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业》这本杂志诞生的时候，正是本世纪的开端。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习惯用财富去评判一个人的能力，物质主义开始出现，人们被置于庞大的、存在各种漏洞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下。
    尽管如此，这本杂志仍然混杂着与众不同的气息：用中国传统的却并非守旧的观念和西方经过实践的理论，渐渐显露出一条探索商业文明的印痕，这令人们感到清新。作为读者，我们无需将阅读这本杂志视为负担，它只是一种通向远方的路径，而并不代表全部。
    过去，它曾带着过于人文主义的姿态登场，而今天，它对现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琢磨人性，呼唤制度，迎接真正商业文明时代的到来。而商业文明，意味着一个严守契约、法制、机会平等、公共服务宽松透明的社会。对此，这本杂志有着自己的见解，比如：
    承认人性是复杂的，环境改变着人性，而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上世纪80年代之后，骤然变化的社会环境让一代中国人变得焦虑和不安，似乎只有物质才能产生慰藉；
    认为确立规则是重要的。好的制度安排激发着美好的人性，而坏的制度或暗流涌动的潜规则则让人性丑恶的一面肆意展露。从这个角度理解，“人生就像花瓣，有的飘落到华丽的地毯上，而有的则掉落到茅厕”是多么确切；
    对于那些内心驱动力来源非物质的人始终抱以激赏的态度；
    “对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具有信心”；
    …… ……

我们既要扩大内需，又必须稳定外需，两者不可偏废。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陕西考察时如此谈到。面对世界经济风云变幻，企业要有多元化的销售渠道，多元化的品种结构，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需要，这样才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唐骏“学历门”只是中国学历诚信危机的冰山一角。
    ——FT中文网专栏文章认为，唐骏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实则并不是中国文凭泡沫的最大受益者。网络上一直流传着一个段子，中国高学历最密集的地方并不在高校而在中国官场。同其他阶层不同，中国官员手中的假文凭显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规模大、数量多、个别学校与官员各取所需，以至成为假文凭的幕后推手。偶然读到“含泪相劝三博士”一网文，对此极尽讽刺之能事，而该文在网络上的昙花一现也从侧面解答了自唐骏“学历门”掀起的方兴未艾的民间文凭打假运动为何无疾而终。

中国所有副处级以上官员财产将接受人民监督。
    ——中共中央决定，从即日起，实施不予保密的副处级以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换句话说，全国所有副处级以上官员的财产将予以曝光，接受人民的监督。今后，每年1月31日前，全国所有副处级以上官员要申报自己、配偶和子女的财产：房产、收入、投资等（似乎缺少银行存款和汽车的申报）。如果真的实施到位，是一大进步。

如果每个人做艺术都像常香玉那样，做运动员都像邓亚萍那样，做教师都像李灵那样……河南的发展状况自然会有改观。
    ——7月31日，为庆祝《大河报》创刊15周年，在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地产下一站，中国向中看”2010中国地产大河论坛上，老胡献上了真诚而机智的思考。针对“打造中原经济区成为中部新的增长极”这个话题，老胡认为，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宏观框架性的东西河南从来不缺，也从来不缺少经验、概念，更不缺少典型，缺的是微观领域操作层面的东西。他同时认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树立强烈的河南意识，把河南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当做自己家的事；如果在清华、北大、复旦的学子们学成之后有一半可以回来，河南就一定可以崛起。

开放是一流大学的标志。
    ——随着暑期的到来，参观名校又一次成为潮流。中国清华和英国剑桥暑期对参观者的不同方针：清华宣布暂停参观，理由是游客猛增校园管理受影响；剑桥敞开校门迎接全世界参观者，今年还出台了将学生宿舍在暑假临时改变为宾馆供游客住宿的措施，让参观者深度了解剑桥。

美好家园惨不忍睹。
    ——美国墨西哥湾海洋石油污染造成严重生态灾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松花江化学用品泄漏引发生态危机；中国大连新港输油管线爆炸起火事故，至少已造成50平方公里的海洋石油污染……生态灾难使地球环境愈加恶化，身边的土地正被侵蚀，人类却还一如既往地强调发展，多么讽刺的画面。

调整ATM跨行取款收费标准合法合规，建议客户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交易。
    ——近日，部分银行将同城跨行取款手续费上调至4元/笔，引起了舆论和公众的强烈反响。而所谓的法规，竟然是商业银行ATM跨行取款收费属于市场调节价，由商业银行总行依据成本自行制定和调整。我们并不反对银行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经营状况调整经营策略和服务价格，前提是必须公平。

我们很幸运，乔布斯（美国苹果公司行政总裁）有坏脾气，没把中国市场当一回事。如果苹果投在中国消费者身上的精力和我们一样多，我们就麻烦了。
    ——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接受伦敦《金融时报》访问时表示，苹果错失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联想在中国推出自家品牌手机“乐Phone”，与苹果的iPhone竞争。

万科经验：旗帜鲜明地反对职务腐败

    2010年初，我们一行人参观位于大梅沙的万科总部。现在想来，这个独特的大楼放在上海世博园里，也会是非常棒的创意。
    在万科员工餐厅的入口处，我们发现了两张海报，其中一张触目惊心，一个大红苹果中一只大青虫被发现，图片的主题赫然写道：
    揪出一切伪装之虫！
    海报对主题做进一步阐释：“近两年，监事办收到违反职业道德的实名或匿名举报60余件，其中查有实据的22件，被公司训诫、通报、降职降薪以及劝退的12人，被公司除名和被检察院起诉以及被法院定罪判刑的5人。”落款是万科监事会办公室，并公开举报电话，提出“打击违法零容忍，举报信任监事办”的口号。
    如此旗帜鲜明反对职务腐败的企业，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万科倡导建设“阳光照亮的体制”，由此观察，并非虚言。而很多企业更乐于口头宣教、暗地处理。
    有幸与万科监事会监事、审计监察部总经理周清平先生沟通，了解到万科构建的反职务腐败体系。周清平认为，目前企业的外部环境复杂，行业风气不佳，而企业不断在进行战略扩张，这使得公司职业道德风险防范难度加大。尽管如此，通过系统的建设，万科仍然取得了诸多成效。
    首要的是企业要建立并倡导健康、正直、透明、规范的内部环境，这和万科文化价值观是一致的，其中中高层管理者的行为示范作用非常关键，所以，万科对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拔、任用及监督更加严格，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例如，万科对一线公司总经理实行“三年在职审计”和“离职审计”制度，坚持了很多年，也取到一定威慑作用。总体来看，员工对管理层的职业操守还是比较认可的。
    公司设立了审计监察部，现由监事担任部门负责人。审计报告和每个具体的投诉举报，特别是实名举报，总裁也是非常关注的。周清平表示：“我们绝非走形式，而是非常认真地履行职责。”《万科》周刊主编韦业宁先生在向我们引见周清平之时，表示了他的职务之重，可见其在企业中角色之重要、履行职责之尽力。
    万科在《职员手册》中有一个篇章为“职务行为篇”，明确地告诉员工哪些不该做。在新员工入职之初，开设职业道德课程，求得新员工的认同。在购房、采购等相关重要制度中，也清晰地和员工约定哪些不可以做，红线在哪里。
    万科非常注重发现问题的渠道。周清平特别指出，“监察”是与“审计”这一职能捆绑在一起的，监察主要是举报的受理与处理，能够为审计提供重要线索。万科鼓励员工实名投诉、开通多种渠道受理员工的投诉，也是打击职务腐败的重要做法。接到投诉，在分类和初步判断之后，对于重要投诉，由审计监察部亲自带队前往分支机构调查取证，快速处理公布。

（文字执笔：宋晓鸣）

《河南商报》试验田：坚拒红包的收益

    “熙熙攘攘皆为利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上大学时，我的《经济学》老师第一次和同学们见面时，就用这两句古语阐释了经济学的重要性，告诫我们学好经济以利国、利民、利己。
    时光荏苒，十几年过去了，我从一个锋芒毕露的青年记者，逐渐变成一名阅人无数、做事圆通的管理者。在工作中，面对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包括收红包等陈规陋习，也熟视无睹。乃至某些活动单位没有奉上小礼物的话，就认为对方特别不通人情。
    我就在这种变味的常态中工作了很多年。但是，从2008年4月，《河南商报》新一届领导班子组建后，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一名老记者也从新闻一线，转到经营部门，开始在商海拼杀。此间，有一件事让我对一些陈规陋习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2009年2月，郑州市郑汴路某家具卖场举行开业庆典，因其总经理是我的好友，其间我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应酬现场的媒体记者。
    好友告诉我，他事先只邀请了4家媒体，每位记者则备有300元红包。
    庆典结束送客的时候，尴尬的一幕发生了。“我是报社记者，你们有资料没？”一位衣着和气质都有别于普通记者的先生忽然冒了出来。好友有些诧异，但还是交代企划经理将一份新闻通稿给了这位朋友。但他显然没有明白这位先生的真实意图，得到新闻通稿后，他并没有走，而是更直接地问好友“有没有红包”。
    作为一名记者，我此刻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是，事情远没我想像的那么简单，这位“记者”走后，又有几位闻所未闻的媒体记者前来祝贺，张嘴就要礼品。
    几位“记者”走后，卖场的中层们纷纷开涮这些“记者”，言外之意，当前的记者一个德性。汗颜之后，痛定思痛，做了那么久记者，因为一些红包，被人旁敲侧击地“大骂”了一通，尽管骂的不是我，但我已深感自己失去了一名记者的尊严，失去了人格。
    回来后，我把这个事情讲给了河南商报营销中心的人听，总编助理、广告营销总监朱金星说：“如果《河南商报》的记者将收到的红包全部退还当事人，不知会跌破多少眼镜！”“还有礼物，也要全部退缴！”他又补充了一句。
    一个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计划就这样瞬间产生了，这一想法迅速形成了公文传达到中心108位同事手中，其中规定，谁触犯了这条高压线，就马上离职。
    公文后还附上了老朱的亲笔信：“我们不会因为退还了红包就降低我们的服务，退还了红包，我们会服务得更好！”
    就这样，在郑州诸多媒体中，《河南商报》率先举起了改变行业形象，树立记者品牌的大旗，“媒体退红包，河南商报的专利”。
    河南商报营销中心16个部门，每天都有红包和礼品交到营业部主任刘静案头，如今刘静已经记了密密麻麻两大本。前几天她统计了一下，一年时间，红包总额已达117100元，108300元已按照《红包退还制度》规定当面谢绝，或是以特快专递方式退回客户。对于无法退回的礼品，广告营销中心做拍卖处理，拍卖所得纳入广告营销中心基金，用于给客户购买鲜花。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退红包之举使河南商报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一位建业人赞叹我们：“这样的报社是可怕的！”如今，所有的合作伙伴都知道河南商报记者不收红包。口碑亦是生产力，河南商报的品牌美誉度迅速提升，广告营业额也超速发展。今年，即使在7月份这样的广告淡季，河南商报的广告额仍然突破了1000万元。
    再回到开头的话题，河南商报做了一笔很划算的生意，回绝了11万元的灰色收入，却赢来了几千万元的业务。也许这与一个人的人生也是一样的，只有将那些扭曲的现象还原到规范守信的市场范畴内，返璞归真，我们才能收获更加精彩的生活。

