲话时表示，过去一个月里“我们看到了一些比较阴暗的趋势”。
    拉加德警告，迹象显示，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放缓，而欧洲传来更多疲弱数据，这些都可能削弱世界需求复苏。
    她这番话是对4月份一次讲话的扩充——当时她警告称全球经济有三种速度——但似乎表明IMF已在短短几周内变得更加悲观。
    她说：“比如，最近的数据就表明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增长的下行风险依然非常明显。”
    拉加德表示，美国正在承受着自己造成的创伤，需要缓和财政紧缩步伐。她呼吁欧洲央行(ECB)采取更多宽松货币政策，并坚称日本必须在今年晚些时候执行上调消费税的计划。
    她表示，增长最快的一类国家，即金砖国家(BRICS)这样的大型新兴市场的增长前景已经变弱。“中国近期的经济活动较弱，增长仍过度依赖信贷、房地产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关键市场的投资前景也趋于暗淡。”
    她呼吁发展中国家加速铲除增长的国内障碍，比如缺乏基础设施、治理不当、监管瓶颈，同时也告诫称，需要警惕富国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信息来源：《今日美国报》

●4月29日，“周口建业·森林半岛漯河参观体验之旅”正式启程，此次体验之旅旨在让客户深切感受建业大服务体系的人文关怀和至尊服务。

●4月29日~5月1日，2013年长垣县第八届房地产展示交易会于亿隆广场隆重举行。长垣森林半岛作为本地地产行业的品牌领袖项目惊艳亮相此次盛会。

●5月4日，建业集团焦作公司首届业主趣味运动会在焦作大学体育场欢乐开幕，包括焦作建业业主、建业集团焦作公司全体员工在内的20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5月5日，鄢陵建业·联盟生态新城首次正式亮相许昌，项目临时接待中心开放。

●5月5日，宝丰建业·森林半岛临时营销中心盛大开放。

●5月11日、12日，建业集团2013年老业主感恩答谢暨新品推介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连开两场，华丽落幕。

●5月12日，鹤壁建业·桂园销售中心暨景观示范区芬芳绽放。

●5月18日，周口建业首届“建业杯”业主运动会在市体育中心盛大举行。来自周口建业·森林半岛、联盟新城和淮阳桂园三个项目的近千名业主及小哈佛幼儿园的家长参加了此次活动。

●5月20日，建业五栋大楼联手小哈佛教育集团倾情邀请中国歌剧舞剧院，为大家带来备受赞誉的国家精品歌舞晚会《四季情韵》建业感恩专场。

●5月23日，2013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测评成果发布会暨新兴上市房企论坛在北京和香港同步举行，发布会联合发布《2013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测评研究报告》及2013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排行榜，建业地产荣膺“2013中国上市房企百强第21位”、“经营绩效五强”殊荣。

●5月25日，汤阴森林半岛开盘盛典暨一期小高层、高层选房活动在销售中心隆重举行。

●5月26日，焦作建业·壹号城邦二期1#、7#、8#开盘，开盘劲销1.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