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YE MAGAZINE
中国经济未来的出路在告别“强盗逻辑”。
——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进行对话时说，按照强盗的逻辑，就是靠政府的力量、政府的干预去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只有市场的逻辑在创造财富，强盗的逻辑只是在分配财富。
我觉得我女儿很冤，从古至今有三个人最冤：窦娥、赵作海和卢星宇。我女儿是“天下第三冤”，她捐了现金、捐了青春，还招人骂，太冤了！
——天九儒商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执行主席卢俊卿为女儿、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卢星宇抱冤。24岁的“富二代”卢星宇因被曝出掌管着高达20亿元人民币的中非希望工程善款，不久前成为网络舆论新热点。由于她也在微博上发布了许多旅游和出入高档酒店的照片，中国网民称她为“卢美美”。
一人之未来，在于其文化整合能力；一国之强盛，在于其社会资源整合配置能力；一人之管理或一国之治理，主旨即在整合有限资源，做出有效利用；其能力标准体现于低成本、高价值发展。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
——最近，有一篇传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上书温家宝的文章，在北京少数知识分子中传阅。
竞选过州长的他懂得媒体是怎么回事。
——央视著名主持人芮成钢评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他总是抓住一切场合和机会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只说美国的好，少提美国的差。这是他的工作。他可能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中最愿意展示自己，也最善于展示自己的人。从背包喝咖啡，到坐旅行车，坐经济舱，都精准得到拍摄传播议论。
高调的批评容易，克制我们人性的弱点却很难。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大家对于媒体报道“丑闻”的无聊都有理智的认识，但同样也会在感性上乐此不疲。因此当许多人严词指责媒体报道的失当或者互联网的局限时，也要看到媒体的困局其实是人性矛盾的一种表现。
就像美国动画片《反斗奇兵》（Toy Story）中每一件物件都好像有生命，等着别人再把它们找出来，个个都想出镜。
——在威尼斯影展获奖的香港电影《桃姐》监制兼编剧李恩霖谈在创作过程中，他去整理家佣桃姐（即电影主人公蓝本）放在两个樟木箱里的遗物，发现里面都是自己和姐姐的幼稚园校服、话剧戏服，甚至两人的旧尿布……记忆片段幕幕如放映机般重播。
民主不能确保结果一定正确，但能保证错误只是暂时的。
——深圳鸿儒堂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覃彪喜最近在微博贴出“1994年台北市长选前辩论会”全程影片，引起中国网民热议。覃彪喜长期关心两岸议题，认为台湾最好的旅游景点绝非故宫、阿里山或日月潭，而是台湾的“民主政治”。
企业要拥有自己的“井冈山”，自己的根据地。
——老胡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认为，企业不仅要有自己的根据地，还要拥有自己的绝活，就是核心竞争力。民族经济发展需要中国企业跻身世界500强，但更需要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实现发展，成不了世界500强也并不影响企业成为伟大的企业。老胡希望通过自己的寻道，探寻一条道路，给更多的企业，更多做不成500强梦的企业一个启示。
维基百科：互联网精神的旗帜
如果盘点最能代表互联网精神的网络应用，维基类网站绝对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而在其间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是维基百科及维基解密。
维基（Wiki）精神有两个核心的要素，其一是原创精神，另一方面，则是懂得如何理性地与其他所有人进行知识分享与合作。而维基百科则是维基精神的最好诠释。首先，维基百科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包含人类所有知识领域的百科全书，而不是一本词典，一个在线的论坛或其他任何东西。其次，计划本身也是一个wiki，这允许了大众的广泛参与。维基百科是第一个使用wiki系统进行百科全书编撰工作的协作计划。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维基百科是一部内容开放的百科全书，内容开放的材料允许任何第三方不受限制地复制、修改，它方便不同行业的人士寻找知识，而使用者也可以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从而充实自己。当然，因为维基百科是对公众完全开放的，其中难免含有许多错误、偏见和重复，但这依然无碍于维基百科在人类文明传承中的重大意义。