（李书衡，《河南商报》记者）

财会行业经验：持续不断的职业道德建设

    安然、世通、安达信，诸公司层出不穷的丑闻使财会行业陷入严重的信用危机之中。在许多案例中，我们发现公司CEO、CFO、CPA的不道德行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而整个财会行业亦在重建自己的信用，其间，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全球总裁艾伦·布里维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公司的诚信应由全员负责。布里维认为，全公司上下，每个人都应对公司诚信负责任。金融市场的繁荣需要准确透明的信息，作为信息处理者的财会人员、公司其他部门的人员，必须从一开始就明确理解职业操守的重要性，并在职业生涯中始终以身作则。不管是公司的CEO、CFO，还是刚起步的职场工作者，每个人都有责任推动职业道德建设。
    有关诚信的两个基本标杆。职业道德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亦并不虚无。布里维举了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先问自己两个问题：“如果你的母亲知道你做的事情会自豪吗？如果你做的事情新闻报道出来你会自豪吗？”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话，就说明这件事情是正确的。
    明确的规范。杜邦集团大中华区财务总监梁卫存公开表示赞同布里维的观点。他介绍，在杜邦，每个员工都会得到《公司使命宣言书》，包括商业准则的步骤，员工必须实施，另外还有商业行为引导。杜邦对员工也有职业道德方面的培训。他举例说，比如中秋节给顾客送礼是不是违规？还有取悦政府官员是不是违规？在中国，也许取悦政府官员是合适的，但有时又是不合适的，必须有明确的准则来指导员工。规范的准则明确了企业员工的行为底线，亦能起到警示作用。

（文字执笔：白许晨）

    当人们都在探讨信用与金钱之间的换算比例时，我们换个轻松点的角度，拆解一下这个时代所有想成功的中国人，为什么都免不了在某些方面徒有其表、努力装蒜。
    信用与金钱的辩证和博弈，是个十足严肃的话题。可在中国的传统生活观念里，这个题目的探讨空间却很错位。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待信用的尺度与西方传统的并不相同：在东方的习惯思维里，常常用“诚实”这样的道德标准去建议每个人自我约束，而西方则习惯上采取“信用”这样的公共记录体系来完成对每个人的自然描述；如果不是近些年信用卡的广泛使用，估计中国人的概念里从未出现过“信用记录”这样的诡异词汇。
    我们更愿意将造假、编故事、说大话，看作是一种“不太诚实”的个人品性，尤其那些无伤大雅的小谎话，被识破或者拆穿之后，被欺骗的人往往会拿出一副包容爱护的慈祥做派，轻轻抚摸撒谎者的脑袋瓜，语重心长地说上一句：“孩子，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啊……”便算了事。于是，童年时不承认摔了花瓶，少年时不承认砍了樱桃树，中年时不承认买了博士证书，老年时回头一看，这辈子偶尔撒几个小谎竟然没受什么惩罚，太划算了！
    所以，唐骏“博士门”的发生，让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重压，这是一个多少带有点启示意味的历史事件：希望他一个人所遭遇的窘境能够促使每一个人去反思我们对待诚实和信用的看法。让大家都心存这样的敬畏：任何一个微小的谎言或者大话，都可能令我们遭受难以想象的问责和惩戒。我们得学会战战兢兢地看待那些习惯性的信口雌黄，今天随口甩出去的几颗吐沫，有可能成为你意气风发时一举将你干下神台的地雷。
    好吧，微言大义就说这么多，我们这些没被信用记录击中或者拆穿的人，常常会站在道德的板凳上慷慨陈词，如果细细检索的话，谁又没像唐骏一样，拿未曾真正落实的名分、未曾真正实现的成绩、未曾真正取得的战果武装自己呢？就连杨锦麟不也在文章里赶忙澄清自己最多算个“硕士”，坊间习惯称呼他的“博士”时常令他感到汗颜而且坐立不安。所以，既然我们很少有人可以拿着雪白的履历去理直气壮地品评他人的“信用”事件，索性换个角度，将唐骏从“个人信用”的断头台上取下，转而放到“装B犯”的小牢房里，再审一遍。而且以我的角度看来，他作为一个信用社会反面教材的意义，远不如将他看作这个浮华时代的抽样调查来得重要。
    通俗地讲，唐骏买那一顶速成款的博士帽，大约是出于中国人的“面子习俗”吧，跟别人一桌子吃饭，随便一数全是博士，自己不是该多难为情啊，于是为了摆脱这个“难为情”，便想方设法找个快捷路径，按照纽约速度做个速成博士，流苏一扶，颜面顿时光彩了几分。可不是博士又能如何？你堂堂打工皇帝非要那一纸膏药才能挺起腰板？但你不让他装，他该有多难受！这大约就是当下的中国社会的成功学心态里，最重要的一种特质。
    我们发展的速度超快，但深沉的积累很薄，于是出现了一众身家不菲但素质不行的成功人士。他们的虚荣心时刻在作祟，于是没文化的要装得有文化，没品位的要装得有品位，没水准的要装得有水准。于是，我们最擅长的“短平快”天分全部大显身手，将所有的素质都浓缩成特定的符号，放眼望去，中国最旺盛的市场之中绝对有符号业的一席之地：MBA、博士、教授、顾问、协会、理事以及所有带“名誉”前缀的称号；车钥匙、雪茄、红酒、包、表、名片、限量款，还有那些声名在外的超级品牌和随之出现的山寨货。但凡是能够帮助人们表现实力的装B物件，尤其是那些带有高度抽象作用的领袖型符号，无不难以逃脱当今成功人士的魔掌。
    人总是不甘于低卑于他人的，总要寻找些自身的长处来，强化并放大，直到可以坦然傲然于众才算罢休。但按现今社会大干快上的成功学标准，谁还愿意去花6年工夫熬成博士，花20年时光熬成教授，花一生的岁月发酵成专家呢？只要有个头衔就够了，将logo贴上脑门，装装个人门面，适度地装一装，人见人爱，其乐融融。就连我们的城市建设，不也一样酷爱装一装吗？扎实的基础建设，完善的发展规划，清晰的成长路径，这些都太漫长臃肿了，还是赶紧拔起几幢全国乃至全球数得着的高楼，通几列全国乃至全球最快速的火车，铺几块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广场，承办一场具国际影响力的体育赛事，建个尽可能大的新区……城市发展这种慢工出细活的事情，最后都被抽象成几种极具感官刺激的标志性建筑符号，这种隆胸式的发展结算法不和买的博士学位如出一辙吗？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那些酷爱“装”而且希望装得像的人士，也要抱以局部支持的态度去看待。有些积极向上的事情，想装就让他们装吧，装得多了久了，也就会慢慢成真的了。想装高学历又装得像，就得多读几本书多考虑几个问题多准备点高见；想装高品位又像有品位的，就得多花点钱去看看画展听听歌剧；想装心地善良心怀天下，就得多捐点善款多去几次慈善基金会；就像电影《窈窕绅士》里的孙红雷一样，出身是暴发户没关系，按照客观规律、遵循专业指导地去装绅士，久而久之真成绅士了。在此，谨提供建议一条：务必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目标比较正确的、前途比较光明的道路去装。动力没有要求，为了泡妞还是为了出人头地都无所谓，关键是要装得久远，装得到位。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本没有时尚，装得久了也就成了时尚。毕竟，在装B和牛B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当事人的内心是否足够强大和自信。自信的装B犯，总有一天会因为在装的路上走得足够远，足够坚毅，足够义无反顾，而修成牛B的正果。这是真的。
最后，向所有揭露骗局和谎言的伟大的科学主义者致敬，我们在这样一个为了发展而放弃许多准则的时代，需要真相，需要维护最起码的科学和诚实的底线。他们的举动让我们看到了明天依然存有希望的最基本的证据。不过，我们也不用刻意去阻挡那些在正面的事情上装B的人的脚步；请让他们继续，有时候，强行执拗而且恶劣的模仿是一切才华的最初形态。

