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YE MAGAZINE
“我们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了。”
——4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布什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小范围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布什如此对记者表示。对于媒体所称“胡布会奠定中美稳定合作关系”的论断，我们不敢完全认同，但至少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听到了布什总统重申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声音。
从试点到整体还有多远？
——“现在新农村建设层层抓试点，方方面面抓试点，存在着试点与整体工作脱节的问题，如果按这样的路子去抓，那可能试点就是试点，却没有示范的作用”，农业部新闻发言人刘维佳担心新农村建设“变味”。 历史上，每当统治者开始“重农”，农民的境况常常更不如从前。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更注重农民整体利益的均衡，而执行过程中对农民关怀的体现则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
百姓住房税率可以为零。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在第二届中国财富论坛中指出，普通老百姓合理住房的物业税可象征性地征收，税率可以是万分之一，甚至是零。物业税用以调整资源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比重，限制、甚至抑制奢侈性和一定程度的享受型消费，保护普通老百姓生活必需的消费。
“平民教育”时代来临前的惊雷！
——最近，接连有媒体报道车夫和农妇为供儿女上大学而在劳作的地方一睡不起。很少有哪一个时代出现公民由于国民教育的重负而丧失生命的事例。教育作为公益性事业，仍要体现公平和负担得起的原则，而此类事件却是我们在大力倡导和谐社会时的不和谐音符。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平民教育观”。希望为供儿女上大学而失去生命的事件能够成为“平民教育”时代来临前的惊雷！
草根奋然前行。
——中国互联网进入第10个年头，郭德纲、胡戈一夜成名；博客如荒草一般疯长；互联网的力量不由社会精英把握，而是义无反顾地走向草根阶层，由大众主导。草根传播，让草根阶层、精英阶层同时拥有话语权。精英体制的“大教堂模式”将感受到全新压力，新的“大集市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认认真真破坏文物。
——全国政协委员舒乙分析城市发展中建设和保护对立的现象时如此表示。国内城市建设就是不断地拆，不断地建。像欧洲一样到处是200年前的建筑对于市民来说是最大的奢望，当我们再也找不到城市的历史与遗迹时，不能不说是亲手埋葬文化的一种悲哀。
“爱心大使”的告别。
——4月20日晚，感动中国的爱心大使、年仅37岁的丛飞在深圳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一位普通义工的葬礼，却引来万人哀悼。10年来，丛飞为资助失学儿童和残疾人累计捐款捐物300多万元，在对他表示深深敬意的同时，我们不仅要问，在媒体大肆宣传社会援助的时候，政府的职能又体现在哪里？
不管怎么说，至少中部地区地产行业在中房协多了一个发出心声、表达思想的渠道。这个渠道属于整个中部地区，它不属于哪一个企业，更不是建业自己的麦克风。
——老胡在当选中房协副会长后，回答《河南日报》记者有关问题时如是说。一直以来肩负社会责任和企业发展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命题，而建业却始终均衡地把握着两者之间的度。一方面具备关注社会、肩负社会责任的使命；另一方面理性分析市场，根据企业发展需求正确选择快速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1王石：不甘平庸的种子
在机场的书店，还有其他的地方，都能看到王石的《道路与梦想》在热卖。在2005年，关于“改革”从1979年全国大讨论之后因出现了利益分化而再次引起争论之际，书中所述的王石和造就王石的这个时代无疑为这场已持续进行了20多年的改革做了最好的注解。
而作为普通人关注的，是王石闯荡深圳时关于自己状态的记叙：“这时候，我已经33岁，当过兵，做过工人，在政府机关工作了三年，有一定的阅历，有一定的信心，更有我所喜欢的《红与黑》一书主人翁于连的那种不甘于平庸，以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而此之前，作为一个平常的年轻人，不甘平庸的种子已然种下：“已近而立之年的我对要选择的目标是什么却仍然混沌一团。只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在机会来临之前要学习，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做知识储备，否则机会来了也抓不住。”“在铁路沿线出差我总会捧一本书，晚饭后也往往独自一人关在房间里做读书笔记，直至凌晨。”
不甘于平庸，基于此，王石对很多事情有了不同的感受。登山运动磨练了他的体能和意志，无形当中使王石在谈判桌上与对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我能够在无人区一呆就是几天，你能吗？”对于艰难困苦，王石将之视为意志的磨练并欣然对待，也就不难理解他所持的那份中国人少有的自信心。
对那个时代怀抱感激的人，多是做好了迎接时代洪流的准备，即要求自身知识和素养的完备。
2阿信：苦难不会折断梦想的翅膀
《阿信》第一次在中国播出，已是20多前年的事情了。那时的中国虽已开始萌动商业的种子，但相信更多中国人对于八佰伴仍然是陌生的。
“我曾数百次听过《北国之春》，每一次都热泪盈眶，都为其朴实无华的歌词所震撼。”当华为任正非先生踏上日本这块土地，才明白这首歌的创作之意是为歌颂日本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创业者和奋斗者。而作为八佰伴创始人原型阿信的奋斗历程是二战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支持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那批创业者的一个缩影。
因为和日本一衣带水的关系，文化的相近使得中国人更易认同阿信的坚持、热情、忍耐、善良、智慧、勤劳、宽容，而阿信身上最重要的特质打动了很多人，那就是：所有的苦难都不会折断梦想的翅膀。
“我可以忍耐。”
“再多的苦我都可以忍受。”
“有什么需要我来做吗？”