而相对于“温和儒雅”的维基百科，维基解密则来得更具颠覆性和攻击性。Wikileaks（维基解密）是一个大型文档披露及分析网站，成立于2006年12月，目的为揭露政府及企业的腐败行为。成立伊始，该网站即声称其数据源不可追查亦不被审查。“维基解密”没有总部或传统的基础设施，该网站依靠服务器和数十个国家的支持者，它本身具有秘密特征，相对而言很少受到律师或地方政府的压力。使它名声大震的是，2010年7月26日，“维基解密”在《纽约时报》、《卫报》和《镜报》配合下，在网上公开了多达9.2万份的驻阿美军秘密文件，引起轩然大波。
诚然，维基解密的大胆行为某种程度上带来许多外交事故，而其创始人阿桑奇也被美国副总统称为“高科技恐怖分子”，但毋庸置疑，维基百科勇敢地向世界披露了世界政治及各国政府诸多不可告人的暗箱操作和机密文件，也使普通人有机会对各国外交政策和西方民主价值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更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政府行为的更加透明、公开。
云计算：互联网世界的未来
某种程度上，云计算在普罗大众心中的印象有点类似相对论横空出世时的情形——虽然大众都已了解它理论上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多少人透彻理解这一理论。
概念上讲，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网格计算、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效用计算、网络存储、虚拟化、负载均衡等传统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融合的产物。它旨在通过网络把多个成本相对较低的计算实体整合成一个具有强大计算能力的完美系统，并借助SaaS、PaaS、IaaS、MSP等先进的商业模式把这强大的计算能力分布到终端用户手中。云计算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通过不断提高“云”的处理能力，进而减少用户终端的处理负担，最终使用户终端简化成一个单纯的输入输出设备，并能按需享受“云”的强大计算处理能力！也就是说，云计算的核心思想，是将大量用网络连接的计算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构成一个计算资源池向用户提供按需服务。有人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是从古老的单台发电机模式转向了电厂集中供电的模式。它意味着计算能力也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进行流通，就像煤气、水电一样，取用方便，费用低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输的。
目前，几乎所有的重要互联网企业和电信服务商都在云计算领域投入重兵并部分付诸实践。而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云计算带来的网络体验也足以使人振奋：在未来，只需要一台笔记本或者一个手机，就可以通过网络服务来完成我们需要的一切，甚至包括超级计算这样的任务。
微博：个人互联网时代的标志
提到微博，就会立刻让人想起微博女王姚晨。突破600万（时点为2010年12月）的粉丝，让人不得不对微博的影响力再次刮目。时下，如果你没有微博，或者不知道微博，一定会被认为是火星人。不少人热衷于在微博上更新自己的正在经历的事件和心情，与粉丝分享。公共场合，你会看见不少人低头摆弄手机，不用猜，多数都是在更新微博。
相对于博客来说，用户的关注属于一种“被动”的关注状态，写出来的内容其传播受众并不确定；而微博的关注则更为主动，只要轻点“关注”，即表示你愿意接受某位用户的即时更新信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对于商业推广、明星效应的传播更有研究价值。同时，对于普通人来说，微博的关注友人大多来自事实的生活圈子，用户的一言一行不但起到发泄感情、记录思想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维护了人际关系。
微博上，140字的限制将平民和莎士比亚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这导致大量原创内容爆发性地被生产出来。微博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真正标志着个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微博即时广播的方式能否真正形成一种意见领袖的圈子，以类似名言警句的模式来发展成社会圈子的大舞台，也未可知。用微博每天记录我们的意见和感受，也会成为一部心灵的成长史。
人立方：网络社会关系网
当人肉搜索是否入刑法还在争论不休时，一款更囧更强大的搜索引擎——人立方搜索惊现江湖。它可以在瞬间为你理出一张“关系网”，输入你的名字，就会出现你的社会关系，一场网络江湖的搜索大战拉开序幕。
人立方关系搜索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开发设计的一款新型社会化搜索引擎，它能从超过十亿的中文网页中自动地抽取出人名、地名、机构名以及中文短语，并通过算法自动地计算出它们之间存在关系的可能性。人立方搜索的创建理念来自“六度空间”，只要随便输入一个人物，人立方搜索将给出该人物的关系、网页、资讯、简介等众多内容。本词条对人立方的功能、特点、原理、设计理念等给出了详细的介绍。