（罗旭，特约撰稿人，媒体人）

    当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作为个体来说时，道德表现为诚信。是否诚实，是否能够信守承诺，是非常清晰的指标。而对于企业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来说，道德则不仅仅是其中的个人诚信问题，还要上升到企业伦理这样庞大而极具体系性的话题上来。
    全球化时代信息流动空前加剧，CEO个人生活或道德取向越来越受关注，这是目前西方商业社会对商业伦理空前重视的表现。但是，一个德行完美的企业高层管理者，可能在运营企业的时候，做出一系列对于社会和公众不负责任的决定。而带来的恶果，很可能比起一个声名狼藉的骗子老板要严重得多。
    举一个经常提及的企业伦理案例。60年代后期，美国的汽车业受到外国货，尤其是日本及德国汽车的激烈竞争，美国业界便急谋对策，企图力挽狂澜，夺回优势。这里讲的A汽车公司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自然要一同回应。1968年，A公司决定生产一种新型房跑车。为了节省成本，A公司将正常的生产日程由三年半缩减为二年。
    当时，A公司的行政人员要面对一个困难的抉择。如果依既定生产日程生产，就会对消费者的安全构成威胁；如果要改良油缸，就会延迟生产，增加成本，公司会继续处于下风，让外国车雄霸市场。
    根据利润极大化的考虑，A公司的当家人保持了原来的设计，不作安全的改装。这个决定，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发售后有超过50人在这款车中烧死，另有多人烧伤。而A公司亦因此被控谋杀。
    虽然陪审团最后裁定A公司无罪，但是从企业伦理而言，A公司犯下的过错令人发指。因为决策者根本没有履行生产者义务——制造安全产品，而是最关心如何用最低的成本生产最多的车。更令人震惊的是改良油缸所需的额外费用，只不过是每辆车多付11美元而已。
    然而在利润极大化的诱惑下，11美元却比人命更有价值！人的价值被拿来与其他利润成本互相比较并被计算与取舍。完全忘记了企业的目的最终是要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一些有专利的特效药产品上。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为了追逐超额利润，把一些治疗顽疾的药品，定以极高价格，完全漠视中低收入者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贫民的生存权利。
    至于跨国公司在中国不断爆出的行贿索贿以及商业间谍等等丑闻，我们也是见怪不怪了。
    这些事例提醒我们，今天的商业环境，并非是美好的伊甸园。居心叵测的企业高管固然需要揭发和鞭挞，但是对于精打细算、资源丰富的企业集团，更需要社会的注意和合理的监控。
    一方面，企业高管的个人道德和公司经营管理的道德先天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例如，公众会本能地认为，公司高管的个人道德便是这家公司商业伦理的一个具体表征，恪守商业伦理能够给企业带来有形和无形的财富，这点在西方商业社会已经达成共识。正因如此，很多跨国公司的高管都会谨小慎微地待人接物，尽量避免丑闻发生，因为一旦越过某些红线，就可能会被公司踢出局，而不管你曾经为公司立下过多少汗马功劳。
    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世界，尤其是在美国的许多公司都将正式的道德规范纳入公司的人力资源计划，其中包括各种行为准则的制订、道德教育培训，以及对不端行为进行曝光等。这多少证明，商业世界的主流还是希望引导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
    但是需要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公司伦理不同于社会伦理。原因在于公司本身是个盈利性组织。它本身的企业伦理无论如何制定，终极目的都在于帮助公司创造利润、创造价值。换而言之，公司伦理就是一个长期的利润创造的过程。
    为一个人制定道德标准很简单，约定俗成的社会风俗就可以了。而制定公司道德行为准则显得更加复杂。其中，公司的决策层无疑会起到关键作用。正因为所有的道德规范，最终的制定都是要围绕公司的经营战略和企业目标的。所以决策者要想得很清楚：通过这些道德规范的制定，公司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事实上，约束和监控一个管理者的行为，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而对于一个完善的公司组织来说，事情就复杂得多。
    就如前文所谈，企业高管的个人道德绝不是商业伦理的全部。除了高管自身以外，公司与政府、股东、合作伙伴以及员工、社区之间的关系也显得尤为重要。
    更加现实地看，商业伦理对财务数据的准确、合同的遵守、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是一个方面，对产品质量、环境影响、知识产权、雇佣关系的重视也是一个方面。可以这么说，如果对员工都不能善待的企业，那么它善待顾客和善待社会的载体就变得滑稽和空洞。只有那些能够为员工带来荣誉感，提供发展机会以及足够尊重的公司，才可能缔造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伦理。
    写过《棉花国之旅》的法国作家埃利克·奥森纳对棉花情有独钟、颇有研究。所以他曾经被邀请到法国南方食品工业发展公司担任“企业伦理委员会”委员。有的国家会在法律里明文规定，企业要设立“伦理委员会”，负责审查产品改良如转基因等。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企业之中非高管的广大员工对于企业伦理和个人道德的遵守，一样很有价值。
    坦白来说，企业高管们往往资源多，关系广，在社会上的话语权大。也正因为他们的特殊背景，当他们侵犯社会规则时，还往往能够在这种错误之中迅速抽身而出，也比较容易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
    而对于大多数的企业雇员来说，他的个人价值和职业操守是密不可分的。很难想象，一个业务人员的灰色收入被揭发之后，他还可以延续以往的发展轨迹。商业社会之中，对于非强者，一定是更加严酷，很少可能避开惩罚，更遑论再有发展机遇了。
    坚持商业伦理是要公司付出长期努力的，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在长期和短期之间，它们往往选择了后者。但事实是，如果一个公司始终坚持商业伦理，那么其员工会更有自豪感，从而会激发出更多的热情与创造性；如果产品和服务始终是有价值、可信赖的，那么获得客户的信任和购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当然，就像前文提及的那样，大量野蛮粗暴的，践踏商业伦理的公司也能成长为庞然大物，存在于商业社会之中。但是，有志于可持续发展、打造长时间辉煌的公司，是不会满足于这种路径的。毕竟，只有合理的企业伦理，才能让公司多做有价值的事情，少犯不必要的错误，真正的受益者，是公司和员工。

（陆新之，商业观察家，亨通堂文化机构创办人，出版有《王石管理日志》、《中国式企业联盟》与《有钱好好用》等畅销书）

    唐骏、郎咸平两个人这几年在中国风生水起，不仅名满江湖，而且财源广进。他们是成功的典范，还是青年人的偶像。两个人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别。至少，唐骏的博士来自野鸡大学，而郎咸平的专业学问和教授身份，怀疑的人就少之又少。但他们不约而同都有一些信用问题。
    大概是在9年前，我去采访过唐骏，精致的西装，夸张的表情，言必谈毛泽东和魂牵梦萦的祖国，当然也肯定会谈到他发明的卡拉OK打分器。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已经红遍大半个中国的唐骏，依然是把这些关键词挂在自己的嘴巴上。他不仅说自己已然成为国家兴衰的关键动力，甚至把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头发使劲往两边分，希望自己看上去更具有一种毛式的伟岸和大气。我想起当年对他的印象，他说自己是加州理工大学博士，我就心存向往，那是一个多么严谨、多么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的大学啊，可是我在几个小时的对话里，完全找不到唐骏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谱系，他似乎只是为了适应今天的生活在努力构建自己的话语系统，好让自己和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尤其是这个国家的主流话语协调起来。
    回头来看，唐骏当然是聪明的，他把自己准确地卡在爱国主义和毛泽东式的领袖风范位置上，充分发挥他在海外多年闯荡积累起来的一点经验，叫那些头脑简单、渴望成功的年轻人疯狂追随。
    对唐骏进行量化分析，他的技术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当然是领袖气质，而且必须是毛泽东式的领袖气质，这是大批中国人的集体爱好，唐骏借着毛的影响力，轻而易举把领袖这样的大词安在了自己的身上。在这个问题上，他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可惜唐骏身板太瘦，脸过于狭长，头发不是那种额头的空白，而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整体的稀疏，这使得唐骏看上去仅仅学到了毛的思维，却学不到毛的形象，唐骏天生就不是一个像毛泽东一样高大全的男人。但这已经足够了，所有人都知道唐骏只是唐骏，他再怎么折腾，也不是毛泽东，但人们也知道，毛泽东已经远去，人们更需要一个看上去有点像毛泽东的有钱人。这才是这个时代中国人成功的基本定义，领袖气质，富可敌国，才是真正的成功。
    第二种技术，是唐骏先生的海外精英身份，必须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必须是世界一流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如今有人戏言，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没有一个海外精英的身份，要想在中国混出名堂，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唐骏深知这样的道理，微软这样有面子的公司身份，他当然是有了，而著名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几乎所有知道唐骏的中国人，都相信他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博士，谁曾想到，他原来不是，他说了假话。
    像一枚金币，唐骏的一面是领袖，一面是博士，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面，唐骏知道自己在中国就玩不转了，可叹方舟子不谙世事，也不近人情，非得闹出唐骏原来是西太平洋大学博士毕业的好戏，唐骏能认错吗？他不会的，他的知识结构没有教给他忏悔的品质。
再看郎咸平。
    在新华书店里，郎咸平的书现在那可是门庭若市，而最火的一本，书名叫做《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事实上他的另外几乎书名都非常咋呼的图书，照样名列销售排行榜的前几名。作为一名读书人，我对郎咸平有些不理解，一名负笈美国的教授，他这些年为什么总是擅长挖出一些陈旧的意识形态词汇，似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阶级”和“民族兴亡”等宏大词语，郎咸平比任何一名地道的中国人都要熟悉。
    前两年，郎咸平到处放言，反对企业制度改良，提醒国人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好像他才是真正维护经济公平的伟大学者。但稍微有点眼光的人，必然知道，中国经济多年以来最大的问题，还是现代企业制度不够健全，诸如产权问题，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一直是国有企业的大患。即使是最保守的管理高层，也深知，只有让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公众化、国际化、资本市场化，中国的国有企业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效率。这事实上是对历史的一种纠正，对现实的一种重组。老百姓多年以来受制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不注重自己本身的个人权利，有一些理解上的误区，尚在情理之中，但郎咸平，这个接受过最好的现代企业管理科学教育的教授，却在这里著书立说，迎合大众，拒绝常识，他究竟想干什么？
    一名真正的读书人，或者说一名具有独立精神的读书人，既不能迎合权力，不能迎合资本，也不能迎合大众。事实上，郎咸平不仅刻意迎合大众，他迎合权力的厚黑技巧，甚至超过了真正在中国内地出生、长大的任何一名学者。最近这几本“声讨新帝国主义”的系列图书，算是郎咸平迎合权力的大好贡品。帝国主义，这个冷战时代的关键词，如今在郎咸平的笔下，似乎又火起来了。但问题在于，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贸易的时代，尤其是中国，甚至已经是一个对出口贸易有严重路径依赖的国家。可以这么说，在冷战时代，被人为隔离的贸易框架，可能的确带有意识形态的侵略性质，但在今天，当全球化成为一个经济学事实，郎咸平再次祭出帝国主义的陈旧词汇，就是一种对经济学分工理论和全球贸易理论的无知。
    问题在于，鼎鼎大名如郎咸平教授，经济学家，他的专业是财务，是一个在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方面具有深厚学养的学者，竟然在与他有关系的经济学领域一知半解、瞎子摸象，这只能说明他为了谋求那一点点利益，丢掉了一个学者必须拥有的价值体系。
    可能郎咸平唯一没有迎合的，是资本。内地的老板们似乎都不太喜欢这名具有香港背景的学者。这是一种遗憾，要是有那么一部分企业愿意给郎咸平独立董事的地位，让他从公司治理、财务管理的层面介入内地企业建设，我相信这绝对是一件多方共赢的事情，企业因此获得真正具有国际视野的管理方法，郎咸平本人也能赚得大把的钱财。可惜得很，也许是内地的企业不需要深奥的企业管理理论，这让郎咸平深感怀才不遇，所以他不得不剑走偏锋，站在舆论的平台上，不断放出一些也许连他自己都不屑一顾的惊悚名言，害得大量本来就缺乏常识的读者在谬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郎咸平的优势在于，他不用像唐骏一样去拿一个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他的的确确是鼎鼎大名的教授，专业是财务，是一个在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方面具有深厚学养的学者。可惜的是，今天的内地市场，尤其是大批的内地企业，对这种专业素养很高的工具理性教授并不追捧，郎咸平大好才华在内地几乎无用武之地，因此，他只能抛开自己的专业积累，选择在自己并不熟悉的经济学领域大放厥词。
    现在看来，郎咸平似乎成了中国利益的捍卫者，成了民众利益的代言人。这样的市场卡位迅速给郎咸平带来了具体的利益，他出场演讲的身价节节攀升，而几乎所有请他演讲过的人都知道，郎教授在出场费上，一直是锱铢必较，毫不客气。据说，遇到不能谈妥价格的演讲，教授是可以临时撂摊子的。而他的一系列热气腾腾的书，基本占据了所有图书营销排行榜的前几名。郎咸平教授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一个言论的基地，也是一个赢利的工具，各路人马围绕着他马不停蹄，赚得盆满钵满。而由专业错位而产生的可信性问题，有谁关心？