不怕吃苦、乐于承担、对未来保持了乐观态度，是那一代日本人的品格所在，正是这些推动了整个民族的前进和经济的发展。而忍耐，是因为对自身和周边环境的期待与不肯放弃，为内心的热情所驱动。“从拉面店的服务员，到乡村小旅馆的老太太，从大公司的上班族，到……所有人都这么平和、乐观和敬业，他们是如此地珍惜自己的工作，如此地珍惜为他人服务的机会，工作似乎是他们最高的享受，没有任何躁动、不满与怨气。”这是中国人所看到的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严寒的冬天之后的日本人民，如此地感恩生活并珍惜所拥有，因而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3德兰修女：拥有你所笃信的
1910年生于马其顿的德兰修女(Mother Teresa)因帮助他人而被世人所怀念。她是一个平常的人，她所做的，是每一个有手有脚的人都有能力做到的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给别人以做人的尊严，如此而已。
她流传于世的所谓箴言其实再朴实不过：
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可能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
即使你是诚实的和率直的，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
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有人会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营造；
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
德兰修女已经清晰明白地看清楚了这个世界，而她依然心甘情愿付出并为此而快乐。今天，在具备“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之前，内心首先要充盈的，必定是自己笃信的信念或者其他。而这些东西，会让人简单和看起来大智若愚。
（文字执笔：宋晓鸣）
4阿甘：只要盯着球，眼睛千万别放松
看完了《阿甘正传》，没有人会忘记阿甘那一场三年两个月十四天又十六个小时的长跑，只是因为想跑，于是跑了起来，成了一个有关奔跑的召唤符号，他的坚持给了越来越多心灵空虚的人以信仰的力量。而当有一天他戛然而止时，令他的追随者再度陷入了茫然，因为没有人能够像阿甘一样无功利地专注与坚持。
生理上的阿甘是一名智障人士，他习不透现实中所谓的意义与规则，也许正因为这样，在这段记录了二战后美国的迷茫历史，发生了约翰列侬、3K党、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越战、中美乒乓球外交、1969年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1980年法国自由女神像运往纽约港口百年纪念的乱纷纷的变迁中，阿甘，一个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绿弓镇出生的早产低能儿，成了当时美国梦的唯一胜利者，讽刺的是，这些胜利对于阿甘没有任何意义。
阿甘的生命无疑澄澈得与内心没有任何距离。而阿甘的成功只有一句话，就是越南医院中教他乒乓球的黑人的一句话：“无论如何，只要眼睛盯着球，千万别放松！”
5梁思成：构筑在城墙之上的理想
我们原本可以拥有一个有完整的内外城体系，宽阔的城墙上面开满了丁香与蔷薇的作为环城立体公园的北京城。
为了给后人留下这样完美的梦，梁思成曾积极地奔走呼告。然而在这场北京城保卫战中，梁思成几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那个破旧立新的年代，梁思成保护古建筑的理想毕竟是不合时宜的，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势必会淹没于声势浩大的建设浪潮中。面对无可阻挡的大量拆除，梁思成经常失声恸哭。对于一个有着强烈良心与责任的学人而言，他内心受到的煎熬剧烈而沉痛，然而梁思成并没有因挫折而停止他的建议与呼吁，他的胜利屈指可数，但是团城毕竟保留下来了，当年梁思成构筑在城墙之上的理想，如今在北京城仅存的东便门明代城墙遗址上实现了。普通人一生之中可能很难企及梁思成的成就，然而，这种对信念的坚持意识则是这个时代所需的神情。
当我们今人无不痛惜当年对遗迹的破坏时，不能不对梁思成坚持真理的良心致敬。
（文字执笔：钟慧）
6雷锋：榜样回归
他是一个时代的榜样，几代人崇拜的偶像。在那个全民学雷锋的岁月里，一个国家公民的奉献意识和道德观念都得以沉淀和巩固。而他，只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军人。
那个时代所有的宣传，不管是刻意而为也好，随即取得也罢，都是些平常小事。专注与坚持，同样是他短暂生命中的璀璨火花。那些文字与影像想必不用过多赘述，孤儿的经历成了他认同组织信念的驱动力，感激心态与认同情怀也是他所为的内在力量。
离开雷锋的日子，我们和他的精神，以及他所对应的价值渐行渐远。然而，当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精神寄托的变化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节奏，榜样也就会逐渐回归。在企业中的“职业素养”也就是“钉子精神”的演变，员工对于企业的认同也会逐渐凸现在个人职业领域内，敢于承担以及专注执著。
雷锋的头像除了传统意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宣传，开始出现在各个领域，甚至出现有点波普味道的LOGO、纪念章。可以说雷锋已经从具体形象转化为精神标杆和艺术符号。外在形式的变化正是意味着时代需要这样的榜样来温暖每个人的灵魂。
7圣瓦伦丁：坚持自己应做之事
专注地对待一件事，或许很多人都可以做到，在外部环境改变的情形下，依然坚持自身的职责却需要异常的决心和勇气。公元3世纪的一位主教圣瓦伦丁用他对分内之事的执著，成全了那个时代的爱情。
当年，罗马皇帝为了赢得战争，认为已婚男子都不愿离家当兵，即使上了战场，还是惦念家中妻儿，不会舍身搏命，因此发布了一道禁止结婚的法令。适龄的男子必须为皇帝效忠，而不得不和心爱的姑娘分别。没有了主持婚礼的教父，恋人们的盟誓也无法得到公证。但是，圣瓦伦丁依然坚持行使一个主教的职责。他违背皇帝的旨意，秘密为青年人举行婚礼，因此遭到监禁，于公元271年2月14日死于狱中。
当然，在这位主教为了不违背自己对于教会的诺言和职责，而为青年人举行婚礼之时，可能并不曾想到自己会因此丧命，也并不会想到自己的忌日会被后人以玫瑰来纪念。他所关注的仅仅是属于他的工作与责任。
为了纪念他，恋人们就把这一天定为圣瓦伦丁日。圣瓦伦丁是一位爱的殉难者，为他人的幸福牺牲了自己。我们并不想宣扬这种舍身精神，只是希望每个人都更加用心地对待自己的应做之事。
（文字执笔：何佳颖）
8格拉斯：品质中的职业操守