通过对访问页面的跟踪分析，人立方项目的技术人员继而发现了几个有趣的现象，大部分人搜了自己的名字、自己朋友或者梦中情人的名字；任何人都和张三有联系，不信你试试看，从你的名字开始，经过不超过6个链接，你就会在人山人海中找到张三。在这里，你能搜索出李宇春是姚明的妹妹，比尔·盖茨居然同潘金莲扯上了关系，而四川地震中那只著名的猪——猪坚强也同潘石屹攀上了亲。
“如果你爱他，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你很快就会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你恨他，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因为那里是地狱”，这句网络名言几乎成了人肉搜索的代言词，现在这句名言改为“如果你爱他，把他放到人立方上去，你不仅会知道他的一切，还会知道同他有关的人的一切”则更合适。
社交网站：大了天地，小了格局
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数学领域猜想，名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中文一般译作六度分割理论或小世界理论等。它指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社交服务性网站的发展完全验证了这一真理。个体的社交圈会不断地扩大和重叠并最终形成一个大的社交网络，在此类通过“朋友的朋友是朋友”原则实现巨大成功的社交网站中，Facebook是最典型的代表。
我们可以足不出户便知晓所有朋友的动向，和千里之遥的陌生人结交只需动下键盘鼠标，如果你想，可以毫不费力地和失去联络多年的同学重逢，如果你有心仪的姑娘，还有虚拟礼品可以替你吐露心声……前提只需要对方也是社交网络的用户，人和人往来交互的那点儿事，估计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社交网站做不到。
好吧，让我们算算有多久没有回家看望父母了，最后一次和他们交流是否令你觉得代沟堪比马里亚纳海沟；有多久没有呼朋唤友尽兴玩乐了，最后一次参加同学聚会是否令你觉得沟通远没有从前顺畅；有多久没有和身边那个人促膝长谈一次，最后一次坦诚相对大概要追溯到初恋的纯真年代……现代生活使得我们口中最频繁的词汇便是“忙”、“没时间”，可是，要知道艾瑞网络用户行为监测的数据显示，中国4.2亿网民中的三分之一同时是社交网站的用户，而这些人每周花在社交网络上的时间平均超过8小时。
此消彼长，就这样，网络社交的兴起必然带来现实社交的障碍，我们每在虚拟社交网站中关注一个人，也许就要在身边日常生活中忽略一个人。社交网站为人们带来交流的无限天地，可现实社会的彼端我们的社交格局却日益变窄。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有在社交网站的个人主页上发信息抱怨天气突变的时间，倒不如去个短信给身边朋友，提醒他们降温需保暖。
iPad：时尚产品的变革力量
乔布斯率领他创意无限的天才设计团队，从iMac到iPhone，从iPod到iPod touch，一路攻城略地，占据着高端电子消费品市场的头把交椅。它是被咬了一口的诱人“苹果”，它的美、它的贵、它的独特与智慧，让多少人趋之若鹜而又望尘莫及。
苹果手机的面世，一度抬升了美国青少年犯罪率，它的奇妙乐趣俘虏了无数年轻的心，但伴随着不菲的身价，拥有自己的“苹果”产品始终还是件奢侈的事情。于是iPad来了，这个介于苹果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产品之间，通体只有四个按键的“小方块”，以几乎是iPhone4一半的亲民价格，毫不吝啬地提供着浏览互联网、收发电子邮件、观看电子书、播放电影音乐等多种功能。iPad的出现，毫无疑问地再次引发了一场平板电脑的新风潮，属于它的时代裹挟着微博、社交网站一起，交织于我们的时尚生活。
也许iPad的到来，改变的不只是你的生活。新闻集团全球首份基于iPad平板电脑的电子报纸The Daily有多“潮”，最新的答案是你将在全美收视率最高的职业橄榄球比赛中场，看到它价值300万美元的广告。而早在它推出之前，便有评论认为iPad将改变出版行业。在新媒体异军突起的年代，网络、手机、移动电视、平板电脑等猛烈冲击着作为纸质传统媒体的报纸。而更糟糕的是，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通过报纸获取信息的比例在持续下滑。在以报业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亟须转型的情况下，iPad会是“救世主”吗？考证这一点也许还需要时间。希望iPad带来的巨大应用平台，能真的掀起新兴传播方式的浪潮，而绝非一时的流行风潮。帮助人们重拾对于阅读的兴趣，似乎能使它“潮”得更有意义。
谷歌地图：世界尽在眼前
谷歌地图（Google Maps）是Google公司提供的电子地图服务，包括局部详细的卫星照片。能提供三种视图：一是矢量地图（传统地图），可提供政区和交 通以及商业信息；二是不同分辨率的卫星照片（俯视图，跟Google Earth上的卫星照片基本一样）；三是地形视图，可以用以显示地形和等高线。
2005年9月，Google和北京图盟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谷歌本地，标志着谷歌地图进入中国，其实谷歌地图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其他地区的服务已经是完成阶段。在北美的部分地方，还开通了“街景视图”服务。使用者可以通过街道上的视角查看街景（例如公交车站、商铺等）。香港版本于2008年7月推出。可以让使用者搜寻餐厅，亦可以建立自己的地图，与其他使用者分享有关的照片和评论。其他功能包括路线查询，可以显示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和行车时间。中国大陆的谷歌地图在经历了刚进入市场的不适应之后，也迅速调整了战略，提供了行车路线与公交路线的查询。
