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改革以来，中国的地产商也许从未遭遇如此巨大的市场压力，纵是始于1994年的第一次宏观调控、2005年雨点密集的调控政策，亦远不及此时市场地根紧缩地价疯狂飙升的现状。无论是上市地产企业，或是与资本结盟的企业，前者面临“资本市场募集资金——高价拿地——股票上涨——再融资”模式的风险，后者饱受盈利能力的考验，这般火中取栗的煎熬绝非少数企业所承受。
    “放弃做一流企业的目标，我们就可以休息。”是的，如果了解身处的险境，也能读懂一个走过十五年历程企业的DNA，就不难理解老胡这句话中所深藏的企业观和价值取向。
    无论你多么优秀或者平常，无论是你和企业共同走过的时间有多长或者多短，无论你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程度有多深或者多浅，无论你是否有清晰的人生规划，作为一个希望在企业中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体，请你一定要付出时间用心地做好一件事。因为，我们面临共同的机会和考验。
   另一端，建业又固执地希望企业的战略目标与执行过程能够真正地统一起来。尽管同时面临自我和外在压力，8月下旬启动的“集团员工才艺PK大赛”这一事件充分地反映出企业目标与员工生活之间的独特关系。
    集团各分支机构陆续地在工作之余举行大赛的海选活动。无论是平顶山公司的李莉，还是漯河公司的刘大勇，他们都是出色的团队领头人，工作玩命，和团队娱乐也疯狂。人生有时需要无所顾忌，需要开心或者流泪，需要深爱抑或憎恶，需要有勇气做内心应该做的事情。
    有些事情我们会怪时运不济，时间淘洗了金石而留下泥沙；有些事情我们却可以无怨无悔，种瓜得了瓜，种豆得了豆，因为一生中有两件闪亮的事，就是专注地工作和开心地娱乐．

唉，同样也找不出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负责人！
    ——“虽然不断加强打击的力度，但是抵制的力量还是很强大。‘负责人不在’成了要求贿赂的口头暗示。”《经济学人》这样写中国的腐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8月30日下午经表决决定终止孙升昌、陈良宇、段义和、包建民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自是大快人心，“但在中国，这些贪污渎职有其特殊性，高层人士更会易于贪污渎职，而且这些行为往往是集体的而非个体的”。

多少年了，对于矿难，第一次听到了这样的好消息！
    ——得知河南三门峡陕县“7.29”煤矿淹井事件的顺利解决，众多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透水将死，窒息将死，饥饿将死，瓦斯爆炸将死，绝望将死……需要怎样的努力，需要多大的诚意，需要多少的运气，才能保证69名鲜活的生命不变成冰冷的死亡数字?制度的建设与落实我们已经说了太久了，未麻木之前，让我们牢记这场生命营救带给我们的震动与惊喜!

你的城市停水了吗？
    ——2007年夏天，中国的三湖(太湖、巢湖、滇池)四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生病了，蓝藻暴发令300万无锡人围着2250平方公里太湖无水可吃。面对赖以生存的水源，我们不能说当地政府不重视，但是为何发展到如此地步？在现有的政策制度标准下，我们的后代还能吃到水吗？

其涨也勃焉，其降也忽焉。
    ——其实在发改委批评方便面协会之前的8月14日，方便面涨价阵营已见松动。方便面也好，家电也好，为什么要通过行业协会牵头，以联合改变价格这种并不正常的方式，来实现正常的涨价需求呢？患得患失的“囚徒困境”暴露了发动、参与、支持价格联盟的企业对自身竞争能力的缺乏信心。价格联盟主导的涨价行为几乎都没能过久维持，在“利我”原则下的合作，当然就会因为“利我”而崩塌。

山东输了？实在太意外了，看来河南不好惹啊，太厉害了，我们输给他们，也不算冤啊！
    ——实德队长张耀坤对泰山的表现感到诧异。继联赛第8轮在主场2：1击败大连实德后，在中超第19轮的比赛中，升班马建业2：1客场反超卫冕冠军山东鲁能，再创奇迹。8月26日，距离鲁豫大战还有5分钟，上千名远赴济南的河南球迷共同唱响《少年壮志不言愁》: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

时代绝对不会耽误你！
    ——“我们现在文化和商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文化和娱乐界限越来越模糊，文化和利益界限也越来越模糊，毕竟我们不能像您一样去选择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应该怎样去做？”面对这样的提问，台湾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先生这样回答。即使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也并不代表你必须跟每一个人一样，你怎么能够又要跟别人一样，而显得很安全，又要为了被大家尊敬而特立独行？这中间没有人会饿死，特别是在今天，这完全是自己的一个选择”。

妈妈，我现在熟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
    ——贾樟柯说自己最惦记的就是安东尼奥尼电影中的这句台词。安东尼奥尼说自己的电影是追寻的艺术，他穷其一生都在追寻人之本质，探索人之内心，而我们则在他的追寻中一再地碰触灵魂。安东的《中国》记录了真实的1972年，当时随处可见的大幅政治宣传画上有怒目圆睁、手拿武器的工农兵，还有诸如“天天磨刀，来者必歼”的标语，但安东说，面对镜头，中国人有各式的眼神和表情，但没有一种是敌意的，他说他感受不到中国人的感情和痛苦，也许这些都掩藏在俭朴和勤劳的背后。

    《建业》请我写篇文章，谈谈对于公共产品的看法，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因为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公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共品需求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的矛盾，税收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公共投入滞后，投资热情高涨，但是因为公共产品的短缺积累了一系列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如教育、卫生、服务、养老、农民工等。
这个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公共产品由谁提供，如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的问题。房地产开发公司现在开发大楼盘的时候要做学校、图书馆、医院、教育、社区服务、医疗服务等标准的公共产品，从原理上讲是应该由政府做的，现在企业要承担这个任务。又比如修桥补路这类工作也应该是政府做的，现在上高速、过桥都要收钱，全世界高速公路中需要收费的70％在中国，那么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早就在国内学界提出来了，2005年《人民日报》就曾经从公共经济学的学术角度谈了这个问题。我看了那篇文章，很学术化，提到公共经济学是在财政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大致形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掀开了公共经济学核心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新一页。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的著作《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出版，这是现代公共经济学诞生的标志。1964年，法国人科姆写了第一本以公共经济学命名的著作《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导论》。随后，以公共经济学命名的著作逐渐增多。公共经济学除了包括作为财政学研究对象的政府收支活动的全部内容，还包括传统财政学难以囊括的公共产品、社会保障、公共选择、政府规制（例如金融监管、环境保护、公用事业定价）等内容。它所指的公共部门除了传统财政学所关注的政府，还包括非盈利性组织、公共企业、民间社会团体、国际组织等，公共部门的全部经济活动都是其研究对象。公共经济学以市场失灵为研究起点，在发展的初期，涉及宏观和微观经济问题，并将公共部门的功能概括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后来，涉及经济稳定的政府经济政策日益增多并逐渐自成体系，公共经济学出现了微观化的趋势，主要关注个体——政府、企业、个人（家庭）的行为。
我国原来全部公共产品都是由政府提供的：住房是公家的宿舍，医疗公费、养老公费、教育免费，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在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系统、教育上的改革，事实上是产业化了，也就是把原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让市场来做，这个转折强度的激烈，超过西方所有主要国家在公共产品方面改变的水平，一下子，住房价格、医疗价格、教育价格暴涨，达到普通民众都难以接受的水平，才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弹。就我熟悉的美国来说，这几项领域的公共产品虽然不充足，但是比国内目前的政府供应水平还是要高，比如义务教育，也就是由州政府负担的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是全部免费的；医疗方面，低收入者有联邦和州政府的医疗补助（中产阶级和中产以上的就没有），老年人也有联邦和州政府的医疗保障；缴税达到40分之后，退休以后在联邦社会保险部门有保险金领取，低收入者有联邦政府的低收入住房，或者可以在联邦政府的住房和都市发展部领取廉价住房的补助金。图书馆这类公共产品就纯粹由政府投资免费提供给民众了。
    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在西方也很普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问题开始较多地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这是与私人部门在公共产品提供中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相适应的。比如，个人从事大量慈善活动，提供多种公共产品；非盈利性组织等第三部门快速发展，等等。美国的大学有非盈利性和盈利性两种，大部分的大学属于非盈利性的，就是一种私人投入的公共产品，哈佛大学就是典型的这类学院，但是不等于说有了这类学院，政府就不投入公共教育了，私人投入公共产品的供应，是一种补充和加强。
    社会保障自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以及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人们担心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持续，因而最优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其中，焦点问题是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孰优孰劣。许多研究表明，基金制能够用更少的社会保障缴款带来更多的社会保障收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实践中，很多国家已经或正在向基金制过渡，建立各种各样的个人账户制度。
    住房的全面市场化是当今国内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我记得曾谈到过西方对于低收入者住房这个比较庞大的公共产品的解决方法，照顾社会低收入、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本来就是公共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欧洲，这部分的住宅是由政府投资做的，在德国这些国家，叫做“社会住宅项目”（social housing project）；在讲话比较直截了当的美国，就叫做“低收入住宅项目”（low income housing project），政府投资做给中低收入的住宅，而开发商则按照市场要求来做他愿意做的，社会功能和市场功能是分开的。新加坡政府的方法更有独创性：每个公民自从工作开始，就要按照政府规定，把自己25％的收入存在政府一个指定的银行账户上，到你结婚的时候，申请买楼，这个存款连本带利就用来支付头款，房屋贷款也可以继续在政府这个银行中申请借贷，这样一来，新加坡基本没有住房问题，80％的人都住在政府这个计划的公寓中。西方叫做“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住房政策”。从理论上讲，西方这种做法很简单：政府做低收入的住宅，开发商做一般性的、市场运作的住宅，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各做自己的事情，有钱的就去买房地产商的住宅，丰俭由人，一个是社会福利体系内的住房，一个是市场运作体系内的住房，不交叉，事情就简单了。
    政府开发的低收入住宅和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市场营销的住宅比例大约如何呢？西方各个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好像美国是比较差的，大概1：20，也就是说大概有不到二十分之一的人口住在这类政府投资的低收入住宅里，绝大部分人口是住在自己买的住宅里 ；而在荷兰，大概达到1：3，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住在政府投资的低收入住宅里，新加坡更高达80％。国情不同，因此没有一个标准。
    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到：这点我们短时期内很难做到，原因倒不是政府没有钱，而是我们缺乏一个检查真正低收入的信用机制（credit system），大量流通的资金依然是以现金形式为主，个人支票、信用卡这类信用机制的基本工具在国内还是非常的不普遍，并且难以短时间内普及。因此，一旦政府做了这样的住宅，价格低廉，原来是准备给低收入人口住的，结果会因为信用机制不完善，有可能落入到利益集团手中，或者落入趁虚而入的不属于低收入层次的人手中，政府现在能够做的，仅仅是给因为政府公共项目、基本建设项目造成的回迁户、搬迁户建造福利类型的住宅，对于一般低收入人口居住问题，我看政府是寄希望于“90平方米以下户型需要占开发项目的70%以上”的政策促使开发商开发住宅的。是不是能够达到政府的预期目的呢？我没有答案，因为全世界都没有这样尝试过，我们如果尝试成功了，可能给世界其他国家在解决低收入、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上提供一个好的经验，如果失败了，要尽快建立自己的信用体系，收入和支出透明化，然后再由政府投入建造低收入住宅，后者另外尝试其他的方法。
    实行市场经济，千万要记住：市场不是万能的。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自然是公共产品，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制度也应该是公共产品。庞大的基本建设是私人企业无力完成的，还有那些无利可图的领域，投资风险过大的产品，那些短期内得不到回报的投资，等等，都属于由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来供给的领域。狭义的公共产品是指政府通过微观参与所提供的生产性和福利性基础设施。广义的公共产品除了基础设施外，还包括三类：实现社会公正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公共政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创新的各项制度安排，有利于科学、文化方面的公共产品。而无论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公共产品，其有效供给都是在公共政策的引导、调节、支撑和保障下进行的。市场经济越发展，对各类公共产品的需求就越多，对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性的要求就越强，从而对公共政策的要求就越高。
    讲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简单得很：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公共产品，市场做市场的产品，就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把好多本来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交给市场做，就乱套了。