说起品质，自然会想起高尔斯华绥的同名小说《品质》，对多数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来说，小说本身就是对这个词语最好的诠释。
格拉斯是个穷苦的、恪守职业尊严的鞋匠，他的一生只做一件事——制作靴子。他做的靴子具有最好的品质——舒适合脚、经久耐穿 ；他从不利用广告，也不粗制滥造，而这些是那时的大公司为了让顾客不断跑来购买以增加业务的惯用伎俩。
终于，他的如此坚持使他的生意在大公司的挤压下一路下滑，不得不盘出一间店面。哥哥因此想不开，死了，只剩下他。仅仅一年的时间，格拉斯老了许多。当“我”收到定做的最后一批靴子并坚定地认为：“不论在式样或尺寸上、在加工或皮革质量上，这些靴子都是他给我做过的最好的靴子。”而等“我”去向格拉斯表示感谢时，却得知他已经饿死了。
隔壁店面的“年轻人”以知情人的身份说出的一段话道出了格拉斯不幸命运的根源：他亲手制作靴子，不让别人碰；他精心制作，不惜时间；他用最好的皮革；他从不预收工钱，“经常断炊”……
格拉斯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是恪守职业道德而已。在现在这个重视职业道德、并且定制缺失的年代，像格拉斯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最好的劳动回报和最高的礼遇。
（文字执笔：李锐）
今天，已经没有人怀疑企业家在我们社会中的作用。但是，在深层的社会心理中，企业家还是更多地被当作赚钱家或简单的物质经营者，在价值判断上，难道商业的力量和知识的力量、政治的力量相比，就一定等而下之吗？如果我们先验地作出这样的判断，那恰恰是在降低我们对企业家的外在约束标准，而这对塑造企业家阶层的“内化的标准”又是毫无益处的——既然从血统开始他们已注定不高尚，他们为什么还要追求高尚？
“天职”（calling）这一观念，是资本主义商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也是我们理解许多西方企业家的敬业与慈善行为的一把钥匙。天上的意，世间的职，承担职责在人间（因为你有创造财富的天赋，所以要毕其心力担当），积聚财富在天上（你只是穷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一己，最终还要还给社会），这就是“天职”。以这样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就形成了新的财富观和企业观。
为什么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中国会迅速衰落？马克斯•韦伯曾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作为鼓舞力量”，而以顾准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界比较普遍的看法则是中国古代典型的集权主义、专制主义传统阻滞了近代化的过程，在大一统的王权政治框架下，产生不了基于西方城邦民主、民间自治、个性独立之上的经济形态。
从费正清到杨小凯、袁伟时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清末的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工商业。技术发明、盐、铁、火柴等大型生产活动不可能在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及批准和监护下发展起来。政府不仅利用盐业官营、官窑、皇家织造与民争利，而且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业财产的特权，从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处索取各种利益。由于整个经济主要是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因而市场狭小，分工无法深化，生产力不可能提高。
在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近来有不少学者力图弘扬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精神与管理文化，从诸子百家到晋商徽商。究竟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答案本来不言自明，那就是以给予创业者以创业机会、鼓励企业家创新行为为特征的制度变迁。而在我们的历史上，这种制度变迁从未发生过。我们始终应该记住，在整个封建历史上，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一直由国家经营和控制，由此产生的大宗工商利润绝大部分都被用于行政、军事开支，甚至被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府挥霍浪费，而没有变成发展工商业的资本。私营工商业一直被官府控制，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依附权贵，与官府搞好关系，得到庇护。“朝里有人好发财”，但正如清朝大盐商江春所说：“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因此他们即使有了资本积累，也要捐官买爵、兴建牌坊，断然不会谋求可持续地投入与发展。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官府对自由经济的控制与重本抑末、轻商贱商的风气互为表里，使得商人和企业家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没有持续发挥其创造力的制度保障。这样的话，纵使一国的经济曾经繁荣，却如高楼屹立沙滩，其衰落看似突然，实则必然。
无论是借鉴外部的经验，还是审视自身的历史教训，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看轻商业的价值，贬损企业家的作用。可是，直到今天，那种站在权力立场教训企业家的声音，那种将企业家创造的商业价值和财富看作和社会无关的“私利”而仇视和讨伐的声音，还是如同幽灵般会经常出现。在“集体无意识”中，企业家似乎是一种外于我们的“异化力量”。
中国经济的未来系于中国企业的价值，中国企业的未来系于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能力与实践。
抚今思昔，后顾前瞻，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中国企业家的深层次价值基础。
利中有义。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看待商业的力量。人类探索的推动力来源于商业，不断增长的生活来源于商业，商业的活力维系着社会的活力，商业的创新引领着社会的创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商业的力量正在成为塑造中国的主导力量。它不仅使社会告别了停滞，也重塑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性格。当人民不再被僵化束缚，而是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和头脑，创造性的知识便开始流动。