使用谷歌地图，我们在获取便利的同时，一股不安全感也包裹着每一个人：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双巨大的眼睛下，它无形地隐藏于你的日常生活，熟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甚至你何时出门、车牌号多少它都了如指掌。不可否认的是，它让世界袒露在你我面前。最直观的收益是我们再不用像以前的旅行者一样拿着一张写满蝇头小字的地图到处问路了，只要轻轻地点击鼠标，一条条路线就会清晰地铺展在你面前，甚至连路程和所需时间谷歌都会贴心地为你计算出来。
这几年，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增加，人们越来越多的出行催生了无数的地图产品。谷歌业内老大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时候，谷歌把精力投向了新兴的手机市场。2006年，Google发布了一个java程式称为Google Maps for Mobile，可以用在Java-based的手机上。到今天，几乎所有的手机平台都可以安装谷歌地图，特别是随着谷歌旗下安卓系统手机的大红大紫，出厂就安装在手机中的谷歌地图几乎成为所有人使用手机地图的第一选择。可以预见，至少在近些年内，谷歌还将在电子地图领域扛起领袖的大旗。
（选自2010年12月总第96期《建业》月刊）
跨界品牌：消费时代的混搭哲学
从Louis Vuitton遇到村上隆开始，“Crossover”这个被翻译为“跨界”的单词便出现在我们能想到的任何领域中。当川久保玲最终选择了Nike，当Motorola迎来Dolce&Gabbana，将高调与不羁注入手机生活时，“跨界”已成为制造话题最有效的工具，引领一股经久不衰的风潮。时尚圈中的Crossover，有品牌和品牌的跨界，奔驰选择阿玛尼作为跨界伙伴，将其“少即是多以及注重舒适”的设计哲学运用在汽车设计中，奔驰CLK 500敞篷车即是两者的集大成者。杜嘉班纳（Dolce&Gabanna）特别版的摩托罗拉RAZRV3i手机分别使用黄金和白银作为手机的制作材料，令所有名牌迷为之疯狂。而艺术家与品牌的跨界则为品牌的内涵带来了涌动的创意源泉，许多跨界产品中都可以清晰看到艺术家个人气质对于品牌和产品内涵的极大丰富。例如，马克·纽森，这位来自澳洲的鬼才设计师将“跨界”风潮发挥到极致。你可以从诸多大品牌的产品里发现他的名字：三洋手机、耐克概念鞋、福特概念车。马克·纽森所倡导的“柔和极简主义”将温暖与自然的元素引入他的设计中，减淡高科技工业所带来的冰冷感、坚硬感。
细数多年来这些乐此不疲的“跨界”事件，你可以说这些品牌运营商不务正业，也可以说他们剑走偏锋。不管是基于“气味相投”让这些品牌或者艺术家最终走到一起，还是对双方文化、历史底蕴的认同感让品牌之间惺惺相惜，品牌间的文化渗透无疑是他们想追求的最终结果。通过一次跨界合作，衍生出新的品牌文化，引领一股新时尚潮流。假他山之石，造新生璞玉，何乐而不为呢？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这种时尚的跨界最能满足他们在这个消费时代的“品牌癖”心理——混搭用最简便的方式突破了原有品牌的僵化印象，也使得消费者以最低的代价“占有”了尽可能多的时尚品牌。
跨界营销：多一点合作、多一点魅力
感谢赵本山和冯小刚，他们占领中国大众娱乐市场之外，还用作品卓越地普及了跨界营销的最新实践和探索。即使在春晚的舞台上，赵本山和毕福剑也曾两次生硬地提到搜狐网。《非诚勿扰》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部跨界营销的广告片集锦，在后海的某家餐厅里，某家银行的信用卡在舒淇手中令人发指地被特写了近30秒。这些跨界营销如此充满魅力，以至于当王中军参加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互访活动参观建业联盟新城时，老胡都忍不住邀请他来河南拍电影了。
事实上，电影大片的确已经成为各种商品跨界营销的首选合作对象。远不说风靡全球的007系列电影，主角邦德的座驾每次都能成为影迷们追捧的焦点。近日，《变形金刚》第二集以磅礴之势席卷全球院线，与之相随，上海通用雪佛兰亦席卷了中国所有《变形金刚》的Fans。电影通过制作精良的动感画面，将款款靓车风驰电掣的速度和操控表现得淋漓尽致。实际上，这还只是跨界营销的一般形式，以下跨界合作估计会超出你的想象：上海大众斯柯达已经和红星美凯龙签约，双方准备“携手共赢”；更早些时候，东风日产和中国石化走到了一起，双方相约深度合作，优势共享。汽车、电影、家居建材甚至时尚运动服装，就这样“混搭”在了一起。
其中，东风日产和中国石化的合作被业界视为跨界营销的典型，通过这个典型，我们可以看到跨界营销的精髓操作所在。据了解，双方在产业链上深度衔接：东风日产在新产品开发、燃油排放等方面获得技术支持，并借助中国石化庞大的服务网络，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同时，中国石化借助雷诺-日产全球采购平台，帮助中国石化的产品参与全球竞争。