（苏小和，著名财经作家，特约撰稿人）

    金钱与信用，本没有站在对立面上的。在信用创造学派的眼中，信用就是货币，货币就是信用；信用创造货币；信用形成资本。而在中国的商业语境中，在浓厚的机会主义导向下，不守信用的卑劣往往被“空手套白狼”、快速暴富的辉煌所掩盖。我们甚至开始习以为常。而在微观层面，各种贪腐和职务犯罪也在快速消费着个人的信用指数，直接兑换现金。信用是否真正值得珍视，金钱是否更为紧要?传统概念正在失去天然正确性，需要我们重新思量。

    1992年，37岁的胡葆森从香港回到家乡河南。自此，他在河南走上了创业之路，在这里再没离开，用他自己的话说，十八年十八城。

创业
    1992年，正是海南地产热，沿海地区也开始尝试把“步子迈得再大一点”。然而，胡却反其道而行，北上中原，回到郑州，开始了他的区域房地产深耕，这一耕就是十八年。其间，他曾两次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并于今年掌舵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任新一届执行理事长。
    在郑州，胡葆森创建的建业地产创造了一串有意思的数字：十八年坚守河南省，做到净资产20余亿元，35个地产项目面积360万平方米，盘子不算最大，却和王石、冯仑被并称为“中国房产三君子”。
    与其他房地产开发商全国撒网背道而行，胡葆森一直坚守在河南，更让人吃惊的是，他还要往下走，他向腾讯财经表示，“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130个县以上的城市，如果将来还有机会，我自己的身体还允许的话，从省会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到县级城市，最终走向这种500多个重点乡镇，这就是我的目标”。
    目前，他在河南十八个城市有自己项目。

尊重规律才是生存之道
    创业不久便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胡葆森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大挑战。“1997年，我在香港投资了一层楼，一个半月，46天，赚了大概1700万块钱。接着就头脑发热，又花了1320万投资了一层楼，交了20%的定金。结果金融风暴就来了，这20%的定金三天360万没有了。”他向腾讯财经讲述自己投资失败的经历。
    这段经历让胡及早认识到了“规律”二字。“规律就是上帝，这种感觉就是那时候产生的，认识到了上帝之手实际皆是规律。规律在主宰着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包括整个社会，所有的事物都是规律主宰了它的运行轨迹，你违反了规律你就要受到惩罚。”他颇有感触地说。
    胡葆森坦承，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注重研究规律，“做企业就是在探寻规律，认识规律，然后按规律办事，坚持按规律办事，这不同的层面，你越成熟，越认识到规律的作用，你就会越尊重规律。现在之所以心态比较好，就是知道人在规律面前，你永远是一个被支配者”。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香港楼市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黄金时期，胡葆森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不是自己多有经验，也不是自己多聪明，主要还是赶上了好时候。”他谦虚地说。

民企生存之道
    此后，胡葆森带着在香港赚到的第一桶金，回到家乡河南，一开始是和当地的建行等股东合资成立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两年后，国家要求金融机构退出实业经营，胡葆森买下了建行的股份，成为一名实实在在的民营企业家。
    从在国企工作到与国企合作，再到全盘接手自主经营，不同所有制条件下胡葆森是如何游刃有余地坚守到现在呢？
    今年年初，胡葆森写了一篇文章——《在变与不变中继续前行》，一个人一个企业，他的整个生命周期就是一直会在变和不变中前行。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有些东西是变的。
    “价值观是不能变的，道德标准不能变，做事情的态度、做事情的原则是不能变的。但是经营和管理方面很多东西是可以变的。”
    胡葆森进一步解释，企业的环境在变，社会的环境也在变，商业模式也在变，经营策略在变。
    整个过程中唯一一点没有变，就是整个企业的价值观，对于是非、道德这些标准是完全没有变的。做事情的态度就是追求卓越，价值观没有变，做事情的态度没有变，做人的原则没有变。
    对于民企的生存之道，不少企业家都有论及，尤其自去年以来，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便不绝于耳。
    虽已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但胡葆森更乐于将自己标榜为河南的民营企业家，二十多年的打拼经历，让他对中国经济与民企的生存之道有自己的理解。
    “21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战略机遇期，在这样的机遇期内，民企最重要的还是在国家整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整个进步的过程中，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什么行业，什么战略，什么区域。只要你确定了自己的市场，确定了自己的行业，踏踏实实，目光远大，脚踏实地，就有你自己的立足和生存之地，相应地，国进民退这些东西就会离得很远。”

建业足球——河南人的骄傲
    地产之外，胡葆森的另外一张“名片”是足球。
    他是河南足球的奠基者，十七年来全情投入，建业足球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唯一没有易帜的足球俱乐部，并取得了中超联赛2009赛季季军的傲人成绩。
    在许多河南人眼中，老胡和建业足球为全河南人民争了一口气，长了一把脸。
    胡葆森回忆，1994年中国的足球职业化改革，需要企业去支持。当时遗憾的是，在职业化改革的早期阶段，河南这支足球队没有省内企业去赞助它。当时有一个外省的企业想赞助。
    后来媒体披露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凭着河南本土的这样一种朴素的责任感，再加上他对体育的爱好，就参与了这样一个竞争，最后比较幸运地获取了投资足球这样一个机会。
    在中国企业家中，涉足足球产业的并非胡葆森一人，但包括李书福在内的企业家搞足球最后都伤了心，只有胡坚持了十七年，并有着完整的经历，“这件事情给我的人生经历，还是提供了总结和思考的机会”。
    对于中国的足球改革，胡葆森有自己的看法：书福先生的性格是大刀阔斧型的，中国足球恰恰不具备这种阔斧的前进条件，所以他当时对搞足球的艰巨、复杂、长期性，思想准备不足，介入了一年多就撤出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
    对于被称作“中国房产三君子”的说法，胡葆森立马纠正，“其实中国地产界有很多君子，就不只是我们三个。只是说我们三个关系比较好，在一起交流比较多，平时一致性的行动也比较多，所以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是以君子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我想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会有越来越多成功的地产界企业家会为这个行业、社会的整体进步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胡的谦逊由此可见一斑，正是这份成熟与谦逊，让他拥有了许多君子之交。
    他也坦承，在国内地产界也好，企业界也好，确实有一批非常好的朋友。其实大家相处，方法很简单，就是以诚相待。
    另外，作为在河南的区域化发展的一个企业，胡葆森总是很乐意为朋友进入河南这个市场提供一些帮助；另一方面，他还喜欢将自己在河南这个区域做企业，做了十八年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跟大家交流。“我觉得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些非常庆幸的事情，有这么多朋友，也感到幸福。”说到此，他满脸的笑意。
    2008年，建业地产在香港上市。虽然没有赶上地产业上市的最好时光，但它的阵势却称得上辉煌。在香港公开招股时，柳传志、潘石屹、王石、李思廉、任志强、冯仑、方风雷等商界风云人物悉数到场，被港媒戏称为“八星助阵”。其中不少人还以个人名义认购了上千万美元的建业股票。
    君子之交淡如水，胡葆森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凭着良好的人脉和坚守的商业模式，他被推选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第四任执行理事长。在他之前，从2007年到2009年，担任轮值理事长的分别是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和首席执行官马云，蒙牛集团主席、执行董事牛根生，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

财富与梦想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曾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但是每个人的梦想不一定是一样的。胡葆森特别同意这句话，他说，“有些人梦想做世界级企业，我就梦想做一个河南这样一个区域的企业，就希望通过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这个区域的整体进步，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多个方面的整体的进步能做一点事情，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的满足”。
    两次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目前身家超过30亿元，胡葆森又如何看待财富？在采访快结束时他道出，“财富不是永久的朋友，而朋友却是永久的财富，所以财富就是你实现人生的价值观，包括刚才讲的梦想的过程中的一些手段，它不是目的”。
    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胡葆森说过自己对生活看得比较淡，“下过乡，在事业上吃过很多苦，没有过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让我穿得破破烂烂，吃白菜、咸菜、稀饭，甚至把菜叶子都吃了，也算是一种经历、体验，像现在这个年代的人都没有经历过”。
    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忧患感很重的人，在一个人主掌的企业里，倍感孤独。“思想上是有孤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思考问题，或者在某一个角度，或者某一个深度思考问题的时候，能够交流的人并不是很多。”在对话中他感叹。