（王受之，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

    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秘书长，杨鹏先生一直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推动中国公共政策改革的进程，其于2005年11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文，当时便引起了热烈讨论，“公共品”这个概念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成为流行概念。《建业》就本期专题特意对杨鹏先生进行采访，请杨鹏先生与读者分享对于这一话题一年多来的持续思考。

    《建业》 ：您曾在2005年12月8日发行的《建业》中撰文《非“为人民服务”所能》，认为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您怎么评价政府在解决这一矛盾时的态度与方法以及一年多来解决矛盾的进程？
    杨鹏：如果黑帮找你来收保护费，你不得不交，为什么？恐惧，你是出于恐惧而交保护费。政府不是黑帮，但纳税人仍然要交税供养政府，为什么？这是委托政府提供大家共同所需要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可以统称为“公共品”。社会保障是公共品，公共教育是公共品，医疗卫生保障是公共品，军队提供的是保卫和平的公共品，法院提供的公平裁决是公共品。对企业来说，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消费者认可，企业就有利润，企业就发展。对政府来说，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品，民众认可，政府就有威望，政权就稳定。近年来，国家税收上升的幅度高于GDP上升的幅度，说明我国政府运作的成本在上升，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在上升，而且上升幅度超过政府成本的上升幅度，那么民众不会有太多意见。但是，情况可能不是这样，政府占有的社会财富的比例在增加，但与此同时社会两极分化也在提高，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税收增加与两极分化发展成正比，这就是大问题。用转移支付来照顾弱势群体，来减少两极分化，这是纳税人委托政府完成的基础任务之一，但显然这个任务完成得不好。企业缴纳的税收中，有多少比例转移给社会中最贫困的阶层，这个数字谁知道？税收的受益结构是怎么回事？反正纳税人是不知道的。我猜想，如果纳税人有权利来决定税收的使用走向，估计大家会同意绝大多数财富用于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和教育事业。作为一个企业，如果被委托人没有履行应完成的义务，你会怎么办呢？如果政府没有履行好社会委托的义务，社会该怎么办呢？这就是中国真正的主要矛盾所在。政府提出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强调要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品，是意识到问题所在的。关键是如何去做。例如，经济上的行政垄断和管制是滋生腐败和扩大两极分化的制度原因，这个制度原因被消除得如何？恐怕我们对此不能乐观。《垄断法》刚刚通过，继续强调行政垄断的地位，说明中国的主要矛盾还在积累。

    《建业》：您曾提到税收“是纳税人委托给政府公务员管理的巨大公共财富，但对如何使用这笔巨额财富，纳税人的发言权、知情权及决策参与权还很不够”。2007年上半年，全国完成税收收入24947亿元，同比增长29%。对于税收如此大幅的增长，您认为政府对这笔财富的使用、纳税人的各项权益等应该做出哪些相应的调整呢？
    杨鹏：大家都知道，在发达国家宪政改革的道路上，“无代表不纳税”是一句名言。企业属于出资人和职工，出资人会组成董事会来管理企业。政府属于纳税人和所有劳动者，纳税人推选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公共事务，这是普世的道理。只要纳税人和劳动者不能推举自己的代表进行公共事务决策，就谈不上公共事务决策人能代表纳税人和劳动者的利益。如果公共事务决策人的选择与纳税人和劳动者无关，那么这就是一个只代表自己的超越所有人的权力，这样的公共事务管理是不符合市场社会逻辑的。谁对社会和谐的贡献最大？只有两个标准，税收与就业。谁缴的税多，谁贡献就大；谁提供的就业机会多，谁贡献就大。谁最关心社会和谐？企业最关心，没有和谐就没有交易。谁最关心民众的富裕？企业最关心，如果没有有购买力的大量消费者，企业生产的产品谁来买呢？从长期看，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对企业最有利，所以企业最需要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中国企业上缴了大量的税收，税收负担逐年加重，但却无权参与到公共决策之中来，体会不到公共环境的优化，体会不到企业经营环境的优化，看不到社会更和谐和民众更富裕，对企业来说这是不公平的。
    《建业》：您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作为一个公共政策的研究者，您从哪些角度评价中外在公共品上的差异以及国外优秀的公共品政策在中国的可移植性呢？
    杨鹏：经济学上有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在市场中，这是由消费者购买选择来决定的，是由供求的价格信号来引导的。在公共品供求领域，也一样有这三个问题。在民主法治国家，这三个问题是由竞争的选票和表决来决定的。舆论对公共事务的自由讨论，这是民意的表达。民选公共事务决策人，是民意的表达。议会关于预算的讨论和表决，是民意的表决。收多少税？税收如何使用如何分配？这些问题都是公开透明的，都是在充分民意表达的基础上博弈形成的。民众关于公共财富使用上的广泛参与的选举制与表决制，是保障公共品价廉物美的前提。

    《建业》：您曾说这一矛盾的解决需要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即立法、司法、行政权的分离，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确立，是这种“大分工”的结果。您怎样预测中国这种“大分工”的发展趋势、其间的障碍以及实现的时间？
    杨鹏：人间没有全智全能全善的人，一个企业不可能做好所有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在竞争中，只能发展自己的核心能力。好的企业，只会集中力量在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核心领域上，不可以面面俱到。公共品生产也一样，没有竞争的纵向一体化管理的全能政府，不可能把事情做好做精。工商业的发展，使公共品需求日趋提高，也使公共品需求日趋专业化，需要有专业化的公共品生产单位。所以近现代社会的变革，一是在公共品供给领域引入了竞争机制，二是造成了公共品供给领域的专业化分工，这是市场化的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必然变化。公共品领域的竞争引入和专业化分工，是中国社会大海深处日趋壮大的海流，但如何使我们真正看到公共品市场的形成，看到竞争与分工，我不知道，这是上帝安排的，但我知道我们正走向这个方向。

（杨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大体上仍然处于“帕累托改善”，即几乎没有人受损，所有的人都是改革的获益者。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新的世纪之后，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经济增长不再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感。正如卡尔·波兰尼在1940年所写的巨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中指出的，那种认为所有的人，包括穷人都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自发地获益的观点是从来都没有得到历史印证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出一种必然的反应，以保护社会免于受到市场的侵害。毕竟，社会是一个共同体，我们需要建立起来一个安全网。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会有凝聚力。社会保障体制、对公共教育和卫生的投资、良好的环境和社会秩序等，都是维护市场经济良性运转、保障社会稳定和进步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理应由公共财政提供，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产品的支出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当公共产品不足之后，居民只得被迫地提高储蓄，以应对未来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甩出了大量的失业工人，农村的年轻人到了城市之后得不到失业和健康保险，老龄化社会如同黑云已经出现在天际，不断提高的健康和教育支出增加了家庭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变化都给人们带来了不安全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可以降低风险、给人们带来稳定和信心。但是，在这样的体制仍然付诸阙如的情况下，为了应对未来的风险，人们只能被迫储蓄。这导致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宏观失衡：储蓄过高而消费不足、投资居高不下且浪费严重、由于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导致中国的贸易顺差日益臃肿。

    从长远来看，忽视对公共产品投资还会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从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前景来看，中国是实现经济腾飞还是退化为廉价的世界加工基地，取决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能否不断升级。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在教育方面增加投入，这样才能将现在那些在出口企业、建筑工地、餐馆和洗脚店工作的年轻人从非熟练劳动力转化为熟练劳动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很快就将失去，如果不能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可能将永远失去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中国目前所走的重化工业的发展道路带来了严重的污染，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为了调整发展战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是极为迫切的。过去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需要“赔偿”。如果教育的价格仍然是高昂的，如果教育的内容仍然是陈旧的，如果教育的机会对公民仍然是不平等的，如果健康仍然是一种奢侈品，如果城里和乡村的穷人仍然不敢到医院看病，如果公共卫生体系仍然千疮百孔，如果公民在自己的国度里面仍然不能自由地迁移，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即年富力强和不惮辛苦的劳动力将会逐渐萎缩，产业结构升级将无从谈起。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一个没有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国家将会发现自己的人民劳碌一生，仍然是在艰辛和劳累中讨生活的命运。

    经济增长对公民福利的提高其实是间接的，因为增长率的提高未必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加，也不一定会带来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将切实而有效地提升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和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实行的改革相比，为了提供公共产品需要的改革反而可能更加困难。

    有的改革，成本近在眼前，但收益却在遥远的未来。比如，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马上会影响到当地的GDP和就业，地方政府首先就不愿意，当地的居民可能也会有意见。可是，环境保护是惠及子孙的政策，而对环境的破坏有时候是不可恢复的。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资也有同样的问题。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培训，怎么看都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但是其影响是深远的。除了在经济上会制约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演变也有影响：对非熟练劳动力是否和如何培训，会影响到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影响到这两个社会集团的政治动员形式，如果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远远落在熟练劳动力的后面，如果非熟练劳动力缺乏工会将其组织起来并提供一个表达其利益的渠道，他们就会变得绝望而动荡，到那时，一根小小的火柴都可能点燃社会不满的烈焰。