同样，我们要理直气壮地阐述企业家的作用。没有他们的创造性努力，则一切商业活动都会变得苍白无力，毫不精彩。
最后，我们要正视企业家的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并以更高的标准审视企业家如何担当他们的社会责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语境中实践他们的“天职”。
我们呼唤，只有建构在负责任的企业家行为基础上的商业活动，才是文明的活动。没有文明的商业，就没有文明和谐的社会。
（秦朔，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近期，改革的争论非常热烈。如此重大的事项过去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现在却可以公开地争论，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正如当年“实践是真理的检验标准”讨论促进了中国的改革一样，我个人希望这种争论亦能够导向一个更好的言论自由、决策民主的平台，从而带来中国社会更大的进步。
自由争论的重要，在于它是学习的过程，而学习在制度演变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我先举一个浅近的事例。我和朋友们一起办了一个在中国大陆颇有影响的论坛 “经济人俱乐部”。作为论坛版主，我很早时即发现，论坛的发言，以批评为主，少有表扬的，这可能与论坛参与者更加强调自我主体意识有关。这样的谩骂性言论在最近国企改革争论出现后曾经达到顶峰，有段时间，“愤青”涌入，论坛骂声如潮。但我亦有一个奇妙的发现，一个愤世嫉俗的年轻人初入“俱乐部”时可能表现得像一头烈牛，乱冲乱撞，难免打碎许多美丽而珍贵的瓷器，但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后，这个年轻人会变得成熟、理性许多，他发表的帖子也变得大有长进，渐渐地由谩骂进入对话阶段。
为什么会有如此奇妙的过程呢？关键是在这中间，他们悄悄地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在我们这个论坛，潜伏着海内外的高手（耶鲁的陈志武教授曾经是我们的访客，据说已故的杨小凯教授也曾上过我们的论坛），推崇理性、智慧、快乐以及人文精神。在这个论坛，看的帖子多了，参与争论多了，鉴赏水平和认知能力自然提高，责骂也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建设性的探讨。
这让我联想到中国改革。中国改革一开始其实是从争论开始的（即前述“真理标准”的讨论），但却以不争论经历了中间的过程，现在争论又风烟再起。用樊纲的话说，许多问题其实早争论过了，现在又要拿出来再争，经济学家们实在不愿意浪费时间。
但争论却难免还要继续。大的背景原因有两个，一是改革的确出现了利益分化（至少收入差距就比改革初要大），利益之争在所难免。二是80年代的新生代人已经进入了发言空间，而他们的脑海中不像老人有当年改革的背景，有关于改革的现成答案，争论情所难免。这就好像又一批一年级的学生入校了，一切当然需要重新开始。
事实上，如果大家知道著名的圣塔菲的一个实验，就会知道，即使是小老鼠，它们也总能迅速地聚集，形成群体行为。前提就是，小老鼠们是自由的，并且可以互相学习。在相类似的“玻璃房经济”实验中，经济作用者不再是数学变量，而是作用者，是陷入相互作用和偶然事件之网的一个个实体；这些实体会犯错误，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它们有自己的历史，就像人类一样不受数学公式的支配。结果表明，“玻璃房经济”与“柏德”实验的结果几乎完全类似，人类会在演化过程走向制度趋同。这样的实验证明了哈耶克和熊彼特等奥地利学派一直强调的，人们之间的互相学习，习惯、风俗比新古典鲁滨逊式的个人理性更能解释社会的演化和进步。学习，成了奥地利学派思考制度变迁的关键词。
显然，不仅学习型的企业可以有更加强大的竞争力，一个善于学习的社会、一个学得更快的社会也会是一个进步更快的社会。所有的组织，包括企业、政党、教会、民族以及国家和社会等都将经历学习，并在学习中寻求进步，所不同之处只在于有的组织学习速度快，不二过；有的组织学习速度慢，不长记性，老犯历史的错误而已。
回到我们眼前这一场改革的争论，一个被许多人忽视尤其是被改革派们忽视的更为关键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的社会能不能提供一个制度性的平台，让大家能够更加自由、开放地争论并由此学得更快一点，而改革也在争论后进展更快一些呢？“十一五”规划等重大文件中已经屡屡提到，中国要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社会”的名字很好听，但究竟如何才能做到呢？
其实，这里面的法门人家早就发现了，我们只要善于学习就行了。一是言论自由，即让每个人都有自由言论的空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争论一通。二是决策民主，即重大政策出台有好的程序、有更多透明度、能让国民都参与一下或者听听各方的争论。比如，前段时间国有银行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本是件大好事，卖的价也不见得低，但问题在于，既然中国人多数都是银行的客户，金融安全涉及到千家万户，这么重大的事情在正式叫卖之前却不让大家讨论一下，在决策的时候并没有一个透明的机制，大家在事后当然难免要争论不休!
人类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言论自由和决策民主是能够让国民最快地习得公共理性，保障公共政策得以畅通的法门。
都说中国人聪明，但中国人经常在大事上犯迷糊；都说外国人笨，可外国人会在全民争论或者看着议员们争论中学得聪明。这一点，看看《走向共和》就知道了。
如此说来，学习型社会原来不是靠发给大家一大堆书，办几所国立大学，或者政府去组织大家学习就能形成的，其前提必须建立在一个能够自由表达、自由争论的制度平台的基础上。
对于中国改革，许多人寄希望于它能快改。只是，急也没用，改革这样的事，看起来也只能在改革中学习，在学习中改革了！
（赵晓，经济学家、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导。）
当选，众望所归
中部，脱颖而出
2006年4月8日，建业住宅集团董事长胡葆森众望所归，出任中国房地产协会（以下简称中房协）副会长，任期四年。与胡葆森一同当选的，还有王健林、刘希模、许家印、张建台、李英儒、陈士杰、陈兴汉和郁亮等8人。