（刘雁，腾讯财经记者）

    即使将目光放诸当今中国最优秀的杂志之林，《中国企业家》亦是其中独特而出脱的一分子。有目共睹，25年弹指一挥间，在传媒业内历经艰苦卓绝的打拼与开拓之后，《中国企业家》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众多商业杂志中的一面旗帜。当然，现在任谁也看不出创办之初的《中国企业家》那种声音微弱、面目模糊的状态。在《经济日报》系的大家庭里，它曾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角色。目前《中国企业家》的大局面完全源自1996年刘东华引领的“二次创业”，这是一个业界公认的事实。与胡舒立时代的《财经》杂志类似，刘东华也将办刊人对杂志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君子和而不同。现年47岁的刘东华符合大众对于媒体掌舵人的想象：随和、温文尔雅、擅长表达且言辞极具逻辑。但另外一方面，和大多数知名办刊人不同，他并不刻意低调，自外于公共舆论。当然，我们也因此有了更多机会聆听他的思想布道。我们发现，在人生的诸多本质领域，他都有着独有的见地；此外，他总是富于总结且善于形成理论成果。比如，客观公正地报道，高贵地挣钱，是经常挂在他嘴边的口头禅。他为严肃媒体的经营链条进行了很好的归纳：公信力——创造基于公信力的影响力——把基于公信力的影响力转化成效益，这三个要素完成了经营链条的良性循环。在刊物经营理念背后，我们可以寻踪至他一贯坚持的人生论和价值观，树正气、走正道式的阳光进取心态。而当我们追问《中国企业家》何以能赢得企业家们的广泛尊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何以能吸引到如此之多的卓越企业家时，亦可在此处找到原因。
    循着“老友记”一贯的视角，我们穿越具体的人生成就，探寻价值观和优秀行为方式对人生的驱动力。不言而喻，刘东华是人生智慧的“富矿”。

人生的价值源自对社会需求的满足
    带着某种时代的烙印，“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这一信条自幼即已深入刘东华脑海。他戏言，因为自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一开始就不用考虑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也有了更多时间“仰望星空”。当时看来，对社会奉献最大价值的方法就是成为政治家，这也成为他最初的人生目标。大学毕业，进入新闻媒体，虽未能如愿，但他依然坚持，满足社会需求带来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要远超过对于自己需求的满足，个人有限的时间和资源必须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我们真正看重的是通过这本杂志给企业家，通过企业家给企业，乃至通过企业给社会带来的价值有多大。同这个价值相比，个人牺牲的价值不值一提。”
    刘东华一向是自信的，他信奉，生命的意义在于因为自己的存在能够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只要还存在一些别人需要，而自己也能做得更好的事情，就必须义不容辞地去尝试。正是出于这一点，他当年毅然接手别人都“躲着走”的《中国企业家》，以自己的价值观确定了杂志的品格，并最终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做真正的自己
    天才作家王尔德曾经说过：“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王，而大多数人却在放逐中死去。”在一个充满诱惑和机遇的时代，坚持理想似乎尤为困难，太多机会主义的陷阱环伺以待。借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刘东华喜欢与企业家们交流关于成功的话题。他发现，身处充满变数的市场环境中，其实很多卓越的企业家也是在企业实践中不断矫正目标一路走来的，他们往往走上一个台阶后才去想更为广阔的未来，创业之初普遍没有想象到自己可以走那么远，做这么大，承担如此重的责任。而作为一个更为理想主义的人，刘东华认为自己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一开始就树立了宏大的人生目标，并一直朝着目标行进。能够成功坚持这一点主要得益于一种信念：不做自己鄙视的事情，做真正的自己。这种信念会提醒你，不要去在乎别人给你多少报酬，真正需要在乎的是别人是不是妨碍你成为你想要做的人。
    刘东华说：“青年人要成功首先要弄清楚自己要做的人是谁。每个人都有一个金矿，所以要认真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然后找到自己最想做的，最擅长的事情与社会的对接点，这就是你的金矿。”
    几年前，刘东华曾在学习型中国的论坛上发表过一次题为《做真正的自己》的演讲。演讲中，他发出著名的“人生经典四问”，至今仍在网络上流传，并引起强烈反响。“四问”如下：“你知道在你身上、每个人身上都拥有着代表人类精神的伟大基因吗？你知道你在背叛自己吗？你知道你是天才吗？你知道你还能找回真正的自己、做回真正的自己吗？”在他看来，只要我们永远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敬畏生命，热爱生活，执著梦想，坚守原则，就一定能找回真正的自己，做回真正的自己。
    做真正的自己，实则强调的是对理想主义的坚守，而“人生经典四问”，实在是拂去烦躁，认识自我的当代版醒世恒言。

人皆我师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但在刘东华这里，各种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否知道自己想要的人生，以及善不善于发现，擅不擅长学习。“如果你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即使满山宝贝，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的思考总是如此辩证。而他保持自信及积极心态的一大保障就是非常善于把各种消极的东西变成正向的能量。比如，他认为，贵人有两种，传统意义上的贵人可能是在关键的时候拉你一把，帮助你，成就你。但邪恶的力量、挫折则帮你激发内在潜力，这种贵人可以帮助你成就远处的大事，当然，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可能就被他们毁掉了。

欣赏到灵魂里?批判到骨子里
    同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交往，并与他们结成兄弟般的友情，在外界看来这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但刘东华总能对此游刃有余。这与他独有的读人术和交际原则不无关系。
    “欣赏到灵魂里”是指，他非常擅长很快地判断出一个人的基本面，并发现一个人灵魂里最深最美的东西，或者是大家都已发现但最难欣赏、认同的东西，如此就很容易为一些孤独的佼佼者所认同。因出色而孤独的企业家们总能发现，最懂他的竟然是刘东华，当然，他们也很容易在他身上发现自己的缺点。“批判到骨子里”就是指如果看到朋友的误区和缺陷，刘东华会直言不讳地指出。很多情况下这是以第一句话为前提的，如是则别人一时难以接受，但回过头总会慢慢体会苦心。
    此外，作为媒体人，刘东华认为自己在判断人和事上，必须看得更准更远，方能保持独立性。他说，“我喜欢首先从价值上做判断，是不是好人，做的事是不是好事，之后再看他的能力，好人需要与之匹配的能力才能做成好事，否则只能是被侮辱和损害的对象。而我看准的事情绝不会因为舆论一时的变化而变化，反而会适时站出来为他说话。”

先论是非  再论成败
    20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西方引领了几百年的人类商业文明的潜在危害。这种商业文明价值观上的最大问题是只论成败不分是非，通过伤害别人、伤害未来、伤害地球来取得成功。而作为中国优秀企业家追寻可持续增长方式的集体意志的表达，先论是非，再论成败这一全新商业文明价值观应运而生。
    经由中国企业家论坛及绿色年会等公共活动的传播，这一价值观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认同。我们看到，在个人层面，它首先是刘东华等人重要的行事原则；在群体层面，它实则是感召、串联中国优秀企业家群体的精神内核。
    在刘东华看来，目前整个社会正值制度创新不足、改革动力消退之际，目标大而惹眼、政治地位又不相称的社会群体必然容易遭遇误解或伤害，乃至遭遇故意“误解”或“意外”伤害，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们显然属于这样一类群体。他以“王石悖论”生动揭示了这一情势：前些年王石说万科拿地不行贿，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质疑与嘲笑，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在当今中国的发展阶段、在当今的国情下，不行贿几乎是没有办法做房地产的；反过来，如果王石说万科拿地靠行贿，几乎所有人又会义正辞严地谴责王石、声讨万科，甚至会认为万科该死，王石该死。那么，说不行贿就是骗子，说行贿就罪该万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里，走正道、树正气的企业家其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正是这样一个平台，它呈现企业家的主体人格，也聚拢了那些走正道的企业家，他们在这里相互给对方勇气和鼓励，并力图给后来的创业者提供借鉴——以走正道的方式也可以做出成功的企业，力避旧式商业文明继续侵蚀中国企业界。

    既然是“老友”，那么在他们身上发现与老胡相似的秉性与价值观似乎并不意外，而这一点在刘东华身上则表现的尤为突出。乃至当你熟悉了老胡的话语体系后，与刘的交流不仅丝毫不存在沟通难题，更有着一份亲切和归属感。刘东华也承认，虽然与老胡做的是不同的事，但在大的价值判断上，包括人生观，都非常接近，似乎只是在用不同方式来践行这些理念而已。理想主义，价值观驱动，这些卓越的人生论已在他们的生命里生根发芽并绚丽绽放，现在我们期待的是在更长的时间段里，它所孕育的更为奇异的果实。

    建业省域化发展的道路上，我曾和团队一起，在平顶山、洛阳参与了城市的建设。
    我想，很多年后，人们看待建业，或许不会仅仅因为建业参与和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创造了物质文明，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建业留下的无形的、具有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除了对河南的社会、文化、经济、生态等带来的影响与改变，还有对区域的热爱、做事执著的信念、探索的精神，等等，都将在河南的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建业集团助理总裁、总裁办公室主任  严家杰

    “省域化发展模式”是中国地产发展史上较为独特的战略选择，这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能，那就是本土企业与当地互为依赖互为成长的模式。
    我曾在平顶山负责项目开发，亲身经历了城市新城在我们的推动下，从荒凉到繁华，从无人问津到备受关注的城市变迁。我们欣慰于团队给城市带来的改变，也感恩于企业战略带给我们的成长与发展空间。

——营销服务管理中心总经理  李莉

    我是从一期一期的《建业》中，逐渐勾勒出建业在我心中的图景。建业的战略非常清晰，2005年前后，月刊讲述了建业省域化发展战略为什么选择、做了哪些资源准备；后来，月刊又逐渐传达了在战略执行过程中诞生的文化，如“站在两个高度”、“四个高度统一”等。没有实践，就没有相应的文化，我认为这就是企业对社会文化的贡献。

——《老郑州》系列图书著作人、作家  赵富海

    10余年来，胡葆森和建业以自己的行动，在影响着别人的价值观。一种不需太多证词的规律是，建业一旦来到河南的某个城市，便成为当地最高人居标准的范本，成为当地美好人居的理想化追求。