    有的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难就难在政府自己。有的政府部门已经和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主管部门和所管理的行业之间容易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于是，政府就会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虏”。建设部可能会更同情房地产商，卫生部可能会更反对医药改革。有时候，政府部门会更倾向于利益集团中的利益集团。证监会的管辖范围涵盖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但是，它可能会更偏向于股票市场；体育总局可能会更偏向于竞技体育，甚至是竞技体育中的特定项目。有时候，政府部门自己就是特殊利益集团。过多的管制带来了寻租的机会。寻租就是有意地制造稀缺。山西公路上繁忙而“超载”的货车是一个壮观的现象，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货车呢？因为铁路的投资不足。为什么铁路的投资不足呢？因为铁道部不仅负责对铁路的监管，而且它直接决定对铁路的投资和运营。铁路投资不足使得货运紧张，但是铁路工作人员却从中获得了寻租的机会。

    即使困难重重，新的改革也必须加速推进。因为，为公共产品投资，说到底是为自己的人民投资，是为和谐社会投资，是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投资。

  （何帆，博士后，经济学家。）

    7月7日，在信阳市恭听了建业集团董事长的精辟演说，感受颇多。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建业的省域化发展战略。通过断断续续的理解，我对建业这个方略谈点认识。

    第一，省域化发展战略具有科学性。
    建业的省域化发展战略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适用。胡葆森先生有一个口头禅：“大道至简。”这个“道”，主要是做事业做人的道理乃至真理，一个能够适用、实用、长用的战略，那“道”的内涵是很深的。
    这个战略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独辟蹊径。省域化发展战略是一种“道”，既跟进时代、顺势而为，又具有“不二法则”的创新性发散性思维模式。最能体现科学内涵的是它符合国情、省情、市情、县情。
    河南是内陆省份，农业的比重大，工业化起步慢半拍，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要素不全，中小城市城镇化率低一些。而和城市化关联度较为紧密的房地产业在省会大城市发展提速，而在中小城市以及小城镇发展相对缓慢，有些还是空白。为此，省委省政府及时提出加快城市化步伐。城市化，房地产应先“化”。在这种情势下，建业与省委省政府的大政方针同谋，以政府和社会的需要为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制定了省域化发展战略，立足省会，辐射市县以及小城镇，将自己的精益化经营城市的理念和品牌覆盖全省，义无反顾地担负起推进河南城市化进程的历史使命。

    第二，省域化发展战略体现了民本性。
    “根植中原，造福百姓”、“让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等战略内涵，是建业决策者从平民的视角思考民生的深层问题。“怀揣‘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热切理想”，是一种质朴的可爱又可敬的平民情感、平民色彩，也是一种中原情绪、民本情绪、黄土情结、“根”文化情结。
    关于社会责任，建业的高层决策者胡葆森曾这样表述过：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对我们这个民族不负责任，对我们这个国家不负责任，对我们这个社会不负责任，不仅人民不答应，我们头顶的蓝天和脚下的大地也不会答应。
    据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近年来进入城镇的居民已成为城市人口的主体，其中农民工比重占新进入城市人口的大头，从事三产的农民工占城镇人口的一半。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他们中许多人虽在城镇工作多年，由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商品房开发不足，进入城镇的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群体无法在城镇安居，他们长期靠租着低档的房子，皱着眉头生活，不利于个人发展，也不利于城市发展。政府虽制定了“进得城来”的好政策，还要有“留得住”的条件，而住宅就是他们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

    第三，省域化发展战略体现了正确的策略性。
    省域化战略在具体操作运营上，自上而下，先大城市，中等城市，再及县级城市和重点乡镇四个梯次推进，符合房地产改革开放的时序，又考虑到了城镇居民的承受能力，是实事求是的策略选择。
    推进省会以下城市及小城镇的城市化进程，发展的空间很大很广，是一个大系统工程，是一块大蛋糕。怎样吃这块大蛋糕？一口吞下去，会噎死，也吞不下；一人吞下去，块头再大，也会撑死的。为此，省域化战略定位的基本方向是向下，向下，再向下；做大，做大，再做大。有了清晰的定位，然后就是循序渐进，龙头企业率先带动，由建业这样河南的地产标志性企业和成熟型企业担纲，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儿。
    自上而下，梯次发展，向下走，才是坦途。值得指出的是，向下走，不是做小，而是做大。向下，不是“小下”，而是伸展，是展开羽翼向四面八方扩张。从建业的实践看，前几年发展速度几乎是成倍增长，还有的年份翻番。2006年增幅虽少些也达50％以上。事实证明，建业是一个发展中的巨人。

    第四，省域化发展战略体现了品牌成熟性。
    大凡著名品牌都是情感的、文化的、辐射的，又是规模经济的。随着省域化战略四个梯次的产业合理布局，一个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结构合理的品牌地产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实现了裂变式发展和有序扩张。日益凸现的品牌价值，使建业挺起了中原地产业的“龙骨”。
    同一个知名品牌延伸发展，避免了虚假欺诈、投机炒作等信息不对称行为的发生，品牌形象、品牌信用度得到进一步提升，人们认识到建业品牌价值的含金量是物有所值或物有超值；这个品牌要长期融入当地城市的发展，不是捞一把就走的投机商人，购买建业品牌不仅是买房子，还是一种知名品牌缔造的健康时尚人文的生活方式，购买的还是一种“放心”——对品质、安全、文化教育生活的放心，从而使建业品牌深入人心，赢得良好的口碑。
    随着优势品牌的嫁接和先进理念的输入，不仅加快了品牌自身发展，也加速了当地城市经济群体的发展，建业和它的掌门人胡葆森还成为河南新豫商的代言人之一，并以河南经济群体话语权的形象伫立在世人面前。
 
    第五，省域化发展战略体现了发展的差异性。
    现在国内各地发展经济的模式很多。比如，温州模式、深圳模式、浦东模式、京津模式，等等。
    民间有句话说得好：“三里不同俗，十里不同腔。”所具备的地域条件不同，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的差异。由于沿海与内地，东、中、西部之间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文资源等都有很大不同，地区差异决定了这个地区发展经济的差异。
    基于对河南地处中国腹地中原，长期农业文明造成河南的城市化率低的考虑，又基于对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中原崛起和城市一体化发展方针的理解，他们抓住机遇，抢得先机，坚定地走省域化发展道路，很快化政策为先进生产力，在全省进行有层次有特色的产业化布局，实行与别的地区和别的企业不同的差异化发展、补位和错位发展。差异化和补位、错位发展，避免了同质化的低层次竞争，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做久，从而实现地产发展模式的首创和持续创新。
 
    第六，省域化发展战略对河南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较强的拉动性。
    由于战略目标的高远，以“专业化领袖型区域品牌地产”作为经营城市的目标，该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实行以我为主导，集成多方优势资源，本土共享共赢的产业运营方式有利于提升这座城市的整体建设水平，有利于政府集聚更多的税收等项资金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地产业关联度高，有利于带动诸多相关发展，提升经济景气。同时，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聚变，又增强了这座城市的魅力。
 
    第七，省域化发展战略体现了发展的专注性。
    为什么建业在市场低迷或市场需求旺些的情势下都能脱颖而出，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是什么令他们在无边的市场竞争海洋里识得水性，游弋自如？是什么令他们在同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保持着明显的优势？答案的关键词应是“专注”。
    建业是在中原乃至中国地产市场上拔得头筹的企业之一，当他们赚得第一桶金的时候，不少企业都离开本土到异地发展。当时，业界有人劝建业董事长胡葆森进入穗、港、京、沪等大城市博弈，但胡葆森“三思而不行”，还是难以割舍中原这块文化厚土，而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在中原的大、中、小城市发展，并把无关专业的公司业务转让出去，专注于主业，专注于核心产品，专注于地产本土化品牌。他笃信“本土的才是世界的”，“专注的才是美好的”。
    胡葆森说，一个人嘴里同时吃馒头又吃油条又喝豆浆，肯定会噎死，一只手拿两支笔或三支笔写字肯定写不好。这个比方道出了简单的专注理论。
 
    第八，省域化发展战略具有较高的思想性。
    省域化发展战略对地产经济课题想得很深、很远。既想到国家和政府层面，又想到普通百姓和城镇居民层面；既想到本企业的发展和自律，又想到整个行业的发展和自律；既想到现实的一面，又想到未来发展的一面；既想到本行业发展的一面，又想到社会事业发展的一面……总之，省域化发展战略，这是一个从现实的视角思考未来、从未来的视角把握现实的思想果实。
    没有思想，不成事业。由此看，战略决策者是站在巅峰上的一个思想者。只不过他们的抱负与思想，不是全靠纸质的大部头印刷品传递的，而是通过宏大的事业去书写的；是一幢幢傲视苍穹的史诗般的建设作品和一份份人性化的对社会无私回报砌就了思想根基。这也应了胡葆森先生说过的颇有诗意的一句话：“揉着心上的茧子哭了，抚着手上的茧子笑了。”
    是的，做个思想者是痛苦的，而思想孕育出来的新鲜果实又是让人愉悦的。
    难怪，中国地产界领军人物万科的王石曾这样评述省域化战略：“这种省域化发展战略对全国的中小房地产业具有推广价值，建业的这种探索，其意义上其实远远超越河南这一地域。”这个评价无疑是中肯的。
    实际上，省域化战略是迄今为止我国地产理论与实践的一次创新，为河南地产界乃至全国地产界提供了一个可供思考借鉴的有价值的发展范本。它也奠定了建业和胡葆森先生在中原地产界的儒帅地位和地产领袖地位，而且当之无愧地成为河南经济界新豫商群体的精神领袖。
    思想内涵丰富的胡葆森还成长为中国地产界“三君子”之一。
    他和建业人书写了“化房为诗”、“化房为歌”的绚丽乐章。
    思想成就了一个高度！

（关登海，原《河南经济报》副总编辑，高级编辑，河南省经济学会理事。）

    各路开发商在国内二三线城市安营扎寨、大肆扩张，如今已经蔚然成风，见惯不怪，但作为一种引起业界普遍关注和谈论的“现象”，不过是最近三四年的事情。
    自2004年起，针对国内经济过热状况，中央政府连续三年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地产业首当其冲，上海等楼市高烧的一线发达城市泡沫受到挤压，迫使更多开发商和投资者转而关注二三线城市的投资机会，调整布局，分散风险，这也导致了后者楼价和地价出现明显上升势头。加上各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水平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城市政府，普遍存在着招商引资、尽快赶超的强烈躁动，里应外合之下，就促成了今日蔚为壮观的局面。