细心的人士发现，此次中房协的副会长，分别来自东西南北中，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这与房地产具有强烈的区域性，如出一辙。其中四个直辖市各有一名代表，重庆市房屋管理局代表了西部；大连万达代表了东北地区；河南建业代表了中部地区；深圳万科和广州恒大代表珠三角地区；江苏栖霞建设和上海市房协代表长三角地区。
“从就任数量上看，各占两席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显然仍是楼市的重中之重。”业内人士认为。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胡葆森的当选，除了显示出建业集团的影响力在进一步扩大之外，这也意味着一向只被视为地产“二三线城市”的中部地区，终于脱颖而出。依靠自身的快速发展，拼得了“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一席之地。
有评论说，此次当选，中房协是基于胡葆森对房地产市场有深刻认知，对房地产行业具有强烈的前瞻能力；他常常能为这个行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他有足够的、建立在社会责任感之上的影响力和个人魅力。此外，他对行业的贡献，以及建业集团在中部崛起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也是此次当选这一要职的重要因素。
就企业层面来说，建业集团不仅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2005年度，建业集团独特的省域化发展战略取得较大突破。去年，建业集团经营收入和利税水平分别创了历史新高，实现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83%，上缴税金较上年增长126.79%，成为我省首个年纳税过亿元的房地产企业。
深入，振衣直言
前瞻，江湖不远
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处江湖之远，做一个企业的“舵手”，还是居庙堂之高，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胡葆森皆一以贯之，以天下为己任，兴利除弊，振衣直言。
2004年下半年起，部分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增幅过大、房价涨幅过快的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国家从全局出发，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
2005年4月15日及5月18日，胡葆森以中城联盟轮值主席的身份，分别发表《就当前房地产业的宏观形势致中城联盟各成员单位董事长的一封信》和《中城联盟对国务院七部委意见的认识》的公开信，做出号召地产商共同维护市场规范的社会回应。这两封公开信，胡葆森从行业发展及经济运行规律的角度，阐述了行业发展走势，并道出了开发商应有的作为。
2005年7月初，在建设部汪光焘部长邀请的全国六家地产公司关于下阶段政策研究会议上，胡葆森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角色定位》明确提出开发商应成为“城市化进程的推动者、社会价值的建设者和负有民族复兴的责任者”，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极具方向感的建设性意见。
在建业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中，有两点是被业界公认的。一是建业的“从上到下”的省域“城市住宅连锁店”开发模式，作为一种模式创新和拓展，被业界称为“建业模式”，受到全国商界、媒体、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二是经过实践和研究，胡葆森开发出了一套具有生命的系统理论——房地产系统控制论。这套系统理论阐述了房地产界普遍存在的管理问题及解决之道，进一步强化了胡葆森引领业界潮流的领导色彩。
向上，以智立言
向下，庙堂不高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胡葆森一向保持着一种“向上”的智慧，担负智囊的责任。与此同时，作为企业家，他一向保持着“向下”的姿态，体察企业，体察民情民意。在胡葆森看来，无论是作为企业家，还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如果做到以天下为怀，不但江湖不远，而且庙堂不高。
2006年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胡葆森委员提交了《关于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培育大型企业集团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关于积极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全面参与小城镇建设的建议》两份行业发展提案。
在《关于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全面参与小城镇建设的建议》这份提案中，胡葆森呼吁，房地产开发企业全面参与到小城镇建设中，与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吻合。有媒体评价说，胡葆森善于从本企业、本行业的社会责任出发，深刻洞见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今年全国“两会”最热的议题之一，同时也是全国“两会”的最大亮点之一。在此之前，2006年2月，胡葆森被河南省许昌市政府聘为“许昌市城乡一体化新农村示范区”建设的首位顾问，并从第二个月开始，每个月参加该市的联席会议。
在胡葆森看来，参与新农村建设，是要根据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和战略确定的节奏，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切入点。一方面，这是作为一个企业家，从自身角度所体现出来的厚重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把目光投向农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颇能体现胡葆森“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天下”情怀。
事实上，胡葆森的新农村建设情结和社会责任感，不仅仅体现于在乡镇现实基础上的适应和调整，还体现于对现有政策的更新建议。他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国内地产业和新农村建设能够更深入接轨。