——《大河报·大河财富》

    建业省域化的发展战略可以促使公司将精力集中到一个集中的区域，但是这么做也许会有一些风险，比如，风险过度集中，对一地一城的宏观经济环境趋于依赖。另外，假如该区域内的一些城市购买力有待培养的话，地产企业的资金回报并不像在大城市那样高。但是建业无畏地面对了这些风险，因而也使得企业具备了长期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房地产报》评论员

在中原的企业家中，如果问谁拥有最深厚的人脉？谁享有最广泛的公众知名度？谁显得谦和稳健而又从容坦诚？答案或许只有一个：胡葆森先生。在复杂的全国房地产市场格局中，建业集团坚守河南的战略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石玉

    在世博会，看到美国馆中，除了三个体验片，就是那些大名鼎鼎、振聋发聩的知名企业：微软、通用、苹果……
    建业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好企业，18年18城，这里面包含了无数汗水和坚持不懈的斗志。建业，可以成为依靠努力拼搏成就自我的企业范本，我始终这样认为。

——营销服务管理中心品牌管理部  刘伟

    三门峡公司又摘地了！我们非常激动。一个企业完全地融入到一个城市，这种持续发展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见证。

——建业三门峡公司  李建军

    如果德国队得了世界杯冠军，那是众望所归。对于德国队的整体表现，连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国观众都赞不绝口。德国队球踢得好，运球如行云流水。更难得的是，德国球员有真正的集体主义精神（不假集体主义之名，行个人主义之实），而且表现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如果荷兰队得了冠军，大部分观众也不会有意见。在荷兰队的球迷来看，这支欧洲劲旅也有夺冠的可能，荷兰队只要运气稍稍好一些，决赛就可以进球，而且还不止进一球。但如果从球员的身价看，西班牙却是必胜的无敌舰队（西班牙曾经是全球第一大帝国，其无敌舰队称霸海上，英语中“armada”一词专指“西班牙无敌舰队”）。可以讲，足球就是金钱挂帅。
    西班牙球队队员转会的平均身价是3800万美元，其中身价最高的是埃尔南德斯（Xavi Hernande），8740万美元。他再努力一下，就可以赶上阿根廷队的梅西（Lionel Messi）了。梅西的转会费是1.760亿美元，全世界最高。但阿根廷队员的平均转会费只有2030万美元。踢进世界杯前八强的球队，其队员的平均转会费依次为：西班牙3800万美元、巴西2060万美元、阿根廷1710万美元、德国1710万美元、荷兰1490万美元、乌拉圭380万美元、加纳340万美元。据说世界杯八强中没有灰姑娘。没有灰姑娘，却有落难公子。英国足球队队员的平均转会费是2760万美元，仅排在西班牙队之后，却并未能够打入八强，令英国人痛心不已，连英国首相都公开表示有关裁判执法不公。
    不管身价与球技是否能够直接挂钩，国外足球确实是一个很来钱的买卖，足球队员的人均创收水平也确实了得。就连朝鲜足球队队员的平均转会费也高达63.7万美元。我们朝思暮想地要搞经济转型，要大力发展附加值高的行业，足球这样的高收入行业如何？体育运动也是一个来钱的行当。“耐克”和“阿迪达斯”等由明星代言的球衣、球鞋在中国的销路甚好，而且卖的比在美国的价钱还要高。但足球我们弄不来。这点我们已经有了共识。不过，蛇有蛇路，猫有猫路，老鼠的后代会打洞。我们擅长借助房地产开发和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来搞活经济。足球明星的收入虽高，却是要真本事的，很难弄虚作假。国内足球可以作假，但欧洲杯、世界杯实况转播，在全世界几亿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作假难度太高，对中国的能工巧匠来说也是难度太高。
    除了招财进宝之外，足球比赛和其他体育比赛还有更重大的意义。橄榄球、棒球、篮球和冰球是美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体育比赛。除此之外，美国还有高尔夫和网球等许多其他体育比赛。可以说是五天一大赛，三天一小赛。从理论上说，美国人有看不完的体育比赛，只要喜欢看球赛，就可以生活幸福、充实。这样社会就比较安定团结。美国喜欢提意见的人不少，有的时候还要上街游行，但很少有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人要看球赛。有重大赛事很多人都要回去看球赛。
    中国的足球几乎没有希望，很多人为此自惭形秽。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一个国家的足球是否发达，乃至体育是否发达，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没有直接关系，与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没有直接关系，与一个民族的身体素质也没有直接关系。西班牙虽然捧走了世界杯的冠军奖杯，但国内经济一团糟，失业率高达20%。瑞士和加拿大是西方发达国家，但足球踢得并不好——尽管其水平在中国之上。美国是体育大国，而且居然狗胆包天，要与人心齐、泰山移的中国争抢奥运会金牌总数。但美国的肥胖者人数，不管是相对人数还是绝对人数，在全世界都排第一，而且是遥遥领先。可见，篮球明星再多，体育奖牌再多，与普通民众的体质并无多少关系。
    《动物农场》的作者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对人性和意识形态有入木三分的精辟论述，对足球运动亦如此。在《体育精神》（The sporting spirit）一文中，他指出：面对足球比赛，“观众后面是国家，而观众们居然真的以为，至少是在短时间内相信，跑跑、跳跳、踢踢球是对一个民族品德的考验”。

（朱伟一，社科院法学所兼职教授）

   骄阳似火的六月的最后一天，建业集团2010年现场工作会议按照在项目召开的传统，来到了洛阳中亚置业世纪华阳项目①。在这里，所有参会的职业经理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世纪华阳项目团队细致的客户关怀、独具创意的产品设计、精致的花园景观、苛刻的成本控制等一系列做法都让集团高层赞叹不已。尤其是在这一系列努力下，面临已然开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世纪华阳在上半年就完成了全年的销售任务。这样傲人的成绩让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先生大加赞扬，同时向与会各分支机构负责人提出了“找差距、见行动、出效果”的具体要求。
在洛阳华阳，物业管理与开发商配合得非常默契。从总经理到普通员工，每个人对保安、保洁都非常尊重。在世纪华阳，客户中心的电话被员工戏称为“内部110”。一切以业主为先，业主房子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必须马上解决。华阳的2000多个客户，客户中心都记录着他们的生日，公司也专门安排了人员和车辆，每天为客户送生日蛋糕和鲜花。这些都让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它的操盘手则是屡屡被老胡称赞人品正直的张春峰先生。

    初见洛阳中亚置业总经理张春峰时，总会被他“江湖大哥”式的气魄“震慑”，讲话大嗓门、笑声爽朗、不拘小节，甚至还有点“霸道”、与人兄弟相称，误以为他的性格会和他的外在表现一样，是粗线条的速写。却不知，在这极“爷们儿”的外表之下，却是细到骨子里的内心，追求完美的做事风格。
    从郑州商品交易所总会计师，到未来集团总经理，作为河南经济发展的参与者，数十年来，他以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和对产品和服务执著的追求，获得了广泛认同。外表粗犷、内心细腻的他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这些经历又对他的事业产生了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他身上那些闪亮的禀赋与品质，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在与张春峰长达三个小时的对话中，我们一直努力探求商业运营中经营管理者应具备的品格、他运筹帷幄商海背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希望为建业年轻人的成长提供最易学习的经验。

艰辛少年时
    少年张春峰出生在南阳唐河县的一个小山村。村子里只有六、七户人家，二十多口人。父母是朴实的农民，没什么文化，父母的教育只是教兄弟姊妹四个人“要好好学习，要听老师的话”。当时村子里的小学只有一间教室，一共五个年级，每个年级的学生坐一排。石头上搭个木板就是少年时学习的书桌。穷困的生活，艰苦的环境，成了激励他勤奋的最初因素。参加高考时，张春峰以优异的成绩在407名毕业生中，成为6名考上南阳粮食学校的学生之一，开始系统学习财务方面的知识。
    勤奋、追求完美、为人正直、实在，是他对自己做人做事的总结，也是从少年时期不断形成的。这些性格的形成一方面是艰苦的环境所致，另一方面也许是天性使然。张春峰的事业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也得益于最初那所普通甚至破烂的村小学。后来，他出资十几万元，把那间房子改成了一座两层楼，有洗手间和教师办公室的小学。
    由于在校品行优良、成绩优秀，张春峰19岁毕业时被学校推荐到郑州市粮贸公司工作，成了村子里第一个走出来“吃皇粮”的人。第一份工作是协助出纳当记账员。他和一起分去的年轻人一样，每天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到单位，打扫卫生、擦桌子、帮老同志打好热水、洗好茶杯。每个星期六下午，单位组织大扫除，也都是他和同去的年轻人卖力的身影。当时的社会，学习上进蔚然成风，下班后、周末，随时随处都能看见年轻人学习的身影。每个人都在努力上进，希望能取得更高的学历，张春峰自然不甘落于人后。于是，学习也成了他在闲暇时间唯一的娱乐方式，他以这种方式不断完善着自己。
    当时在他所做的具体工作中，需要做两本账，一本是明细账，是活页的，如果有错误，可以直接去掉或者修改；另一本是银行账，每页都是对应的页码，如果出现错误，可以用红笔进行规范的修改。为了让账簿看起来清晰漂亮，每页他总是认真填写，偶尔出现笔误，他就再买一本新账簿，从头到尾全部重新誊写。为了不影响白天的工作，这些工作他通常是深夜在办公室加班完成。故而每次单位组织评比，他的账簿总是第一名。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让上级领导不断看到他力求完美的工作表现，从此，他也一直享受着职业道路逐步向上带给自己的成功快感。从出纳到会计，再到财务科副科长，直到总会计师。可以说，会计应该走的职业发展路径每一步张春峰都没有错过，只是比别人更快些。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杆秤
    1993年，张春峰在郑州商品交易所工作时，开始了与河南建业的合作。当时的建业还是一个刚刚成立不久、没有太多声名的企业，而张春峰却已经是商品交易所的总会计师。回忆起昔年与建业的种种合作，张春峰满怀情感地表达一种心绪：“我认识胡总已是幸运，能够与他合作、向他学习更是幸运之至。”
    当时的郑州商品交易所和建业合作开发未来大厦及其周边一些项目，张春峰担任该合作项目的工程总指挥。直到1997年项目结束，所有的工程款加起来，张春峰经手的资金超过7亿元人民币。“经手近十亿的资金，张总从来都没有拿过建业哪怕一根烟的好处。”胡葆森董事长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因为它无声地宣告着张春峰的“黄金人品”，这使得十几年后两人的合作“因信任而简单”。
    张春峰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合作伙伴亦如此。如果乙方在工程出现问题或错误的时候，他也毫不手软，绝对会毫不留情地指出，严令整改。一切以完美地达成目标为导向，把事情简单化，就是他一贯的管理风格，直到现在。在世纪华阳，如果员工拿了乙方的一块钱，就视同拿了一万块钱。在华阳，有明确的规定，不允许吃乙方的一顿饭、不允许收乙方的一个礼物。
    说到这里，你或许明白张春峰在交际场长袖善舞的内在原因了。中国的文化里强调“仁义”二字，世人未必全都能够做到仁义，但终究还是喜欢有仁有义的人。“不要说假话，一是一，二是二，半点假都不能有！”张春峰这样要求自己。不会欺瞒的人，总会获得信赖，有趣之处在于，这既是明理也是潜规则，既是庙堂准则也是江湖之道。
    处世态度是重要的一方面，性格也有分别。张春峰对内工作时谨慎、认真，对外交朋友豪爽仗义。张春峰坦言，与人相处，他的想法、观点，都会直接表达，最终目的就是把事情做好，而不太会考虑其他人对这个事情的想法，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和他人一样。如果上级问自己，只需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如果上级考虑得不周全，可以从自己这儿补充完善；如果自己的想法错了，就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只做正确的事”，就是张春峰这种简单做事的态度，赢得了同事、朋友、合作伙伴的信任。