    港资领衔第一波攻击
    实际上，早在2004年之前，二三线城市的地产开发潮就已初露端倪，率先发难的主要有两股势力，都来自中国南方：一股是以万科为代表的全国性开发商，另一股就是港资地产财团。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参与过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那一轮全国扩张，新鸿基、“长和系”（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恒基、新世界等港资大鳄在那一轮扩张中不仅大举投资京沪穗，重庆、武汉、沈阳之类内地城市也留下了其足迹，而万科更一度进入十四五个城市，其中自然不乏二三线城市。
    众所周知，那一轮热潮以开发商的集体溃退而告终，个中原因毋庸赘言，但它们积累的经验和打造的根基，对10年后的第二轮扩张大有裨益。
    引入华润集团作为大股东重整旗鼓后，万科在2003年正式提出所谓“3＋X全国战略”，即以珠三角、长三角与环渤海为发展重心，以中西部若干中心城市为辅助。这一布局模式为后来志在全国的房企所争相模仿。几年之间，万科不仅收复了失地，还将开发网络铺展到20余个城市。
    而港资财团此番卷土重来，除了陆续启动京沪穗搁置多年的项目外，更多精力放在中西部。这一策略，与这些财团早年在香港发家时屡试不爽的“逢低吸纳、逢高抛售”的招数一脉相承，他们看准随着国内一线城市楼价飙升，市区可开发土地资源日渐稀缺，政策调整风险日增，而此时中西部城市楼价地价都较低，升值潜力可观，正是大手笔入货的好时机。与资金链普遍紧张、依赖快速滚动开发的国内房企相比，财力雄厚的港资更有底气“囤积居奇”。
    仅2005年一年，武汉及成都市区五幅公开出让总价少则10余亿元、多则30余亿元的“地王”，有四幅落入和黄、瑞安、信和、中海（母公司中海发展为香港上市的红筹中资股）等港资囊中，还有一幅为世茂拿下，后者2006年在香港上市。据不完全统计，表现最为活跃的“长和系”过去数年国内圈地投入总资金额不下数百亿元，其新增项目大多位于二三线城市。
今年以来，恒基、恒隆、太古等一度对内地拓展持谨慎态度的港资，也纷纷高调宣布庞大的内地投资计划，牵涉金额至少上百亿元，其目标同样直指二三线城市。

    民营房企成中坚力量
    随着宏观调控力度加大，一线城市地产市场出现波动，向二三线城市渗透的第二波攻击逐渐形成。这一次广州龙头房企合生、富力及深圳金地为主体的粤系房企，以及复地、世茂、绿城等为核心的浙沪开发商集团成为主力军。
    与万科有所不同的是，这些房企大多为民营开发商，且长期埋头本区域开发，并无全国战略布局的经验和基础，但灵活快速的决策、果断进取的勇气及丰富的实战磨练，又是其显著优势，同时他们还大都先后成功赴港上市，获得境外融资平台，足以支持其高速扩张战略。
    这些区域房企的主要策略之一，是先跳出本地，向京沪等焦点市场进军，短期内打响全国品牌知名度，再利用辐射效应，扩散到更多目标城市。其典型案例之一，是2002年首次进京的富力斥资32亿元拍下北京广渠门地块，引起轰动效应，再开发富力城一炮而红，经过数年努力开发多个项目得到京城业界和市场认可后，再近取天津，西入西安、成都，今年上半年更公布百亿华东拿地的计划，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
    当然，近期才加入这一波攻击的雅居乐、碧桂园等广东开发商，则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一开始就从二三线城市下手，这与他们更擅长动辄数千亩的郊区大盘开发的传统有关，毕竟土地稀缺而管理较严的一线城市，难以为他们提供足够大的舞台。同时他们在大本营珠三角地区的众多中小城市里已耕耘多年，对此类市场的把握可谓驾轻就熟。
    除了以上雄心勃勃全国布局的知名开发商外，一线城市或沿海省市中的部分中小型房企，也正在伺机向内地二三线城市渗透。他们并无全国扩张的野心和实力，外出投资更多是因为本地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少数龙头开发商实际上垄断了大部分出让的土地，而内地城市较低的地价门槛和可以预见的楼价上升空间，吸引力非常大。依靠相对先进的开发理念和成熟市场的经验，他们能以“外来和尚”的身份，在内地城市做得风生水起。
    这些闷头发财的中小开发商，尽管远不如大鳄们那么引人注目，却为数众多，对推动二三线城市楼市升温的作用不可忽视。

    国企集团后劲十足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京沪若干国有背景的大型地产集团也有跳出“围城”向外扩张的迹象。
    今年7月底，长沙新河三角洲“地王”拍出92亿元天价，创国内单幅地价拍卖最高纪录，得主北辰实业是北京市属国企集团，号称“亚运村地主”，这是第一次在北京以外参与投资。北京另一知名国企金融街控股参加了该地块的争夺，该公司在天津和重庆也正在开发新项目。
    正在加紧地产业务重组的上海市政府直属企业的上海实业集团，据说土地储备（包括参与土地一级开发的）高达500平方公里，其中不少分布在内地城市，另一家大型国企绿地集团，去年以来先后在太原、沈阳、牡丹江等地与当地政府合作，参与开发多个占地从数平方公里到数十平方公里不等的大规模项目。
    此前这些国字号企业按兵不动，其深层原因之一，是他们拥有本地雄厚的政府资源和大量廉价土地储备，京沪楼市容量又足够庞大，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并不太明显，而且国企内部管理和决策相对保守、捕捉市场机会的敏感度不足，也影响了其扩张的意愿和动力。
    显然其决策班子已逐步意识到，随着房地产业市场化进程加快，仅依赖政府支持垄断优质土地等资源，并非企业发展长久之计，必然要调整战略，主动向更广阔的市场出击。与此同时，若干长期参与房地产开发的央企集团，出于确保地产开发作为主营业务等目的，近来也正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圈占项目，扩大地盘。
    对二三线城市的第三波攻击，无疑将由上述国资集团共同发起，一旦这些先天资源优势和综合实力都超过民企新锐们的国企大佬全面发力，其爆发出来的能量，或许会让业界大吃一惊。

（谭洪安，《中国经营报》编辑记者。）

    全球股市暴跌10%～20%，中国股市无动于衷，不断创出新高来。全球楼市因美国的次级按揭震动而出现高位回落，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则继续上涨。两个最需要资金支撑的市场，中国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强势来。股票，可以在泡沫之上再加泡沫；房价，可以在高位之后再见高位。无论你承认与否，中国的钱，真的是太多了。
    为什么我们好像突然之间有了那么多的钱？钱从哪里来？我认为，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源泉来自五大领域。
    第一，突然冒出的1000万亿元的土地定价。
    在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中，土地是国有资产，是无偿划拨，不需要定价的。但是，当我们逐渐进入市场经济后，外商教会了我们，让我们知道土地是有价值的。1990年之前，外商来中国投资，土地的价格都是象征性的，根本就没有足额收取土地转让金、土地使用费。为了吸引外资，很多土地几乎就是白送的。1992年，邓公南巡后，市场经济的阀门突然打开，人们的视野变得开阔。土地成片开发、土地批租等概念从海南和深圳向内地延伸，土地的价值逐渐被认识，土地的价格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逐渐明朗化。到上海浦东开发的时候，土地已经变成了十分紧张的稀缺资源。从这个角度看，似乎应该感谢1993年～1994年的经济泡沫，人们见识了海南、北海等地的土地价格泡沫，各地政府逐渐认识到了土地的价值。
于是，到2007年8月，上海黄浦区163街坊地块137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政府挂牌拍卖的起拍价17.18亿元，相当于每平方米12.5万元。业内人士估计，最终成交价预计将超过20亿元，相当于每平方米14.6万元，也相当于每亩1亿元左右。每亩1亿元，是一个什么概念？相当于每平方公里1460亿元！上海市土地总面积6340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610平方公里。如果市区土地都按照每平方公里1460亿元计算，则上海的土地价值将达到90万亿元。非市区土地如果按照百分之一算，则价值也接近10万亿元，上海市的土地总价值将超过100万亿元。就算这个数字夸张了，再去掉80%的折扣，就算只有上述估计数字的20%，我想，上海市土地价值20万亿元人民币总该没有人怀疑了吧？而当前，上海的GDP总量刚刚突破1万亿元。全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才刚刚超过20万亿元。
    上海土地价值20万亿元，全中国所有的城市和农村，我们估计1000万亿元，多不多？一点也不多！近1000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算1亿元，每平方米100元，多吗？真的不多啊。可是啊，我们这1000万亿元的资产，以前是不在账面上的，这完全是多出来的资产、多出来的财富。
    确实，这1000万亿元，并非都能卖掉的。目前，全国每年土地拍卖所得大约1万亿元，按照这个速度，70年我们也就卖100万亿左右，相当于全国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但是，70年后，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我们还可以卖呢。因此，中国的土地，在政府手里，已经变成无价之宝，变成难以想象的巨量财富的源泉，这也就成为流动性泛滥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来源。

    第二，突然冒出的20万亿元房地产定价。
    在土地逐渐变得有价值的同时，中国老百姓手里的房子也突然变得值钱了，而且这个数字极其庞大。
    正如前面所说，市场经济时代，所有的房子都是国家的，老百姓只不过是暂时居住在里面而已。政府建造房屋的巨大开支早已按照一般资产处理，并且按照50年或30年的年限进行资产折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住的房子，如果原来是国家花10万元造的，经过40年，这个房子的实际价值就只有2万元了，如果你要买，可以的，2万元卖给你。
     不要笑话，这正是中国最早房改时的真实写照。绝大多数公务人员和国有企业职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自己居住的房屋买下来。但是，仅仅过了几年，大家就发现那房屋的价格不是2万元，而是10万元、20万元，甚至100万元！对国家来说，原来的2万元成本早已收回，经过10年摊销，这笔投资可以销账了，就是说，国家账面上，这个房子的价值是0。但是，如果房主要卖房子，突然凭空得到了100万元。这个100万元，就是多出来的财富，与政府土地一样，是凭空得来的。由此构成了流动性泛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这个流动性的规模有多大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公报，2006年底，中国城镇人口5.77亿。而按照建设部公布的“2005年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我国（不含港澳台）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升至26.11平方米。由此推算，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总面积150亿平方米。央行的统计数据则显示，2007年上半年，全国竣工房屋1.5亿平方米，全年预计3亿平方米。过去10年，假设新造商品房20亿平方米（年均2亿平方米），则城镇居民原来在房改前的居住总面积大约130亿平方米。现在，我们对这130亿平方米的房屋进行估值，假设按照每平方米平均2000元计算，则房屋的总价值是26万亿元。如果原来的成本是6万亿元，则凭空多出来了20万亿元房屋价值，这个20万亿元，就是凭空新增流动资产。
所以，在突然多出来的房地产市值中，总量20万亿元，即便只有四分之一参与流通，所带来的流动性泛滥也有5万亿元。