从中可以看到，那种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铺设全方位支持体系的时代似乎已经终结，利用自己的核心能力整合相关资源和渠道才是跨界的核心要义。跨界营销的核心是双方拥有相同消费能力和特点的消费群体。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产品进行合作，既不构成竞争，又可以借助不同的产品功能和特性满足消费者的多重需求，完全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跨界人生：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源泉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所有的人幸运地受惠于分工与专业，如果我们抱着感恩之心小心地审视这个奇妙的现象的话，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突破了技术上的天堑，把不同的专业整合出1＋1>2的奇效。我们谓之“跨界英雄”！毋庸置疑，正是这些人，使我们免于人类等同工蚁的悲观想象，为我们提供更加多姿的人生范本。
艺术家+商人是一种中国最为常见的人生跨界形式。比如赵本山，比如张艺谋……尤其是后者，他已成为中国跨界最广泛的导演，电影以外，还有歌剧、实景演出、芭蕾舞、广告等，对于投资者来说，他的每一次跨界都意味着吸金之门洞开。当然，跨界对于他们来说，绝不简单只是赚到一些真金白银那么简单。仍以张艺谋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跨界尝试都是对于他自己人生状态的促进跃升。正如《中国企业家》一篇报道里说过的那样——“没有人出钱做《印象》，做《图兰朵》，可能奥运会开幕式也轮不到张艺谋，因为他没有实景演出和舞台演出的经验。”
在设计界，“跨界英雄”们早已突破了只设计一种类型商品的窠臼，做起了“全设计”。比如菲利普·斯塔克，搞设计的没人不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搞怪大叔。他是简约主义的代表，他的设计范围从一只汤匙、一只发卡、一只鼠标到大型工业机械外壳、庞大建筑物……翻开他历年的“作业”，可以看到每隔几年他都要在世人面前展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当然，这些作品总会招致世界设计圈中的学术派的严厉斥责，他们认为菲利普·斯塔克“媚俗、奢侈和作秀”。他的跨界尝试总是这样，好评如潮，批评亦如潮。
于本年7月6日逝世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先生则用自己的一生演绎了最为使人瞠目结舌的跨界故事。这样在政界、军界、商界、金融界各个领域都曾金戈铁马大干一番的人，确实太少。他曾任职前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还曾应约翰·肯尼迪之邀担任美国国防部部长，获得“美越战争设计师”这个名衔。在导演埃罗尔·莫里斯的影片《战争迷雾》里，麦克纳马拉总结了“生命中的11个教训”，将轰炸东京、越南战争、福特公司大繁荣等历史事件浓缩提炼，生动地诠释了一生中的许多至理名言。必须承认，他的跨界人生，的确无法复制。
每个成熟的人都会珍视自己的经历，但可以想象，如果他的人生经历总是一成不变而从未有过跨界的尝试，那么这种财富将会多么的苍白无力。
跨界音乐：愈多元 愈美好
跨界音乐到目前为止，其定义还不甚清晰，就形式而言大多为古典与流行的互相串联：如用流行音乐的表现方法演绎古典音乐，或用古典音乐的表现方法演绎流行音乐，或自创一些融合古典与流行乐调的曲子。但无论怎么说，这都不难看出，跨界音乐融贯古今，比起流行音乐更内敛，较之古典音乐又更为活泼。
跨界音乐大约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实际上它只是唱片工业的一个“门牌”，不同类型的唱片都可以打上这个牌子。正如莎拉·布莱曼在接受采访时所说，“跨界音乐其实是出于商业目的而被制造出来的叫法”。这个叫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义。
跨界音乐中，“Classical Crossover”（古典跨界）近年来大为火热。格兰美也设立了Best Classical Crossover Album的专属奖项，甚至有时候人们说到跨界，就是指古典跨界。
具体来说，有些古典跨界音乐精致讨好，无涉现实生活，让人们在一定距离内欣赏其形式美感。像莎拉·布莱曼，她代表了广为大众接受的一种古典跨界模式：曼妙的美声，加流行的编曲。这个模式几乎成了速成手法，以致很多歌手竞相套用，大大降低了创造性。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类古典跨界并无太多创造诉求，它们看重的是某种手法对人们是否还有吸引力。
而马友友则代表了另一类古典跨界，一种文化旅行式的音乐。正像那张《Appalachian Journey》的名字一样，它用声音描绘阿巴拉契亚山地的美国风情，讲述移民故事，我们听着，正像是做了一次文化根源的寻访。这种音乐不会太让人注意到“模式”，“模式”已经在音乐深度面前隐匿了。马友友显然不是独行者，在音乐中加入浓烈地域文化色彩元素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原始部落的特长乐器、自然中的风声和流水之音，都可以用于编曲。例如，1994年德国“谜”（Enigma）乐团推出了一张专辑，在全球创下千万张的销售量，从而奠定New Age音乐和古典乐、流行乐鼎足而立于当今乐坛的地位。这张专辑即全盘吸收了葛利果宗教音乐的精髓。愈多元、愈美好，实际上，正是各种跨界尝试为我们留下了悠扬、醉人心扉的New Age音乐。
跨界建业：从建筑到生活“全”服务