那些影响深远的人
    在每段工作中，张春峰都坚持着自己特有的工作方式和待人处世的方法。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他非常感谢那些对他影响深远的人。
在粮贸公司，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当时的总经理刘延田，刘延田沉稳、忠厚、本分、实在的性格和处世哲学让张春峰学会了做人就是要实在的道理。
    让他逐渐具有做事的大格局和开拓精神的人，就是张春峰在郑州商品交易所工作时期时任交易所负责人的李经谋。李经谋是他的老师、长辈、领导，李经谋做人公正、勇于承担责任的良好品质对张春峰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他在工作中积极开拓的精神，也在潜移默化中让张春峰不断学习。李经谋是他生命中的伯乐，张春峰后来的发展在很大因素上是得益于他的欣赏与培养。
    张春峰在房地产项目操作领域的科班得益于脚踏实地的实践，而领路人就是刘志坚。刘志坚是当时粮食厅基建处的老处长。因为张春峰学的是财务，对房地产开发知识可谓一窍不通。这位老领导手把手教会了他基础建设方面的知识。“跟这位老领导在一起工作、学习的经历比上几年大学还要有用。”张春峰如此回忆老处长对他的影响。再后来，张春峰就认识了老胡。在张春峰的心里，老胡是他的兄长、朋友、老师，老胡在学识、修养、处事经验等方面也都是他不能企及的，在他心里老胡是企业家、战略家，在老胡身上，他学到了很多。
    和所有成功的实践者一样，张春峰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总能非常清晰地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他苦苦追求产品的完美与服务的贴心。同时，有能力的人，都具有超强的纠错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世纪华阳一期比一期更完美的原因。
    对于年轻人，他也有一些经验要分享——那就是做正确的事，不必看领导的“脸色”，恰如其分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不必整天揣测上级的想法。工作可以把人累死，但绝不能把心累死。只需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到最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做事情，每件事都要力求完美，做到最好；对待朋友，诚心实意，互不欺瞒。当我们都在对世纪华阳惊人的销售业绩赞叹不已的时候，张春峰用他直率而细致的性格、赏罚分明的工作方法、目标导向的做事方式从另一面让我们了解到这一切的缘由所在。

    ①洛阳中亚置业是建业集团以股权收购的方式获得的项目公司，张春峰先生是建业在该项目的合作者之一，同时也是建业集团聘请管理该项目的职业经理人。世纪华阳为中亚置业在洛阳的首个城市综合体项目，项目自2008年启动以来，多次刷新洛阳楼市销售记录，2009年单个项目销售额占洛阳市房产销售7％份额。

老胡开讲2010中国地产大河论坛  建业荣耀见证中原地产历程
    8月1日，河南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大河报》，迎来创刊15周年的日子。为庆祝大河报创刊15周年，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地产下一站，中国向中看”2010中国地产大河论坛于7月31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老胡作为特邀演讲嘉宾，发表了以《中国地产何去何从》为题的演讲。论坛尾声还举行了“中国地产大河奖”15人15强15盘颁奖仪式。胡董作为中原地产的标志人物，荣获“见证历史15人”之特别功勋奖，建业荣获“推动行业15强名企”奖，联盟新城及郑开·森林半岛荣获“影响中原15名盘”奖。

河南波士堂：胡氏商道影响力
    7月1日~29日，《河南商报》“河南波士堂”栏目准时刊发第二至第六期老胡专栏文章。目前，老胡专栏已刊出大半，系统且更富理论性的胡氏商道一经传播即在中原商界引起强烈反响。而其关注河南企业家群体、培育豫商榜样、传播中原商业思想的栏目立意，亦使其广受赞誉。

“我能行”——2010年建业物业第一期优秀青少年素质拓展夏令营圆满闭营
    2010年7月5日，“我能行”——2010年建业物业优秀青少年素质拓展夏令营第一期再次吹响开营号角，来自建业全省社区60余名建业业主子女，在中牟农庄度过了为期5天的精彩夏令营生活。7月9日上午11：00，来自建业全省各社区的41名营员家长亲自驾车来到农庄参加闭营仪式，营员们对各自家长的到来给予了最深情的拥抱和感谢。看到自己孩子优秀的表现和显著的进步，业主们纷纷对素质拓展夏令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赞许，并对建业物业人用心关注社区教育及青少年成长所付出的努力表示真诚的感谢！

快乐暑期同分享?建业全省大串门
    2010年7月9日上午11：30，随着“我能行”——2010年建业物业青少年素质拓展夏令营第一期圆满闭营，自由结对的10对营员一起牵手登台，标志着“快乐暑期同分享?建业全省大串门”活动正式启动。参观至尊红酒会所、森林半岛，到结对的伙伴家共进晚餐，一同游览少林寺等活动让孩子们兴奋不已。带领建业社区业主子女游览三个河南的城市、品尝三地菜系、收获三种体验、结交三方朋友，这就是此次活动的最大收获。建业物业从社区教育出发，让生活在不同城市建业社区的独生子女们通过夏令营和大串门活动，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融合，从融合到适应，从适应到分享，进而延伸为两地孩子的友谊和两个家庭的友谊。始终，建业以生活方式引领者的角色获得了业主的普遍认同。

建业学堂2010年第二期新员工培训班圆满结束
    7月1日下午，建业学堂2010年第二期新员工培训班全体学员来到建业学堂，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新员工培训生活。
    在紧张有序的培训课程中，学员们分别进行了严格的军训和拓展训练。并学习了《企业战略与个人竞争力》、《建业集团企业文化价值理念与管理定调》、《建业集团OEC管理法》、《建业品牌建设之路》等课程。
    通过一周的培训学习，建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使命、企业文化特征等企业文化理念，逐步渗透到新员工的身上。培训所安排的专业知识课程也使新员工感触良多，收获颇丰。他们在努力向着做一个合格的建业人的目标迈进。

逆市开盘，建业·密码国际风范全城
    2010年7月18日上午，建业·密码国际盛大开盘活动在裕达国贸7楼隆重举行，选房情况令人惊喜，于低迷楼市中逆风飞扬，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圆了置业者们的居住梦想。