    第三，突然涨起来的股市和房屋价格。
    最近两年，股市从2005年6月的1000点起步，已超过5000点，给社会增加了多少财富呢？至少4万亿元。证监会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3月开始，股市的流通市值低于1.1万亿元，一直到2005年12月，持续时间长达10个月，包括A股和B股在内的股市流通市值最低0.98万亿元（7月），最高10.99万亿元（3月），平均1.06万亿元。我们由此以1万亿元作为起点，在股市上涨4倍的情况下，老百姓的流通市值肯定增加4万亿元。如果再考虑新股带来的因素，应该再增加1万亿元，合计5万亿元。什么概念呢？就是两年时间，我们的股市“创造”了5万亿元的虚拟财富！如今，两市流通市值已经突破7万亿元。按照流通限制的规定，到2008年底，流通市值总量将肯定突破10万亿元，每年创造的流动性财富超过3万亿元。这是第三个巨大的流动性泛滥的来源。
    不只是如此，随着房价的节节攀升，最近10年新造的20亿平方米商品房，如果每平方米平均升值2500元（上海有房屋每平方米升值3万元，有的几千元，但全国平均，算2500元，应该不算高），则新增加财富5万亿元。
    股市增加了5万亿元，房屋增加了5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字画等收藏品，则民间资产升值10万亿元应该不算过分。其中的20%游动出来，就高达2万亿元。谁能对这个力量无动于衷呢？普洱茶能在两年内涨10倍甚至100倍，字画价格能在几年内涨10倍，兰花的价格能达到100万元一株，不都是游资冲动造成的吗？
    问题是，如果股市继续涨下去，如果2008年奥运会前股市再涨一倍，则股市创造的新的流通财富将很可能一年之内达到10万亿，这才是最可怕的一股力量！

    第四，突然开始的货币升值。
    目前，中国每年的贸易顺差2000亿～30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2万亿元人民币。凭什么冒出这么多的贸易顺差？国内有机构研究指出，人民币汇率逐渐升值以来，民营企业出口的利润率逐渐下降。这个好理解，国外订单价格没变，但人民币升值了，利润率自然就压缩了。但是，与此同时，所有外资企业的利润率居然都在上升，有的上升幅度还很大。为什么？因为原来外资企业有利润要交税，划不来，所以，外资企业故意在对外销售的时候降低价格，由此压缩利润。现在，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明朗，很多企业开始把利润做真实，有的甚至故意把报价提高做出利润来，由此可以顺利实现外资的流入。比如，原来卖1亿美元，利润为0，现在卖1.5亿美元，可以多从境外吸收0.5亿美元资金，进来换成人民币，等待未来升值再兑换。如果人民币升值一倍，则现在的0.5亿美元就可以变成1亿美元了。
    所以，现在每年的出口1.1万亿美元，进口0.8万亿～0.9万亿美元，其间的差额2000亿～3000亿美元，有很明显的境外游资进来套利人民币的痕迹。央行的数据显示，至少有1800亿美元属于游资性质。我想这个数据应该并不夸张。如果谨慎一点，每年大约有相当于2万亿元人民币的外资涌进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应该并不过分。这是中国流动性泛滥的又一大来源。

    第五，居民和国家收入的增加。
    老百姓的工资性收入在显著增加。这一点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052元，全年1.5万元应该有希望达到。如此，则城镇居民年总收入将达到8.6万亿元，而王小鲁的一则研究还显示，城镇居民每年的灰色收入高达4万亿元。可以肯定，这4万亿元灰色收入不是穷人能获得的，都是富人才拥有的，他们也缺乏消费积极性，却更具投资积极性。如果城镇居民收入的25%用于投资，每年就超过2万亿元，加上灰色收入的一部分，全年居民收入的投资性流量就超过5万亿元。
    所以，与美国和我国香港的资产状况不同的是，中国的资产泡沫很可能通过高位的横向整理消化掉，然后再不断创造出新的泡沫来，一直到资产带来的流动性泛滥发生根本性逆转。而这个时间，看来显然要大大后移了。

   （扬韬，经济学博士，职业投资家。）

    历70余年而依然楚楚动人的包豪斯校舍，范斯沃斯宅女主人同建筑大师米斯的爱恨情仇，现代主义建筑的推动因素……8月11日再次来到建业的王受之教授，如旧带来了丰盛的建筑知识大餐，更为令人惊喜的是，他在授课时灵动的手绘讲稿，清晰而又有着一种简约的美，撷之以共享！
    一、 现代主义建筑从何而来？
    现代主义建筑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大因素的推动：
    首先，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培养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已占到城市总人口的60%到70%，从而带动了城市的多元化及功能多样化。
    其次，就建筑材料看，工业化使钢铁、水泥及平板玻璃的大量运用成为可能，取代了木、石、砖等古典建筑时代的原材料，使现代主义建筑的基本符号得以确立。
    再次，在技术层面，现代建筑多用框架结构，使墙体脱离承重的位置，从而扩大了窗户的面积，使窗户成为组成外观形态的重要部分。由承重墙向幕墙的转变使大面积的外立面设计有了更为广泛的选择。
    最后，从审美角度看，现代主义建筑提倡的核心理念：“功能+技术=形式”，“结构即是美”，“简单就是美”等深入人心，取代了古典建筑的审美价值观。

    二、现代主义建筑试验田——包豪斯。
    1919年，德国建筑师格罗皮乌斯担任包豪斯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包豪斯在20年代成为欧洲最激进的艺术和建筑中心之一，推动了建筑革新运动。
    包豪斯学派为世界留下的最珍贵礼物就是位于德骚的包豪斯校舍。这所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经典至今仍保存完美，宛若新建。它的建筑设计及容纳其中的经典家具——马谢·布鲁尔的“瓦西里椅子”，玛格丽特·布朗特设计的台灯，无不体现了现代主义设计单纯、简洁、以几何造型为主又极具功能化、理性化的风格。同时，包豪斯也因其所提倡和实践的理念而成为现代主义设计的摇篮，从而对20世纪的设计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米斯的范斯沃斯住宅。
    米斯·凡德洛（也译为密斯·凡德洛）是现代主义建筑发展早期的大家，他的影响在1947年到1958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在这个时期设计的国际主义风格完整体现了他的设计思想，并且影响了世界的建筑发展。
    在他为数不多的独栋住宅设计中，最为突出的是范斯沃斯住宅（上图中）。这个建筑把减少主义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它几乎完全是一个长方形的玻璃盒子，内部仅仅设计了一个小小的封闭的服务中心。一共8根钢柱支持整个建 筑，巨大的玻璃幕墙，使外面看建筑时完全可以一览无余。
    米斯给现代主义留下的另一个经典代表就是巴塞罗那椅子（上图左下），这种专为1929年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设计的钢结构椅子，使米斯一举成为世界级设计大师，而德国馆的设计本身也是米斯设计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和里程碑。

    四、勒·科布西艾的城市规划思想。
    虽然因大量使用清水混凝土而被戏称为“粗野派”，勒·科布西艾（通译为勒·柯布西耶）却有着现代建筑大师中最为卓越的世界级影响力。
    科布西艾非凡的建筑设计成就自然是不容忽视的。他的设计方案大量采用廉价的混凝土，要说“酷”，其实科布西艾的“酷”更为彻底，他根本不修饰混凝土表面木板模具的痕迹，完全表现浇注的过程，看他名作朗香教堂，就是很好的例子。
    科布西艾影响力的另一个重要构成来自于他对城市规划的独到见解。在城市规划上，科布西艾主张整个城市应当如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机械一样精致、周密，同时也考虑到现代社会的需求和特点。一个典型的科布西艾式城市应当包含有高层建筑的商业市中心、环绕在市中心的郊区住宅、复杂的高速公路网（见右图）。他的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是功能性的统一和多元化双方面的结合。他的构思，在20世纪后半叶的城市规划中被大规模地沿用。而勒·科布西艾也凭此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和与之配套的现代建筑的最重要奠基人之一。

（本文所用素材选自8月13日王受之教授建业集团讲座内容，更多现代主义建筑品鉴知识请参阅王教授《纵情现代》一书。）

    阅读一座城市，理解它的市民生活，所需要做的一定不仅是徜徉其中左右顾盼那么简单。“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苏轼的这首咏琴诗，正好可以揭示开封所代表的一种奇境，不懂它的始终难解此城精妙，懂它的却已悟出人与城的琴瑟合鸣。不是每个人都能去享受这个古城的，的确，读懂开封这个旧贵族，读懂破落街道上伫立着华贵气派的包公祠那种突兀与和谐；读懂龙亭湖畔晨练老者出脱的神定气闲；读懂向你讲述“水系工程”时开封人那慢条斯理的语调中暗含的喜悦与期待，这需要浩大的历史语境及想象共同体的对接。

    皇城根下，包袱抑或财产？
    “城在釜底，仰视黄流，其地最可称患。”开封城墙作为开封的“脊梁”，在历史上曾负担着无可比拟的拱卫效果，时光荏苒，如今的它则承载着宋都复兴的历史重任。初秋时分，青黑色的城墙矗立在蓝天白云下尤显雄壮，而摇曳其上的萋萋野草，更平添了些许的沧桑。再没有比厚重结实的墙体更能为人带来思接千古的集中体验。 想想看，“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在这城内高谈阔论、雷厉风行实行他的变法主张；著名文学家苏东坡见这城内城外柳絮飘飞，脱口吟出“似花还似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的名句；宫廷画家张择端以这城墙内外的瑰丽风光为背景，描摹了千年不朽的《清明上河图》。
    其实，巍峨城墙，围起来的不仅是满城风光，更凝聚了开封居民“古都人”的精气神。“开封人的贵族气质浓郁，虽然开封没落了，但是皇城根思想很重。”《汴梁晚报》原副总编金聚泰的这句话曾广为流传。七朝古都的辉煌岁月，给开封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也让世世代代的开封人，濡染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如今的开封市仅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就有160多人，这比外地几个省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
    “开封是根皮筋，一扯就是一段故事。”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遗迹，让开封人津津乐道，但由此滋生的“皇城根”思想，也让开封人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在中原大地近年轰轰烈烈的发展大潮中，古城开封的衰弱和失语，莫不要归因于此。过于安守及自满的心态，使开封城一直缺乏足以搅动资金、市场的“鲶鱼”。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耿明斋研究发现：开封人口增长一直依靠自然的繁衍进行，而来自外地的移民几乎没有。“这样的结构，就很容易使得开封人固有的小生产意识根深蒂固，在很少得到外界思想和观念的冲击下，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这应该是开封人观念落后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代，开封就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眉眼间仍然器宇非凡。”这是余秋雨的判断。但一味地沉浸在逝去的历史中，把深厚的文化底蕴滋生成皇城根思想，这对开封的发展是一种伤害。