胡葆森曾经预言，中国的房地产业最终是要从大城市走向中等城市，从中等城市走向小城市，最终走向乡镇。而政府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使建业成为最先把自己的战略方向调整到和国家的产业方向与政策相吻合的一个开发商。
[谭世平，《郑州晚报•第一地产》执行主编（统筹）。]
新员工首先要学会按电梯。
——在第四届河南省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上老胡一行视察建业展位时，带路的文化资源中心新员工牛伟没有及时按住电梯，等大家走到电梯口时电梯门已经开始关了。在电梯里老胡对牛伟说了这句话。的确，老胡希望他的员工能够从小事做起，重视细节。
我很爱惜8280，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
——运营中心司机尚小胜曾在部队做驾驶员，对所驾驶的车辆有着特殊的情感。看着他开的车，总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还不忘记在车后座放入最新一期的《建业》。细微小事中体现出的却是职业的精神。
政府首先要清楚哪些是好企业，其次要知道如何去培养这些好企业。
——老胡在与《中国企业家》杂志副总编黄丽陆等人交流时谈及中部崛起关于政府重要的作为时如是说。
超越以往！
——在第四届河南省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的最后一天，豫西大区营销部经理胡文勤率豫西营销团队参观集团展位时，对展位设计构思、搭建布局、图片选择等各方面发出以上赞叹。承载着光荣与梦想，十四年来，一系列炫目的荣耀背后，是建业人关注每一点、超越每一天的努力。只有超越才能卓越！
“你们的（省域化）战略，可以说是一石三鸟，一箭三雕，三全其美啊！”
——第四届河南省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上，参观了建业展区之后，郑州一家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童凤华女士站在二楼展区的河南地图沙盘前由衷赞叹道。意为建业的省域化发展战略，既让地市的老百姓住上了好房子，又得到省内各级政府的欢迎和信任，同时以建业的强大实力在地市肯定也是鲜逢对手，可以取得较好的利润和快速的扩张发展。
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老胡、建业，多了对河南地域特征更深刻的理解。
——北京四维产业总公司总裁王埏这样描述他此次中欧2004届CEO班同学会中原行活动的收获。
有可能再现当年的金牌球市。
——足球俱乐部周晓波在4月15日的主场胜利后如此评价现场火爆场景。今年是建业足球的本命年，对于忠诚追随建业足球的河南球迷而言，建业立志冲超的决心与表现是对他们最大的报答。
我想今天与你们的合作，顺应了中部开发、中原崛起的天时，占据了振兴河南、共谋发展的地利，聚焦了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人和。
——河南省商业行业协会会长张慧玉在三门峡建业•新天地与河南大张实业签约仪式上的致辞。
书法的发展是一种工具性向艺术升华的过程，3000年的书写习惯成就了这门辉煌的艺术，但是这也决定了在今天渐趋无纸化的交流空间中，对书法的朝圣要走辛苦而寂寞的路。于是，胡秋萍说她不收弟子，她无法再将这份辛苦印证在另一个人身上，看着他必然越走越孤独。
性别超越
当别人最初向我介绍胡秋萍的时候说，河南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时而厚拙雄强，时而绵劲细密，师承王铎，又力于变中求索。她的作品大气里有坚韧与挺拔、自信与刚毅，不像出自女性手笔。
最后这句令女性尴尬的褒扬之词，在书法界尤其是一个艰辛的现实。虽说书法艺术每一个层面的提升无论男女都以废纸三千作为铺垫，然而事实上除了男性在社会物质方面占尽优势外，优秀女书法家尤其稀少，更是一种性格生理方面的突围。“对于艺术的开拓，到了一定的程度，需要整合与提升，这些却并不是女性的长项，而女性的包容个性令她们天性屈从、难于坚持，在形成独立的人生观、艺术见解、爆发瞬间的大智慧方面，容易比男性稍逊一筹。”
女性自有从事书法艺术的长处，比如敏锐细腻可思接千古，比如大度包容可纳山高水长，正如毛笔天然是一种艺术工具，柔软而富有弹性，不拘于形态从而可以表达变化万千。无论柔性也好，刚性也好，如何摒除女性物理与社会心理方面的局限，突破匠人的亦步亦趋，提升和整合独立的艺术见解与人生观，表达出自己的个性、思想方式、智慧与大快乐，是女书法家获得升华的重要标准。
于是，胡秋萍谈到她的写作，是欢乐、痛苦同在，与书法深度结合的生命状态。站在素白的宣纸前，努力使心灵澄澈，捕捉微妙的天启，一旦打开思维一线，灵感滔滔而来，直至实现神性与个性的对接。
我不并太懂行、草，只是用心去揣度胡秋萍作品中的墨意，顺着挥洒的墨迹比划下去，会觉得有时行云疾走，轻巧畅快得心中通达；有时又险涛暗渡，令你心绪纠结机敏高悬；有时如孩童率性妄动，自然天真却令你哭笑两难；有时却如兵家谋战，奇正诡谲虚实难防。于是我想，这女人必定纯粹而豪放。
然而对面的胡秋萍，却是一副河南人的恬淡温和，是一种滋养人的平常心态，并不似《秋萍墨韵》中所记录的那个专注、坚持的女子。她的家摆设得异常随性，瓷器、字画，皮影、挂饰，花草、瓜果……都是一副融入生活的架势。只是一谈到书法，她的眼神便透着植物生长般的倔强与兴奋。
传统中的立意创新
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并不是陈陈相因的重叠，每一代艺术的朝圣者都希望袭于古而创于今，袭是前提，创是目的。今天的时代不是书法的时代，今天的时代也不完全是艺术的时代，传统文化走到今天，努力想破茧新生。胡秋萍曾说：“那些曾经带给我激动、愉悦、充实、惬意的笔墨，时时使我感到疲惫和厌倦，我分明感到自己总在向着一个牢笼深处走，从两汉、魏晋到清末、民初，层层俊杰逼使我们每一个后来者失去自己。”这份历史与现代的博弈，谁也没有河南人体会得深刻。
历史的根脉在这片大地上盘亘着，这片土地有太沉重的记忆。仰止的成就与成熟的规则立在前面，没有自信与勇气的人无法与之对视。这片习惯了农耕的地域是否同样习惯了如作物轮回般的循环与因袭？这片创造了高度发达文明的城市群是否已经没有了宽容与谦逊的姿态坦然面对来自外界或者内部的反驳？
而胡秋萍在着意创新，在已经形成的行草基础上，加入一些现代绘画构成因素，重视整体黑白与点线的布白分割，使作品表现出一种新的美学思想，让它在线条的表现上更轻松、自然，更接近生命的自然状态。
这些创新也曾经令她弹赞皆享毁誉有加，这是每一个创新者在任何有着悠久历史地域上都将面临的诘责。但是创新者是需要前赴后继的，在新的文化拉动中原崛起的过程中，这份力量将汇成主流，如春天的田原上随风汹涌的绿潮。
驱车赶到淮阳，已是正午十分。在太昊陵的广场周围，随处可见布老虎及小号的泥泥狗。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对泥泥狗要有进一步的了解，另一方面也要为中欧CEO们的中原行准备礼物。总觉得广场周围的泥泥狗太过粗糙小气，样式也太过单一。