虽然一贯信奉并体行迈克尔·波特的专业化、差异化企业战略导向，但建业的发展之路从来都是开放而极具发散思维的。教育、足球、红酒会所、休闲农庄，这一长串名字构成了建业的战略合作阵营。令人欣慰的是，这些跨界成果完美统一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愿景之中，某种程度上，它们从主业之外的角度更生动地诠释了企业的理念和行为。比如，教育所蕴含的社会责任感；再比如，坚守了16年的建业足球，它彰显了“建业式”坚忍图成的意蕴和精神力量，成为主业的“播种机、宣传队和鼓动器”（老胡语）。自然，这些心血之作身上肩负的使命绝不限于此——2009年，各种条件趋向成熟，建业为客户搭建一个遍布全省的服务体系并实现无盲点服务的夙愿成为现实，而这些跨界产物已然成为建业网络化社区服务体系中最基础的构成。
所谓的“各种条件趋向成熟”实则指的是，首先，2008年12月，建业完成了河南省18个地级市场的战略布局。建业省域化发展战略的价值得到集中体现，有别于全国发展或者拘泥于一城的企业，建业的各个项目已完整覆盖了河南省的重要城市，它们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为客户提供无盲点服务的网络化空间已然具备。其次，于2001年4月成立的建业会，作为建业面向业主、员工、学生家长、球迷和意向客户的联谊会组织，使建业在省域范围内拥有持续增长的、高品质的客户资源。建业会联盟商家，截至目前已千余户，涉及20余个行业。全省联盟商家及建业自有服务资源一道形成富于建业特色的独有客户服务体系，加上正在全力建设的自有社区商业及酒店，建业已具备了为客户提供生活“全”服务的资源。
8月初，作为连接全省客户资源及建业独有服务体系的桥梁，建业至尊卡应运而生。作为原有建业会会员卡的功能升级版，建业至尊卡一卡在手，即可在建业遍布全省的网络化服务平台上消费，并可享受额外的返点优惠。如果说建业历十七年而精心培育的服务体系是一个暗含惊喜的宝盒的话，那么建业至尊卡无疑正是开启宝盒的钥匙。
“地产业跨界的含义，远远不仅在于突破地产本身的行业边界，而是对于顾客、对于业主原有生活知识和经验边界的拓展。”从单纯的建筑营造而涉足“全”生活服务，对于建业来说，这可以看做是一次华丽的跨界尝试，也更应当被看做是对服务价值的深入挖掘和提升。在保证企业发展壮大之外，建业省域化发展战略的独特价值也经由这一“跨界”之举，同所有建业的客户进行了分享。
（选自2010年12月总第94期《建业》月刊）
为什么中国是“集体主义”（也有人称之“伪集体主义”）文化，美国是个人主义文化？前日席间，我一位好友，耶鲁大学商学院的陈志武教授介绍了他的一个最新研究观点。在他看来，美国金融制度发达，个人从借贷到养老均可以依赖于外部正规金融，因此美国人无须依赖他人，由此促成了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的形成。而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一套正规的可供借贷和养老的外部金融制度，家庭和宗族事实上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非正规金融系统”，所以中国文化更加注重家族和集体。
我将志武的这一观点归结为“金融决定文化论”。志武是当今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与他的老乡杨小凯颇有几分相像：才华横溢、精力充沛、善良正直、关心国事。我跟他很是有点臭味相投。志武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但还不能完全说服我。于是我连发数问：在美国的金融制度未成形之前，美国文化是否与今日有大不同？如果没有不同，如何断定是金融影响了文化，能不能反过来说是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影响了美国金融制度的发展？
上述问题当然都是可以作皇皇论文的题目，而席间的片刻之谈无法一究表里。这里，我想以随笔的方式作些漫谈。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文化乃制度之母。并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完全地外在于人类的文化，同样的外部正规制度，对于具有不同文化内核的人来说，其含义往往大不相同，人的行为选择也会大不相同。因此，不是制度决定文化，而是制度和文化互为决定，而有的时候，文化甚至具有更大的决定性。
近读《胡适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颇有启发。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我想先从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名人胡适先生的婚姻故事谈起。
书中第六篇《爱情的位置》详细地记载了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经历。很显然，胡适的婚姻是旧中国“包办婚姻”的典型。胡适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一位缠了脚的文盲村姑江冬秀订婚，而双方连面都没有见过。在将要结婚的那一年，胡适到了江冬秀的村庄，本想求见未婚妻一面，却被江家婉拒，致使胡适虽然走 了江冬秀的闺房却不见伊人的踪影。所以，胡适是在27岁回故里完婚，于洞房花烛夜时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终身伴侣的真容的。