    市井，喧闹掩不住的工业饥渴。
    斗鸡、斗狗、赏菊；茶馆、戏院、胡同里的大小食肆，开封就是这样一座极富趣味的生活之城。虽然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游客自四方涌来，但白天的开封却总是显得过于“慢”，过于优哉，不喧嚣不紧迫。直到华灯初上，小小的吃食车变戏法似的星罗棋布在广场上，犹如撒豆成兵般神奇，一个人声鼎沸熙来攘往的大市场顿时浮现。跻身其中，无所忌惮地饕餮，自在地觥筹交错，我们以为这才是期待中的汴梁城。
     丰富的市井生活和成熟的城市文化也是大宋对汴梁的馈赠。“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北宋时的东京城不但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都城。它 的城市建制打破了以前“市坊分离”的形态，并取消了宵禁制度，使得市民生活极大丰富，文艺活动的专门场所也开始形成。当时东京城内最突出的娱乐场所是瓦子勾栏，上演的伎艺有说书、小唱、杂剧傀儡、讲史、小说、散乐、舞蹈、影戏、杂技等。《东京梦华录》曾记：“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以市井为定点历览开封千年，有许多令人唏嘘之处。一样热闹，两重滋味，大概如此。如果说千年前勾栏瓦舍里的歌舞升平彰显的是人烟阜盛、京华烟云的盛世欢乐的话，那么今天遍布开封的小吃摊带有苦涩和无奈的底色，他们多是下岗职工操持的。“小吃走不出开封”，也是这种无奈的一个侧影，缺乏现代工商业的支持，开封的风味小吃至今仍停留在小作坊阶段，工业化生产及规模经济，自是可望而不可及。
    旅游之城，美食之城，这些美誉使开封人欣喜但又有不甘。遥想建国之初的50年代，开封曾经是国内工业配套最为齐全的几座城市之一，工业“五朵金花”（仪表厂、博达集团、电缆厂、内电厂、柴油厂）也曾羡煞旁人。天有不测风云，几十年一挥间，如今的开封工业竟然濒临绝境。“振兴工业”，是开封人众口一词的呼声，但在实际操作中，城市的定位、招商引资的环境、承接外来工业与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成为开封在“复兴”之路上，挥之不去的障碍。

    “倾城计划”的光荣与梦想。
    “回望大浪淘沙般的历史长河，你会看到辉煌，特别是某一个城市的辉煌，多么像萤火般转瞬即逝，也会为这种无常的兴替感到震惊。”
    相信《辉煌如过眼烟云》的作者克里斯托夫曾经让每一个开封人感到刺疼。历史之河的浪潮兴舞有它内在的规律，但挟裹其中的人有谁甘心随波逐流、束手淹没。“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如今的开封人，也清晰表现出了时不我待的进取心。 
    2007年3月20日，农历二月初二，民间俗称“龙抬头”。中午12点整，有一行16位身着宋装的人出现在了开封大街上，他们从四面钟起程，最终到达龙亭公园，30分钟的路程因路人围观而耗费了近一个小时。这是开封“倾城计划”的一部分，源自民间的“倾城计划”共分为三个实现阶段，内容除了以主推复古衣物的第一阶段外，第二阶段为建复古城而对城内建设进行系列改造，第三阶段即实现封城、围城卖票和全民创业。
    “倾城计划”虽狂热而恢宏，呼出了开封人意欲重振辉煌的和声，却似乎完全没有走出封城自守的窠臼。自古以来，开封的繁华离不开三个条件:政治的核心地位，经济的核心地位和文化的核心地位。在地位尽失的现实境遇下，倒是快要进入完整两个年头的“郑汴一体化”，似乎能为开封带来更多的遐想和机遇。
    春秋时期，郑庄公出于战略考虑，在开封修城储粮，定名为“启封”，是“启拓封疆”的意思。后来到了汉朝，为了避汉景帝刘启之讳，而改名为开封。遗憾的是，“开封”这个和开放之意不谋而合的词语并没有像其本意一样给这座古城带来一阵阵新风。
    “保证科学技术优势和健全的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不自满的精神”，是克里斯托夫对纽约及美国的告诫，其实对开封和中国也有着同样的意味。努力、充满干劲以及果敢，这些精神是今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最前线的原动力。开封人从来不缺少这种精神，我们所期待的是随郑开大道输入的更多的开放意识。造化弄人，我们不能确定纽约会不会也可能变成哈德森河畔的“开封”，但总相信开封终会成为自己的开封。

    多年以后，当人们重新提及“《读书》换帅”事件时，他们还会言之凿凿地说“这是一个阴谋”吗？
    “《读书》换帅”是知识界大多数人意料中的事，但当事人和旁观者，可能都没有料想到事件的发生会伴随着这种雷厉风行的方式，及如此离题万里的理由。
    7月18日，汪晖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读书》杂志的利益”。至于“换帅”真正的原因，他表示“不清楚，也不在意”，但在接下来的话里，汪晖还是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思想讨论最终诉诸‘组织解决’。”
    于是，7月22日举行的《读书》讨论会，充斥着为汪晖、黄平鸣不平，以及缅怀过去十一年《读书》业绩的内容。与之同时，各大报刊开始跟进这一事件，而“天涯论坛”的“《读书》问题”大论战则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这一事件对中国知识界的震荡。

     一种解读：“新左”VS自由主义
    在7月22日“《读书》讨论会”上，钱理群有一个很长的带着沉痛语调的发言。他说：“现在重要的不是猜测换主编背后的真实原因，更重要的是应该从这件事情看到，也许知识界即将失去一个发言和论证的平台。”
    这是当日会议和之后多篇对汪晖、黄平持同情立场的文字的基调。有人甚至断言：“这次《读书》换帅的筹划和实现，是二十余年来右翼在政治上实力成长的一次收割。”欧阳江河则说：“把纯属个人的趣味问题、操作问题带到思想的历史层面里……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我觉得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那会是一个犯罪。”
    而“新自由主义”阵营对这一事件的欢呼，更让“新左派”方面认定这是一次政府宣传部门与部分知识分子的合谋，目的是绞杀不同派别的思想阵地。
    尽管“新左派”一方一直不承认《读书》在汪晖手里变成了他们的同人刊物，但十年来一些熟悉名字的隐没与另一些名字的日益闪亮，令熟知国内知识界势力分布的人无法相信《读书》真的是一个“公共平台”。事实上，两大阵营的争论从未在《读书》上举行，自汪晖1997年在《天涯》上的长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以来，双方在外围有一些零星的对火，如任剑涛、韩毓海的论战文章。但两大阵营的全面对立，始料未及地由1999年的“长江读书奖”引发。
    “长江读书奖”事件表面看来是对“程序正义”的质疑与反质疑，内里却掺杂着极强的个人意气与门户之见。从那以后，“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进入了背靠背的阶段，渐行渐远，势若水火。学术上的交锋比较少，姿态性的发言比较多，私人感情好像更是一天天坏下去。
    十年以来，道术已裂。而《读书》似乎成了这十年的一道符码、一个见证。

    解读之二：“好读”PK“不好读”
    李泽厚说：“总有股势力推着汪晖下台。”有多少人相信这股势力来自“新自由主义”？更多的人看到的是范用、沈昌文等老辈编辑对汪晖、黄平版《读书》的责难和众多读者的离弃。
    据说有人将十年来《读书》的问题归纳为“四宗罪”：“立场偏左、文风矫作、表述西化、问题脱节。”又据说，如果排除政治收编的传言，《读书》换帅的最大原因是发行量的严重下滑。出于种种考虑，三联书店没有公开《读书》的发行数字，而范用、沈昌文的反对意见中，制度因素与赢利与否不是论据，“不为普通读书人”、“思想性过强”是他们的主要理由。
    《读书》要不要“好读”？问题是《读书》不是一份普通的新兴的刊物，它负载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与情怀。毛尖的这段话用来评价十年来的《读书》，会有很多人不认同，但如果他说的是1979年以来的《读书》，大概会有更多的共鸣：“我们前后几代人，都会仅仅因为《读书》的存在而获得形而上力量，就像少年时代贴在教室墙上的鲁迅，成为我们整个青春期背后的目光。”
    一本能成为几代人精神寄托的代表性杂志，怎么可以是晦涩难明的呢？无可否认的是，汪晖、黄平执掌《读书》以来，刊物的学科关注面不断扩张，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不管订数如何，《读书》在广义的知识界的影响力在下降。十年前，不只是北京，上海、广州各大报社人员订阅杂志中，《读书》一定名列前茅 ；十年后，前列的杂志可能是《万象》，可能是《新周刊》，但不太可能是《读书》。
    十年来，支持《读书》的人理由大抵相似，不外出于对“新左”立场的不同程度认同，以及对汪氏风格的拥戴；而反对《读书》的人理由却大不相同。《新周刊》上的著名描述——一桌人在高谈阔论，唯恐人家不知道他们在吃一顿好饭，调侃的是《读书》的精英姿态；余世存觉得《读书》完全没有注意到70年代出生学者的思想与文字……一切只是表明，《读书》已远远偏离了它创刊伊始的读者定位：喜欢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普通人。

    历史：“索性任他分裂”
    “《读书》换帅”的反对者与同情者中，都不乏认定此次事件如何重大、将如何影响思想界动向的人。或许如此？但即使事隔多年，回首沧桑，人们是否会达成明晰的共识，为今日之曲直下一定语？我怀疑。
    1920年，关于《新青年》的去向问题，编辑者之间也有过分歧。其中，陈独秀的主张，在我看来，倒颇合汪晖的思路。陈这样说：
    “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个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种‘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
    1920年，陈独秀为首的上海编辑部想将《新青年》引向政治化、现实化的“色彩过于鲜明”的道路。对此，北京同人意见不一，但大抵主张保持早期《新青年》注重思想启蒙与建设的特性，即鲁迅所谓“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如果做不到，则不如“索性任他分裂”。也就真的分裂了，《新青年》成了上海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北京另外有了《现代评论》和《语丝》。
    如今《读书》似乎走着与当年《新青年》相反的路径，从激进退居保守，从划一转向多元。说好说坏其实都没有太大意义，一份杂志而已。“《读书》换帅”的意义，在于由此引发的所谓“左”、“右”阵营的再次标识，争论壁垒可能再度耸峙，更进一步，是经由媒体的聚焦与叙事，公众对知识界想象的一次重新定型。