匆匆吃过午饭，就开始寻找品种更多，做工也更为精致的泥泥狗。淮阳城中电动三轮异常活跃，灵巧地穿梭于小城的各条街道。我们找到一位骑电三轮的大姐，请她帮我们带路到有地道泥泥狗的位置。大姐三拐两拐把我们带到城边小村中的一户人家门口，停了下来。
从院子中走出一位老先生，得知我们的来意，老先生一一递上名片：“河南省淮阳县民间泥泥狗协会主席•任国伦”。
任国伦先生的家，是一个豫东农村常见的庭院，四间堂屋，两间东屋，都有些年岁了。屋内的陈设也十分简陋，枣红色的茶几上落了一层尘土，沙发上也撂满了衣裳。正屋的墙壁上挂满了有关民间艺术的奖状。任先生穿着蓝色布外套，上面还沾有泥土的痕迹，如果不是他递上名片，任何人都只会认为他是一个普通农民，丝毫不会把他和民间艺术甚至艺术家联系起来。
任先生请我们来到侧屋，屋子并不朝阳，4月的天气，还有些许阴冷。侧屋的架子上堆满了已经着好色的泥泥狗，靠窗的地面上则铺满了还未完全阴干的泥胚。
看着这些前一天还只能从google上看到图片的泥泥狗，突然一下子活生生摆在了眼前，同行的每个人都放下了平日里的紧张，兴奋得像个孩子，不停地在各种不同模样的泥泥狗之间徘徊。拿起了这个，又放不下那个，九头鸟、双头兽、麒麟、坐狮……觉得每一个都别具风格，黑色釉底上的五色图案斑斓多变，似乎都在诉说它自身的独特故事。
任老向我们介绍，“泥泥狗”中奇禽怪兽的造型，已超越自然中的现实形体，全凭直观感觉进行创造。比如双面兽身上的纹饰符号，具有再现“女性生殖崇拜”的意义，随制作者本能的直觉感受，施绘在虚幻、神秘的怪异形体上，释放出一种原始图腾艺术的魅力，使古老的泥塑艺术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现代感。
任老告诉我们泥泥狗的来历源于伏羲、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伏羲生活的时代，人烟本来就很稀少，一日，天塌地陷，世界上只剩下伏羲、女娲兄妹二人。这时，人们已从群婚过渡到对偶婚，伏羲又制定出了族内不能通婚的嫁娶制度。为了繁衍人类，兄妹只得求上天作媒。他们从山上推下两扇石磨，如果石磨合在一起，就成为夫妻，否则，仍为兄妹。结果，石磨在山下合在了一起，他们便结成了夫妻。所以，人们至今称伏羲为人祖爷，称女娲为人祖姑娘。
看着面前的“泥泥狗”，使人仿佛又回到那个混沌初开的旷古时代，野兽出没，风雷闪电，人类自身的脆弱，使他们把保护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一些具有很大威慑力的动物身上，并视万物为有灵魂的载体，于是产生了对动物精灵的“图腾”的崇拜。
淮阳“泥泥狗”艺术的存在，实质是一种原始图腾的延续和拓展。作为中华民族民俗文化中的一种极为典型、罕见的民间艺术，它真实地记录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并折射出民间艺术与原始图腾崇拜之间同构互渗的血缘关系。 “泥泥狗”，不仅是研究“人类学”、“民俗学”的活性史料；同时，其特具的人类本源精神、活跃的直觉创造性和生机勃勃的现代感，对现代艺术的发展，无疑也是一种有益的滋养。
我们精心挑选好的礼物装满了三个箱子，任先生告诉我们这些泥泥狗他要整整两个月才能完成，而卖给我们的价钱只有七百元。蕴涵如此深厚民俗文化的“活化石”经济利益却如此低廉。任先生两个月的纯手工劳作，却与这些泥泥狗目前的市场价值如此不对等。如何推广河南的民俗文化，如何把民俗文化与新农村、与农民切身地结合起来，也是我们除了传承之外，所要探讨的现实问题。
生命在足球中丰富
我从小在体育场长大，经常接触体育和足球，这种痴迷不是成年后才有，而是从小的耳濡目染。文革期间，年少的我们经常自发地做训练队的球童，来度过每一个漫长的午后。足球几乎成了年少时我们的最大乐趣。
第一次客场看球，是在武汉。河南建业对前卫寰岛。在那之前，只是一味地狂热，一味地为自己的球队呐喊，而很少顾及其他人的感受。比赛时，河南球迷和武汉球迷发生了一些小摩擦。处理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自己对于足球精神的局限性，其实每个球迷都会把所属地域的球队看成自己的孩子，过于自我的倾向性反而不利于体育精神的发扬。也是这场球赛，让我对于足球多了理智的分析，少了盲目的狂热。
2001年沈阳五里河的彻夜游行，2002年世界杯期间，全国球迷联赛时捧回的亚军奖杯，足球承载了我生命中的太多记忆。到目前，我也和建业的历届很多队员成了生活中的朋友。
——陈昌伟，现郑州市球迷协会秘书长。
感动了天津球迷
1996年发生的事，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可以说不是难忘，而是悲痛和教训。那次组织大家一起去南京看球，球迷们都是自发租来大巴一路颠簸到南京。返程途中，有两名年轻的球迷因为时间原因，没能跟上大部队，由于赶路心切，疲劳驾驶，出现了意外，两名球迷都失去了生命。他们的心情我很能理解，疲劳驾驶也就是为了不掉队，觉得建业球迷都是一家人，不愿落单。悲痛的是失去朋友的痛苦，教训的是对于生命的珍惜。
1998年，在天津，因为黑哨事件，所有的建业球迷站在场上高唱歌曲“永不言败，永不放弃”，很多大老爷们带着笑脸，含着眼泪。那种真诚与坚持感动了场上的所有人。当地的天津球迷和维持秩序的警卫自觉站在体育场的两边，等待河南球迷出场，这也是国内球场上绝少出现的场面。
球迷们的心声其实很简单，就是支持建业足球。能为咱们自己的俱乐部做点事情，能为建业，为河南做点事情，也就尽了球迷的一份力量。
——李家乡，现郑州市球迷协会副会长
（采访执笔：何佳颖）
开往春天的球迷专列
1997年的建业球迷专列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它得以诞生，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1997年建业队的成绩特别好，踢了三个3：0。而当时由于火车货运不那么发达，于是铁路部门也有“以客运补货运”的想法。当我将这个想法告诉当时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戴大洪的时候，他的眼睛都直了。
9月份提出球迷专列的说法，准备了两个月。感觉各方面的责任与压力都很大，同时心里也隐隐兴奋。其实当时担心很多问题：专列要从郑州到韶关，跨越两个铁路局，他们是否会接这趟特别专列；即使他们会接，铁道部会不会批；即使铁路部门都很支持，人数够不够达到发车的基本条件即基本坐满12个车厢，而人坐满了会不会因情绪高昂导致车内设备损坏？
14号是发车票的日子，8点的时候才报了600人，我正在担心，结果突然人数骤升，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到10点的时候，人数已经1000多了，超过了19个车厢的要求。
所以说，建业足球不仅是建业的足球，它是整个河南人的足球，而足球的兴盛，是整个国家瞩目的希望，建业的背后有看不见、数不清的支持。
——郭灵敏，郑州市铁路球迷协会会长
客场变主场
我是一个老球迷了，看着河南足球一路风风雨雨，喜怒哀乐自在心头，但痴心不改。
1998年是最伤感的时候，建业在天津客场以0：5败于泰达，降级已成定局。现场200多名建业球迷，无不痛哭失声，却依然含泪加油，以至于天津球迷也为之深深感动，与建业球迷一同加油。