旧中国包办婚姻似乎注定难有一个好结局。从预期可能实现的幸福程度来看，现代自由婚姻制度显然远胜于旧式的包办婚姻制度。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在婚姻市场上，包办婚姻制度最终会被自由婚姻制度所竞争淘汰的原因所在了。令人生疑的是，在胡适的时代，这两种婚姻制度已经展开激烈竞争，论情形胡适完全可以选择自由婚姻制度。事实上，以胡适美国博士的学历背景、27岁北大教授的社会身价，胡适要求自由婚姻不仅普天下皆可以理解，而且亦是手到擒来的容易事，基本上只要他愿意作出这样的选择，相信没有任何人或者力量能够阻挡（想一想郭沫若的婚史）。
但胡适仍然选择了与江冬秀白头到老。可以说，胡适完全从内心里顺从了旧式中国主流的婚姻制度，不想也不愿作任何抗争，才有完全的旧式婚姻的结果。蒋介石蒋公先生对胡适了解颇深，在胡适死后他送一挽联，对胡适的一生有最好的概括：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为什么胡适会有如此矛盾的一生，尤其是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如此安排？显然，胡适在婚姻行为上的选择与当时的外在制度无直接关系。因为，一则，美国的婚姻制度是完全的自由婚姻制度，胡适曾身居美国，他要在美国自由结婚，没有人阻挡，也没有人能够阻挡。事实上，就算他想留在美国也不是困难的事情，这样，他就可以一举享受包括美国发达的金融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就像现代很多留学生尤其是女生不回来一样），但他却没有作出留在美国的选择。二则，胡适即便回了中国，以当时中国的情况，自由婚姻制度和旧式包办婚姻制度已经并行展开激烈竞争，而胡适身边的新潮派人士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是积极提倡婚姻自由的急先锋，胡适回国时并未完婚，他要悔婚易如反掌，中国的正规婚姻制度不足以构成阻拦的充足条件。
这样来看，胡适与江冬秀最终结成连理并白头到老，表面上看，他的行为选择似乎与一般经济学的理解是相违背的。因为，经济学对于婚姻和家庭的一般理解，是说婚姻和家庭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人们会考虑相关的制度，并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来选择自己的婚姻。其极端的理解，借用志武教授的“金融决定文化论”，甚至可以认为不同的外部制度可以完全决定人们的婚姻选择。
但往深里追究，则胡适的行为不仅可以理解，亦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只不过，理解胡适的行为，不在于是否“理性”，而在于所秉行的理念；不在于外部制度的决定，而在于其内心制度的独特性；不在于正规规则的作用，而在于非正规规则的威力。
让我们揭开胡适婚姻的文化之谜。书中记载，胡适三岁多丧父，为母亲一手养大。胡适年仅三岁四个月，其母便让胡适去上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四书五经的教育，并远比一般人管教严厉。其中，中国文化中对胡适影响至深的，是胡适母亲让胡适自小熟背的胡适父亲亲自撰写的四言韵文《学为人诗》。
书中陈述，胡适的一生，一直便都在念这部“四字经”。其为学做人无不是在实践其父留下的这一将理学精神贯注其中的“新儒学”伦理。即使是胡适倡导的看上去惊世骇俗的“新文化”运动，很大程度上亦不过是胡适对这种伦理文化的重新认识与变更而已——表面上是轰轰烈烈对旧文化的解构，实际上仍带有旧的儒家文化的许多特点。
造就胡适心灵结构的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恰恰是他自小所受到的中国旧伦理教育；影响胡适婚姻行为选择的，也不是外在的显性制度，而是隐没于他心灵中的理念和行为准则；不是正规的婚姻制度（无论中国美国），而是一套沉淀在他心中的由来已久的文化、习俗、理念等非正规制度。
由此演化出胡适毕生的政治、生活二重性准则，这就是他在《“容忍造就”与“各行其是”》一文中所说的“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也是胡适在婚姻上能够始终如一的秘密所在了。
从胡适婚姻的例子，我们可以领悟到的一点就是，制度并不仅仅就是外在的、显性的、正规的制度，也包括内在的、隐性的、非正规的制度。而文化直接决定内在的、隐性的、非正规的制度，也间接决定着外在的、显性的、正规的制度，因此实在可以算得上是制度之母（我的另一种说法是“制度是冰尖，文化是冰山”），人们重视外在制度对于文化的作用时，千万不要忽视了文化对于制度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外在制度，其行为选择往往大相径庭，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我这里再举一个犹太人的例证。众所周知，一个民族要保留其纯洁性是极为困难的。好比说中国人，海外的中国人，大概第一代人可以保留大部分中国人的特色，但第二代人就难免变成了“香蕉人（黄种人之外表，白种人之内心），至于三代、四代之后的华裔，你要从他身上找出中国人的影子来，那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相比之下，犹太民族丧失祖国两千多年，流浪天涯，“在万国中抛来抛去”（《圣经》耶28：25），并不断遭受被迫同化的逼迫。但堪称奇迹的是，这个民族的人民几乎是地球上最难同化的人民。