（杨早，文学博士，专栏作家，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信阳是河南一个特别的城市，不仅是指它与河南大多数城市的地域特征不同，无论长相还是口音，都有了楚文化的影子，比邻湖北，让他们对武汉的认同多过了自家省会郑州，而清秀的山水、精致的生活更让这个城市有了不同于河南其他城市的气质。
    “就如这里的早餐居然多是热干面一样，生活习惯的差异让我感觉自己没法立刻融入信阳。”
    如果说建业的省域化发展战略中一项明显的优势是战略范围内的市场与客户的可比性较高，快速复制的操作性强，那么，“融入当地”的承诺对于信阳团队而言，无疑有着比其他项目更大的挑战。
    虽然建业的每一个团队都各有特点，但是信阳团队的自我标签却更多一些：距离郑州最远，城市差异最大，又是合作开发项目，团队中“老”建业人较少，集团最优美的项目环境要求更高的责任心……每一项都是这个年轻的团队不得不认真面对的。

    8月11日晚上11点左右，忙碌善后工作的信阳团队还沉浸在刚刚成功举行的产品体验鸡尾酒会中，不显倦意。男士们笑着闹着搬拆器械，刚换下晚装的女孩子唧唧喳喳地在一起说笑，彩虹门落下来了，彩灯渐次熄灭，创造美好生活与梦想的这些人，伴着几只装饰用的彩色气球爆破发出的“啪啪”声就觉得开心无比。这是信阳建业天明团队第二个全体出动的大活动，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在看得见地成长。
    活动的庆功宴就在街边的夜市进行。“张浩，总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谢谢你！”总经理许静像个男士一样豪爽地招呼大家吃喝，向每个队友敬酒感谢时，却像个家长一样记得住每个人的贡献。
    赵中环是唯一一个来自合作方天明集团的成员，提起天明集团他会谦虚地说要向建业学习，但是在这个团队中，他就是一个建业人，看不出任何不同，也和大多数财务人员一样讷于言而敏于行。
    工程部的阚刚有个难认的姓，却一点不影响来卖花的小姑娘单单找他买花送给在座的女士们，大家就着啤酒与烧烤一起起哄，俨然一个大家庭。
    “信阳大雨”、“信阳大雨”…… 对今年需要完成项目截转的团队而言，今年夏季的天气预报令工程部同事们不忍卒听，而次日一早就要出差的工程部杨旸甚至没有参加庆功宴。
没有参加庆功宴的还有管理部经理韩迎涛，他为了准备下周项目的公开面市而外出采购去了。第一次认识韩迎涛在2005年最北的项目安阳，他为了项目开盘马不停蹄地在郑州与安阳间奔走采购，活动结束后的他在总结会之前蜷在沙发里补觉。
    同样在2005年认识的销售部经理杨焕伟从带着稚气的大男孩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团队带领者，虽然一向挑剔的许静给这次活动打了满意的分数，完美主义的杨焕伟在那个分数的基础上又为自己减了十多分。当初在三门峡项目敏感到不容瑕疵的杨焕伟一方面依然对自己和团队保持着较高要求，一方面努力创造机会给团队以鼓励。
“我们怎么招不到这样的员工？”置业顾问岳红的一位信阳客户看到建业人的工作状态也不禁感慨起来。
    而聊起信阳人，销售部的姑娘们有更深感触：“即使他们答应得斩钉截铁，也决不敢松懈，他们有可能并不那样做”，“他们相信熟人好办事，喜欢曲折地找特殊待遇”，“他们看似无动于衷，自己却开车大老远地跑去南湾湖的项目工地”……面对信阳客户，姑娘们觉得有些心里没底，因为和客户联系总要打上一半折扣，她们总要多做些工作。
“但是你和信阳人真正成为朋友，他会很帮你。”杨焕伟最后说。
    2007年8月18日早上8时，信阳森林半岛正式面市。有位客户为了争夺第一名，提前3天就来到销售中心等候；8月17日下午，销售部门前就已排起了近百名客户的“长龙”。这也应了销售部副经理卢莉莉的预测。

    2007年1月16日，根据集团战略发展需要，建业正式启用新的管理组织架构。此次管理架构变革，建业结合自身的战略特点以及战略布局基本完成的阶段性要求改变，选择了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最复杂也是生命力、竞争力最强的操作型管控模式，在此管控模式下建业将之前总部——大区——项目三级管理架构调整为总部——城市公司的两级管理。更注重对成员企业经营行为的统一与优化、公司整体协调成长、对行业成功因素的集中控制与管理。
    一种状态和一种精神
    “有史以来肩负的责任最多、最为忙碌、压力最大的时期。”这是闵闵对目前状态的一个总结。集团完成管理架构调整的半年来，牵手七大管理中心共同推进工作，决策督促制度基本落地，执行总裁的身份决定了她在变革中不一般的辛苦努力。
    分散在各自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对于别人的忙碌和付出，我们总是较难有贴切的感受。集团执行总裁，对一个富有优雅风骨的女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从她的日常行程安排中我们大概可以管窥一斑：数不清的会议，四处奔波的地市现场办公，不停地沟通、决策、推动、协调，不停地车来车往、不停地飞来飞去，她的忙碌是全集团高速运转的一个缩影。

    欣慰与煎熬
    “最欣慰制度推行以来，集团七大职能中心较短时间内对目标认识达到一致，从各自职能范围出发，在战略上站到统一高度。半年来，总部各部门顶着辛苦与压力保障了集团各项职能的正常运转。”
    如果说之前的三级管控模式实现了当时阶段战略迅速布局的话，那么取消大区将决策归于总部则更注重在全省战略范围内统一提高运营效益，此统一就是标准、目标、流程、制度的全方位统一。所以各项职能业务在各自范围内有效推行的过程中，能够坦诚、透明地沟通，共同为目标实现而努力无疑是最重要的。
    虽然如此，在半年多来的磨合过程中，制度落地的适应与修正依然是令闵闵最为关注和头疼的问题：边界的进一步清晰化，制度的继续完善调整，专业化环节更优衔接……
    习惯的调整也是这次改革的重要一环，比如项目开发周期前端调研、定位、设计等节奏放缓，虽然无疑将提高项目整体运营质量、缩短项目周期，但对于一个执行总裁而言，这个放缓的过程对她内心的煎熬是大多数人无法感受的。
    项目团队的成熟与集团统控能力的增强
    7月份以来，以驻马店公司为代表，几个城市公司提前半年完成了年度回款任务。面对这样的好消息，我们欣喜的同时也有质疑。
    “当我思考是否因为集团任务下达得不够合理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们战略推进以来，项目团队成熟的一个质变阶段。我们应该用更信赖的目光来期待团队实现重任的能力，更相信项目完全能够实现质变的成长。”
    自2002年建业开始推行省域化发展战略至今，经过摸索地市运作模式的第一个阶段，年轻的管理人员快速成长的第二阶段，在全省地市项目基本布局完成的现在，无疑进入了项目团队整体成熟的第三阶段。对当地市场的把握，团队之间的融合，管理人员对团队的领导力、对计划的把控能力等都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新的管理模式令集团的统控能力大大增强，比如之前在成交比例方面项目之间的差异较大，而今年到目前为止，成交比例方面的数据显示，项目的同好性得到加强。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在今年得到了很大的体现，并取得了鲜明效果。如之前四个大区各类专业人员通过整合，令集团职能中心团队的专业力量得到凸显，尤其在产品设计与营销方面表现更加突出。
    而5年来集团地市战略的沉淀，品牌的渗透度、影响力、认可度的提升，是我们多年辛苦的回报。
    “厚积薄发是最恰当的评价。”

    如陀螺般疯转的工作节奏，也不曾使闵闵有所懈怠，饱满的精神和干脆的决断，似乎与生俱来，她把这些归功为两点：天性和投入。天性，固然不可复制，但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曾有人戏称闵闵为“江姐”，喻其正义果敢的性格。这种性格投射在工作上，就是一种雷厉风行勇敢迎接挑战的态度；而投入，似乎又是闵闵保持乐观精神状态的一个法宝。历经项目公司的摸爬滚打，她对地市公司的员工状态有着良好的评价：“越艰难就越能表现出建业人身上那种坚忍图成的精神。地市员工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令所有人都为之感动，团队的高度荣誉感和凝聚力在他们身上绽放。”这些也许是她对职业精神的理解，当然，也更是对“投入”所做的注脚。

（执笔：钟慧）

    惺惺相惜
    6月份同《建业》编辑们谈话时老胡即已对“村官”李连成的事迹津津乐道。8月25日，集团职业经理人“新长征俱乐部”组织活动来到西辛庄，甫一见面，老胡和李连成借用了西式的拥抱来表达彼此间的尊重。在向下、再向下的战略发展过程中，建业着重借鉴一切在盐碱地上耕耘摸索出的真理。尊重李连成，是对他所代表的“大道至简”的民间智慧的敬重；而欣然担任西辛庄的发展顾问，老胡延续了对这块土地一贯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

    同唱《吃亏歌》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就少是非；当干部就应该肯吃亏，肯吃亏自然就有权威。”李连成报告会的尾声，参与会议的人士全体起立，共同朗诵这首因豫剧电影《村官李天成》而广为流传的《吃亏歌》。“甘于吃亏”和“谦虚”，是李连成做事成功的两个利器。谦虚，永远的低姿态，会形成一个感情的洼地，所有的人都会汇聚到那里，所有的人都会帮你。做大后的企业如何保持低姿态，获得谦虚带来的好处，的确是个大课题。

    我最闪亮
    平等舞台，海选赛制，“闪亮之星，闪亮建业”。建业集团员工才艺PK大赛的公告一经发布，即点亮了集团上下员工的表演梦想。漯河公司最为热情，全体上阵，打响了项目海选的第一炮。漯河公司总经理刘大勇更是不怕“垫场”，第一个登台深情演绎了“歌神”张学友的《当爱变成习惯》。

    “巨人杀手”
    最佳球队、最佳教练、最佳球员……8月26日，客场2：1掀翻山东鲁能，河南建业队成为本轮联赛后多家媒体评奖榜上的“宠儿”。至此，建业队收获的14分中有11分是在对阵前6名的球队中得到的，成为名副其实的“豪门杀手”。当然，欣喜之余，在每场比赛中都能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取得更稳定的表现，也成为中原球迷对建业子弟兵的最大希冀。