    说来也邪门，近几年来，几乎年年都是企业家的多事之秋。做得不好的企业，会遭遇裁员门、维权门；生意不错的大亨，又很容易在公共话题上惹来是非、激起公愤。由捐款门到最近的“学历门”和“复出门”，商场上的名人们总是很容易受伤。而翻开这本苏小和的沥血之作《中国企业家黑皮书》，其中和十二个知名企业家的深入对话，则给社会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观察标本。
    任何一个人都很容易犯下矫枉过正的毛病，就像人的眼睛长在身体的前面，当我们朝前面看去，必然要丢失背后的风景，当我们朝左边看去，必然要丢失右边的风景。人总是一个有限的人。这是《中国企业家黑皮书》的作者苏小和的亲身感受。
    说起来，苏小和是个痴迷的人，他对于自由市场的推崇，达到了得罪商人们的地步。所以，本书之中的任志强、柳传志、张树新和王中军等十人，都与寻常文本之中的有颇大区别——这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真实。当然，有两位比较保持一贯感觉的，则是田溯宁和冯仑。前者是因为太少发言，加上苏小和对他特别偏爱，故此本色登场。而冯仑作为有四套语言系统的“神人”，苏小和也只能捕获其中一个化身，非战之罪也。
   平日里，任志强的面孔生硬而不近人情，只要他出面，必是说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柳传志在企业界的形象已经固化，就像家族中供奉的长老照片，教父的权威与地位无可置疑，但是沧桑至此已难以抹去；冯仑用一张“风马牛”的笑脸试图掩盖一切，就算有人说他笑里藏刀也找不到证据；王中军的淡定中略显一些拘谨，似乎想向所有人展示华谊兄弟在娱乐产业能千秋万代的证据；张树新已淡出江湖，但是江湖还有她的传说……中国企业家已然脸谱化了。在各种数据、各种文字下，他们脸谱化的程度如此之重，甚至都异化成一副扑克牌，以至于人们已经习惯了不知道他们赞美或者开炮，无论是肯定还是批评都每每失去准星。
因此，难得有苏小和这样举笔如刀又能切中肯綮的。
    笔者执笔之际，正值世界杯曲终人散。这次盛事，大家没有发现本届涌现了光芒耀眼的巨星，反而是章鱼保罗哥一举成名，人气极旺。这个水族馆精心打造的神奇生物，猜赛果能够八连捷，看起来技惊四座，但换算成机会率，胜负皆是1/2，连中八元，机会率是1/2的8次方，等于1/256。固然困难，但绝非什么离奇事。统计一下，中国的企业家，能够混出来，有个名头的，能够做成事情的，都是经历千难万险的。其成功几率都远远低于1/256。其实不要说256个，即使是2560个商人之中，有一个能够在商场上存活下来，还能赚点钱，就很不容易了。换句话说，这帮我们在媒体上能够看得见名字，能够谈起自己八九位数字以上身家的商人，都是人精，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比猜中八场赛果的章鱼保罗哥厉害得多。
    而另一方面，这一批企业家，他们的成就和他们的软肋同样明显，同样真实得让人震惊。白天，他们慷慨激昂，晚上，面对官商双轨的跑道他们需要思考。一边是现有轨道的牵制，一边是他们期待的康庄大道，但却荒草丛生，他们也常不知何去何从。在两种价值观的博弈中，他们边跑边思考，以至于他们自己都会发现自己有人格分裂的特征，只是大家都在沉睡中，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思考，所以，太多的人只见得他们白天的脸谱而忽略他们真实的灵魂。而他们则在保留脸谱的同时，一直在修炼，在与自己的探讨、搏击中寻找和塑造一个更丰富的灵魂。
    苏小和说他注意到，中国的企业家很累，既要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还要应对政府管理的不确定性。我见过很多企业家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时，一副毕恭毕敬、点头哈腰的样子，也看见他们背地里骂娘，说在中国做生意真是难；我见过企业家热衷于显摆自己和官员的良好关系，也看见有的企业家一旦发现官员倒台唯恐避之不及。“最有企业家特征”的温州商人也与官员“觥筹交错”了。有人说，“官”拥有的资源太多了，且只有他们有，所以企业和“官”结合才能也肯定能更好地生存。
    作者也深感不忿，他认为，中国当代企业家都是开放社会的产物，没有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企业家们一个也不会出现。但是，当这些企业家拥有了财富之后，有相当一批人似乎成了开放社会的敌人。
    诚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取笑乃至谴责这种夹缝中寻求空间的企业家，把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他们，煽动一种仇富情绪，寻找一种杀富济贫的简单的公平。这无疑是更不足取的选择，等于是开历史的倒车。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企业家既是市场分工的原动力，也是市场分工的结果。这种普适性的经济学价值观，所带来的经济现象就是，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家越醒目，越是企业家辈出的国家，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的整体福祉也更高。
    中国的企业家与西方的企业家面临着不同的制度背景和诚信环境，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在中国交易费用过高，而在西方交易费用很低。在中国，当企业家尤其是成功的企业家，综合风险积累越来越大。如何摆脱行政资源导向的商业体制，如何建立一个精英与大众良好的沟通方法，如何为更多的中小商人提供足够的机会让他们成长为值得尊敬的企业家，都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难题。
    当然，本书中，包括作者在内的十三人都没有“对公司作为一个人文组织而不仅仅是一个盈利机构，如何在社会中存在”提出更多更有可行性的谋划。作者推崇市场经济，坚信所有制产权改造几乎能解决所有刻下问题，却对市场经济的支持系统，如独立的司法、对规则的遵守、独立的审计，以及政治体制的基础支撑等没有涉及太多。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作者故意卖一个破绽，单等着乌有之乡的愤怒青年来口诛笔伐。
    求仁得仁。保罗哥如是，企业家和作者也当如是。

（亨通堂文化机构为本书策划机构，本文为特稿稿件。）

中国在全球范围寻求资源

    奥巴马政府强调对华能源外交合作，提倡在天然气勘探和开发新能源技术等领域内建立合作项目。但专家说，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合作背后，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并增强其能源影响力。仅在过去一年，中国国企就签署了多项重大协议，从加拿大、委内瑞拉、伊拉克、澳大利亚、土库曼斯坦和南非提炼或进口石油、天然气、煤、铀及其他重要自然资源。
    去年11月，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沙特原油的最大购买者。中国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长令很多人担心，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汽车市场的新地位。
    在中国的采购单上，石油并不是唯一战略能源资源。今年前5个月，中国进口煤同比增加一倍以上。一些分析人士预计，随着中国的胃口越来越大，全球对煤炭资源的竞争将愈演愈烈。
    中国对石油的饥渴也增加了北京对中东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影响力。此外，中国也开始在全球一些最重要的能源产地争夺影响力。现在中国成为伊拉克最大的境外参与方。中国还和伊朗签署了重要的油气开发合同。
    近期中国建成长1170英里天然气管道，以便从中亚向国内工厂和发电站输送天然气。与此同时，中国也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重要购买方。
    近期华盛顿决策圈最担心的是中国努力开发和拓展从太阳能到电动汽车电池等更高效能源技术。

信息来源：《华尔街日报》

海外专家就中国楼市降温后果看法不一

    中国政府为克服危机而利用大量资金刺激经济，接下来房地产价格急剧上升。为了抑制投机行为，政府在4月中旬采取了严厉措施。
    外国专家就中国楼市降温后果产生分歧，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戈夫确信泡沫已经形成，而且不久将破裂，房价将下跌大约20%。正在开始的崩溃是显而易见的，银行系统将因此遭到打击。
    一些分析人士担心，降温可能又会导致可怕的后果。他们认为，房地产价格狂跌将给银行造成严重问题，因为银行收支平衡表将受到一系列不良贷款的打击。
    但仲量联行的分析师柯志谦说，中国购房者不像美国人那样过于依赖贷款。中国四分之一的购房者完全用现金支付全部房款。此外，住房需求依然极其稳定。中国每年搬进大城市的人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因此，住房需求将持续保持旺盛，在这种情况下，预计不会出现房地产泡沫。

信息来源：彭博新闻社

中国父母争相完成美国“生育之旅”

    美国是少数几个给予在本土出生人士公民权的国家，拥有美国籍后可享受种种“特权”，使得“生育之旅”(Birth Tourism)趋之若鹜。
    近年来，各国到美国待产生孩子的准妈妈数量快速增加。这其中也不乏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准妈妈。三四个月之后，她们就能把最有价值的“美国孩子”带回家，几乎赴美生育的中国父母们都认为，对子女来说，花两万多美元是人生最值得的投资。
    根据美国的福利制度，一个孩子如果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就等于拿到了进入社会安全系统的钥匙，尤其是教育。这个孩子长大后能自动报考美国大学，而且更容易申请只面向美国本土学生发放的助学金；此外，孩子的父母多年后可依照宪法获得美国社安待遇。美国移民政策允许本国公民申请外国父母、配偶、未成年和成年子女来美定居。这个孩子一旦年满21岁，上述亲友即有资格获发签证，因此即便是如此漫长的等待期，也不会令他们却步。
    来自上海的谢太太，5月曾在包租的豪华单人房月子中心待产，预计在美国待上4个月生孩子兼坐月子，医院费和机票等花销预计支付3万美元。谢太太已在圣盖博市(San Gabriel)住了两个月，对月子中心非常满意，在中国做生意的谢先生也将赴美陪太太迎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谢太太认为，这是为了孩子一生发展的必要投资。

信息来源：《华盛顿邮报》

亚洲人应更注意遗产分配计划

    几十年前中国曾经流行一句话：“父母上天堂后，孩子就要上法庭。”而现在，亚洲首批富豪多数已过花甲之年，但他们的遗产分配常常毫无计划，使得他们谢世之后，孩子们不得不面对无穷无尽的官司。
    一名新加坡富豪的儿子即将从父母那里继承一大笔财产，他说：“我们从不和父母谈论他们去世的问题，因为我们担心他们会对此非常敏感。”他认为和父母说这些，会让他们误认为自己是在打遗产的主意，从而失去父母的信任。
    然而时间总会将遗产问题提到桌面上，分析家认为遗产继承是人们必须讨论的问题。新加坡一名管理顾问威廉·雷克蒙德指出，在亚洲一些地区家庭财富意识已经越来越强，尤其是那些持有百万美元的富人，更希望提前讨论财富在下一代中的分配计划，因为“他们感到这样做是自己的义务”。
    “人们更加愿意自己处理去世后的财产去向，而非依靠别人或是国家。”威廉说。但遗产分配计划在中国还不盛行。去年，中国学者发起的调查表明，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富人都在50岁以下，这个年龄对分配自己的遗产来说有些过于年轻。因此只有10%的中国富人在考虑遗产分配问题。
    与此相反的是，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地区或国家，财产分配和继承是财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高额的遗产税，人们被鼓励尽早制定遗产分配计划。

信息来源：《纽约时报》

⊙  7月，2010赛季中超联赛战火重燃。在7月14日－7月31日进行的第12－16轮比赛，河南建业队取得了2胜1平2负的战绩。目前，河南建业积23分名列2010赛季中超联赛积分榜第6位。

⊙  7月1日~29日，《河南商报》“河南波士堂”栏目准时刊发第二至第六期老胡专栏文章。

⊙  7月1日，建业学堂2010年第二期新员工培训班开课。

⊙  7月4日，清华大学MBA河南同学会一行30余人在集团总部进行参观访问，并聘任胡葆森董事长为“清华大学MBA河南同学会荣誉顾问”。

⊙  7月9日，“我能行”——2010年建业物业青少年素质拓展夏令营第一期圆满闭营，同时“快乐暑期同分享建业全省大串门”活动正式启动。

⊙  7月10日，周口建业·森林半岛项目一期成功交房。

⊙  7月18日，郑州公司建业·密码国际项目盛大开盘。

⊙  7月22日~25日，集团营销服务管理中心代表建业参加中城联盟客服总监与物业经理联席会议。

⊙  7月31日，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中国主流媒体房地产联盟、中国第一城市媒体联盟联合主办，大河报承办，大河网、河南手机报、郑州电视台协办的“地产下一站，中国向中看”——2010中国地产大河论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集团董事长胡葆森作为特邀嘉宾发表主题演讲。

⊙  7月31日，集团成功拍得位于三门峡市中心区位2010-12、2010-13号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