1999年又是欢喜的一年，攒了一年劲头的建业队再次冲上去了。决定性的那一场依然是在天津，对战青岛海利丰，临近结束，宋琦的一脚金球，使胜局无可扭转。结束的哨音还没吹响，激动的建业球迷已经按捺不住喜悦冲进球场同球员一起欢呼。
2003年我曾遇见迟尚斌，提起1999年的青岛之战，他无不感慨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球迷，从来没见过一个乙级联赛的客场球队还有几百球迷跟着呐喊助威。多年来，无论建业队是升是降，是胜是败，主场客场，每场都有咱们自己的球迷团常伴其左右。全国也只有建业队，无论主场客场，永远拥有自己的支持团。
——元海山，河南建业球迷联盟会长，郑州市球迷协会会长
（采访执笔：钟慧）
一些亚洲消费市场正日益年轻化
总部设在香港的Doric Capital投资集团执行主管迈克尔•诺克说:“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印度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和韩国中产阶级变得更加富足，我们期待由此产生的商机更快到来。”
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正在帮助提升亚洲的消费需求，年轻一代比他们的长辈更愿意消费。受中国和印度市场需求增长的鼓舞，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商诺基亚将2006年全球手机需求增长率从先前预计的10%左右增加到15%；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去年将在中国境内的零售店数量增加了25%，总裁霍华德•舒尔茨说，投资中国是该公司优先考虑的发展目标；全球第二大个人电脑销售商惠普公司预计，今年亚洲地区的个人电脑销售量将可望增长20%左右。 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首席经济学家罗布•苏巴拉曼认为：“亚洲经济已经开始摆脱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形成中。”
（信息来源：路透社）
内部跳槽人尽其才
一天晚上，索尼董事长盛田昭夫按照惯例，走进员工餐厅与员工一起就餐聊天。他忽然发现一个年轻员工郁郁寡欢，闷头吃饭。于是，他主动坐在这个员工对面，与他攀谈起来。几杯酒下肚，这个员工终于开口：“我毕业于东京大学，有一份待遇十分优厚的工作。进入索尼之前，我对索尼公司崇拜得发狂。但是，现在才发现，我不是在为索尼工作，而是为科长干活。对我来说，这名科长就是索尼。我十分泄气，心灰意冷。我居然放弃了那份优厚的工作来到这种地方！”
这番话让盛田昭夫十分震惊，于是，一项新的劳动人事制度在索尼诞生了。公司每周出版一次内部小报，刊登各事业部、研究所、生产车间等用人部门的“招聘广告”，员工可以自由而秘密地前去应聘，他们的上司无权阻止。另外，索尼原则上每隔两年就让员工调换一次工作，主动地给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实现这项制度以后，每年有近200人内部“跳槽”到自己更感兴趣、更能发挥特长和创造力的工作岗位上。
（信息来源：《企管档案》）
激励制度是上上策
花旗银行怎么样让员工全力以赴，激情四射，把他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并且愉快工作？答案是必须靠制度，拿鞭子抽员工不是上上策，监视是下下策，遥控更不可能，只有激励制度是上上策。让员工做三件事情：第一表现好，第二表现特殊，第三经常表现。但是老板一定要会用激励制度，千万不能小气。所以年奖金不如季奖金，季奖金不如月奖金。除现金激励之外，还有非现金激励，就是让员工感受到一种莫大的荣誉。例如把整个体育馆包下来，让受奖励的员工坐在车子上，他的家人坐在后面与他分享荣誉，这时，彩带从天而落，这种奖励远远超过任何激励。最重要是下面关注他的每个员工都说，明年我将取而代之。这就是激励的重要性。
（信息来源：《人力资源》）
惠普从细节尊重员工
在惠普，到过年的时候，通常是管理者破费的时候，管理者要请部下到自己家里或到外面吃饭，以表达对支持工作的谢意，而且要给每一个带着孩子来的员工发红包。惠普对员工的尊重和感谢还体现在另外一个细节上，那就是在给员工发工资的时候，由部门经理亲自走到员工那儿去送，以表示一种诚意、一种感谢，因为员工的工资和奖金不是公司的施舍，而是员工应得的报酬。管理者走到员工那里把工资条一对一地交到员工手上，说一声“谢谢你给公司做出的贡献”，然后握个手离开。
（信息来源：路透社）
丰田公司人才的内部培养
人才的内部培养在丰田公司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丰田公司推行的是目标管理法，实行面谈机制：每年年初管理人员和部下根据员工本人的资格级别为他设定具有相应难度的三个目标，这三个目标通常是踮着脚尖才能够得着的，目的是让员工不断提高；5月份再有一个面谈，对目标完成情况等及时做出回顾和修订，并要求及时跟上司沟通工作中遇到的问题；12月份再次面谈，总结业绩完成情况，判定行为方式是否符合既定要求，对结果和行为同时打分，最后将评估结果反馈给个人。目标完成情况跟奖励挂钩，同时丰田公司也将据此确定员工个人的未来培养计划。为了帮助员工成长，丰田公司在激励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丰田公司涨薪频率为一年一次，每年根据人事考核的结果，决定你是否涨薪，每个人考核结果不同，涨薪幅度也不同，每个人级别不同，涨薪幅度也不同。
（信息来源：《管理在线》）
中国仍是一个孝顺的社会
中国的电视正在宣传孝行。电视广告中的老妈妈等着孩子回来吃饭，但每个孩子都打电话来说忙。电视连续剧中也在宣扬孝道。社会学家说，中国努力地同侵蚀传统价值观的现象作斗争。上海南京东路社区最近采取了一项新措施：对在3个月中一次都没看望过父母的子女，将会把他们的名字公布在社区的布告栏上。相邻的社区公布了另外一个做法：如果子女在春节时不去看望父母，将被罚款5美元。中国政府也出台一项措施：不履行赡养老人义务的子女将被处以监禁。
与西方相比，中国仍是一个孝顺的社会，老人很受尊敬。在农村，一家三代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分开居住的想法并不流行。中国80岁以上的老人只有1%住在养老院，而美国则有20%。但人口学家说，现在的趋势很令人担心。随着传统赡养方式的改变，没有其他保险体系来代替。乡村只有约6%的老年人有养老金。在中国传统中，父母对孩子拥有绝对的权威。“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其自身权利应受到尊重”只是最近才出现的观点。近些年来，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城市中，核心家庭已经代替了大家庭。
（信息来源：《洛杉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