    服务的联盟
    8月15日，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与建业集团签署客户服务战略合作协议书，并联合发行了“长城建业足球中超联名借记卡”。截至目前，建业会联盟商家已扩大至30多个行业，共计1000余家（上图为郑州市建业会联盟商家分布图）。客户资源的对接共享，不仅可以使彼此的客户能够从联盟中得到更多的服务，也能促进联盟不同品牌间的客户流动。服务联盟的构建，不仅是一种营销的手段，更是专注提升服务质量的一种态度。

    一、二、三，起！
    “同起同落”中的相互扶持、“信任背摔”中的换位思考和“冲出亚马逊”项目中的甘当人梯，8月3日，许昌公司全员参加野外拓展。不再有职位专业的分野，大家尽情体验着集体生活的温暖、帮助和被帮助的快乐。

正是从他开始，在中国企业家的大舞台上，出现了豫商的身影，听到了豫商的声音。他用他不遗余力的实践让更多人感悟到：什么人才是企业家，具备什么品质才能称得上企业家！
    ——由《河南日报》、洛阳市政府等多家媒体及政府机关组织举办的“首届十大风云豫商”颁奖晚会上，老胡获得了近乎完美的评价。青少年时居住县城、“ 上山下乡”的生活，造就了他对乡土中国的深刻洞察和浓厚感情；搏击香港商海、游历海外，又使他收获了融合中西、贯通现代传统的标准和眼界。“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建业的企业行为总带着一种专属的诚恳、守信，无不源自于这种大气的心胸。

有一天当我老了，我希望能听到大家说，老胡在河南这么多年，做了一些事情，对这个时代、这个区域的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建设者”，是建业人对自己理想状态的一个描述 ；当然，也是自我的一种期许。建设者从不把自己的事业看得如盖房子卖房子这般简单，他们自愿将自己的努力同区域发展、民族振兴的时代背景融合协调，致力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真正统一。

温暖的一百万。
    ——8月初的灾害性暴雨，提供了一个考验商风的契机，在8月6日的救灾工作会上，建业主动为豫西灾民捐助了100万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家同商人的区别。有关奉献与回报，老胡曾举出过一个生动的例子：“在自然界，那些落叶很少的树木比如松柏，要比落叶尽数归根的树木生长得缓慢得多。”奉献得越多，回报得也就越多，人同此理，企业生命的律动往往同自然的规律是一致的。

你给我15元，千万不要给我20元。
    ——完成委托事项的信阳公司礼兵孙卫平拿着过程中产生的面值20元的票据对管理部同事说。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坚持和人的富足水平无关，在某一方面，孙卫平也许更优秀。

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靠做人和为人治天下的，建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就是领导的做人和为人方面做得好。
    ——和全家一道看完建业十五周年庆典联欢会的光盘后，曾经的建业员工王法瑶有感而发。做人有道，兴业有望。修齐治平，企业组织行为的特征，往往可以回归到治理人的修为素养上来。

“让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这个提法，大气、稳重，非常符合建业的品牌特点。
    ——“在营销中，返璞归真最重要，会成为未来四五年内的发展趋势。”再次造访建业的王受之教授，不仅带来了现代主义建筑的讲座，还同建业人分享了自己在品牌建设和营销策划方面的洞见。从地处中原、特点中庸的地方特征出发，王教授为建业推荐了市民型的上海营销模式。自然，追求产品和广告的一致性，反对文过其实的过分包装，也是建业的一贯努力。

“建业批判”。
    ——“从客户的角度审视自己。”8月12日，集团召开了自省域化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最大的一次反思会议。集团及物业公司高管一起梳理了在工程管理、交房服务、物业服务、产品设计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在集团实施管控模式变革并初步完成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高细则的执行能力，更好地为项目全面快速扩张做好准备工作，是本次会议的发问，也是以后工作的准则。

建业人自己的杂志。
    ——继《建业》、《建业生活》之后，作为省域化战略背景下员工交流学习的一个新的媒介尝试，《建业（员工版）》应运而生。时尚的电子杂志载体，全面呈现视频、音频的多媒体魅力；力求贴近员工、记录真实想法的办刊理念 ；仅供建业人耕耘与收获的一方精神园地。《建业（员工版）》致力于做员工的电子会客厅，同时也期待在培养员工思考习惯上有所作为。

李连成语录三则
    （编者按：8月25日，建业集团“新长征俱乐部”成员奔赴濮阳市西辛庄，开展“向村官学管理”活动。从个人六年未盖过被子的艰辛生活到1.2万多元的全村年人均收入，“村官”李连成给了建业人巨大的震撼。在基层摸爬滚打数十年，李连成有着自己的事业悟道和管理经验，从下面的几则语录里，或许可以管窥一斑。）

当好村官，我有三个秘诀：处事公平、财务弄清、路平河通。
    ——李连成的三个秘诀，其实蕴含着许多血泪的经历和艰辛的探索。因为没让自家人多沾光，大年初一他曾经被自己的亲弟兄扇耳光。组建村民财务小组公开财政情况，培养年轻一代并由全村人选举决定接班人，虽背负“农民企业家”的名号，李连成却已在用自己的方式靠近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

费用从哪里压？从我身上压，只要做一把手的不乱花一分钱，没有一个乱花钱的！
    ——自带办公用品，自带劳动工具，生产出残次品自己购买，在提高效率、成本管理上，李连成有自己的一套，或许苛刻，或许极端，但他身先士卒的表现又让人心服口服。

第一，把事情干好；第二，不要骗我。
    ——“领导是拍板的人，下面的人一不说实话，领导拍板就要拍错。”李连成对自己的用人策略，是甚为骄傲的。大道至简，他把这个策略归结为如上的两点。在会议上，他每次都要强调。当然，在督促执行方面，他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每天凌晨3点半起床，4点10分出去检查工作，洞察秋毫，自然明辨真伪。

    中国是机遇不是威胁
    中国如今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它持有1.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报道说，中国目前设立了20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基金，已经对世界产生影响，中国上月买进巴克莱股份，今年初买入美国对冲基金黑石集团的股份。同时，中国已经放宽企业投资海外的限制。
    国际社会必须把中国视为机遇，而不是威胁。你可以抵制特殊的领域，但不可能反对大趋势。英国《每日电讯报》说: 我们无法制止中国人的海外投资，我们也不想阻止。我们可以获得双赢的立场，而不要被我们不能理解或控制的力量所淹没。

  （文章来源：英国《每日电讯报》）

    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
    所谓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数年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也随之迅速发展，甚至一些在通常情况下被认为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借款人也获得了购房贷款，这就为以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形成埋下了隐患。而由于放贷机构通常还将次级抵押贷款合约打包成金融投资产品出售给投资基金等，因此一些买入此类投资产品的欧美投资基金也受到打击，从而波及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全球股市动荡。据保守估算，美次贷“黑洞”造成的损失超过500亿美元，甚至有可能高达900亿美元。有欧洲分析人士指出，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才刚刚开始。美联储面临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文章来源：《商业周刊》）

    中国房地产公司进军英国市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房地产公司登陆英国市场。过去两年中，大约50家投资海外房地产业的公司在英国上市，其中大部分选择了AIM 市场。这些公司满足了投资者对房地产板块日益增长的兴趣。分析机构 Oriel 证券估计，这些公司通过上市共筹集了70亿英镑的资金。8月14日，又一家位于中国香港的房地产公司 Canton Properties 在英国上市，筹集到5500万美元的资金，使该公司市值达到3.68亿美元。
    对于英国投资者来说，大量国外公司的涌入提供了多种选择，但是往往难以取舍。投资者在投资中一般关注三个方面：宏观经济形势、政治背景以及公司的投资经验和投资结构。不过，与传统的英国公司不同，分析师往往不会密切跟踪这些新登陆公司的走势。

      （文章来源：  《金融时报》）

    中国因素在美各地渐显
    随着经济快速成长，中国的崛起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在文艺、投资与贸易等领域的触角，一步步伸向包括南加州的全美各地，逐渐取代过去的亚洲代表日本。
    中国崛起后，反应最明显的是“文化西进”。近年来全美呈现一片“中文热”，中文成了高中“大学先修科目”的一部分，好莱坞制作的影片中有中国文字，演员也经常冒出几句中文对白，短短几年，中国文字表示的人、事、物，仿佛成了“流行”亮点。
    洛杉矶地区各大型酒店从过去的日资天下，逐步被“华资”蚕食鲸吞。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日资企业是亚洲在美国经营旅馆的主流，然而至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化后，日资逐渐淡出洛杉矶市中心的商业势力。今天，在南加州，中国的代表形象再也不仅仅是华埠几条街以及伫立的孔子铜像了。

 （文章来源： 《世界日报》）

    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
    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不是空洞的，在企业实践中有三项重要的制度作为保障：一是终身雇用制；二是年资序列工资制；三是企业工会组织。这三项制度使日本企业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意识很强，不管是管理人员，还是一般员工，多数人对企业都有很深的感情，因为他们懂得只有依靠企业，多作贡献，才能实现个人的计划。
    日本日立公司目前是一家拥有11个业务部、27个工厂和8个研究所的巨型企业，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始终贯彻“诚”、“和”与“开拓精神”这一理念。这一理念使该企业充满诚心，团结一致，不断进取，发展壮大。松下幸之助之所以成为日本著名的经营之神，靠的也是“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和全体员工的高度责任感和奋斗精神。
    企业员工与企业连成一个整体的作用是使企业所有人员共同实现企业目标。在这方面，日本企业中的“团队精神”似乎表现得更有意义。日本企业家明白，当个人与企业的命运维系在一起时，企业的力量将是巨大的。因此，不难想象日本企业文化为什么取得优胜。

    （文章来源： 《日本经济新闻》）

    西班牙ZARA式经营
    美国著名出版机构《WGSN》在发布的《时尚产业与消费趋势Top10》中提及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快速时尚，并预测这将成为未来十年的消费趋势。ZARA充分迎合了大众对于流行趋势热衷追逐的心态：穿得体面，且不会倾家荡产。
    现在，这种消费观念被年轻人推崇备至。人们的口味会跟着最新的周末大片或歌星的新专辑而转变，速度就是一切。而在与时尚高速赛跑上，没有谁做得比ZARA更加出色。
    成立于1975年的西班牙品牌ZARA，通过快速地推出时尚又价格亲和的衣服，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排名第三、西班牙排名第一的服装零售商，在56个国家设立了两千多家服装连锁店。2006年，ZARA进入中国内地市场。
    “一流的设计，二流的品质，三流的价格”是ZARA多年来秉承的经营核心，也是吸引消费者的魅力所在。ZARA的商品从设计、打样、生产到店面销售，平均只花三周时间，最快的只用一周。

           （文章来源： 《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