无论经历多少困苦，无论经历多少年的漂泊，犹太人还是犹太人，他是最难被同化的民族。何以如此？合理的解释肯定不是犹太人在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大的制度环境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其文化印记的特殊性。众所周知，犹太人的一神观和摩西十诫构成了犹太人的最大特征。一个犹太人，只要相信独一的上帝耶和华，谨记摩西十诫，就像胡适一直牢记他父亲的《学为人诗》一样，他就只能是犹太人，他的行为必和你不同，而你决不可能将他与其他民族的人相混同。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外在制度和环境是重要的，但内在的文化同样对人们的选择起重要作用。这就是伟大的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和执法者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在一定程度上，文化的不同甚至会决定制度选择的不同，就像我们在欧、美、日等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中看到的那样。
企业的奥秘难道不也是这样？虽然面对几乎完全相同的外部环境，但不同的企业由于个性（企业文化）不同，往往会作出大相径庭的选择。许多的例证向我们表明，是企业文化而不是外在制度，在真正地决定着一个企业的行为选择和发展结果，而所谓的“理性”企业不过是演化的结果而已。在企业通过兼并实现的发展中，最难的并不是账面上某些数据是否合并后更有利，而要看一个企业兼并另外一个企业后文化能否融合。由此可见，企业竞争力和制胜的秘密，往往不在于其外在的环境、器物和技术，而在于其文化的基因和价值观的导向。
席间志武偶然提到，他的一位韩国学生很有天分，他在学生身上花了很多心血，但这位学生还是放弃学业，回国侍奉老父去也！我当场就问，为什么同样是美国的金融制度，但他的韩国学生宁愿放弃学业，回国照顾父亲，却不像美国学生那样对上一辈人不闻不问呢？为什么同样是美国的金融制度，中国人的储蓄仍然大大高于一般的美国白人呢？
这许多的为什么，恐怕我们都不能简单地用制度来解释，而要借助于文化的解释。
胡适在晚年的一次演讲中再次强调“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的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去爱好、去尊敬的”。谨以此言结束这篇在我看来已经太长了的文字。
（赵晓，博士，经济学家。）
（选自2005年6月总第33期《建业》月刊）
它们在黑暗中已经演出了多年。
现在，金融危机下更显强烈的产业转移、拉动内需的呼声，像一束束突然打开的追光，城3号的舞台被照亮。
它们大多是在30年来中国迅猛的造城运动中由县而市、由县级市而地级市的。尽管大部分默默无闻，但在那些创造“腾飞奇迹”的省份里，它们居功至伟。没有鄂尔多斯、通辽、赤峰，内蒙古不可能连续7年GDP增长速度全国第一。同样，没有南阳、平顶山、安阳、新乡、漯河等城市，河南也不可能在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之后，成为中国第五个GDP过万亿的经济大省。
还有更加不为人知的城市甚至乡镇。在珠三角发展模式走向终结的过程中，它们开始了自己的经济脉动，并且渐渐分享到跨国公司、本土大企业、投资机构的热切目光。
即使是当下的经济危机，它们也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截至目前，全国正在建设的铁路重点工程达150条，总投资超过1.2万亿元。以南宁至广州的南广铁路为例，全长577公里，双线，经梧州、肇庆、佛山，沿线共设23座车站，全程运行只需两个半小时，建成后，广西的农产品将实现与华南市场比邻而居。再看西安到郑州的高速铁路，经陕西咸阳、西安、渭南和河南三门峡、洛阳、郑州，今年年底开通后，西安至上海运行的时间将由15小时缩短至5小时，西安至北京的运行时间则将由11小时缩短至4小时。去年10月开始，包括北京到石家庄、石家庄到武汉、天津到秦皇岛等高速客运专线在内开工建设的铁路重点工程达到11条。这些正在铺向中国大地的动脉将极大地缩短三、四级城市与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中国经济的活力因子也将因此向这些城市和它们带动的区域加速下沉、渗透。
它们的时代来临了。
城3号消费真相
几年前，已经有一些公司在那些城3号里发现了让它们惊喜的消费能力。
“我觉得三、四级城市的消费能力或者说可支配收入，可能比一、二级城市更强，比我们想像的要强。”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华地区消费品咨询业务负责人马思默（Max Magni）说。这家公司对中国各个层级的城市中的1.5万人进行了访谈。“城3号很多消费者的大件购买往往是一种初次消费，不是更替式消费，所以对企业来说，在城3号消费者首次消费时抓住他们的心尤为重要。他们对品牌的忠诚度比一、二级城市消费者更高，后者往往对消费场所的忠诚度更高。”
比互联网更直观地体现消费能力的是那些跑在城3号中的名牌汽车和不断上升的房价（这些城市的房价并未受到此次经济危机很大影响）。无论是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还是在山西的河津、临汾，奔驰、宝马的出现频率可能并不比温州等地低太多。在每百户拥有私家汽车近20辆的鄂尔多斯，有“站在街上看车展”的说法。
“三、四级城市比任何人想的都要发展得更快。”马思默说，“现在例如高端汽车品牌已经把目光从东南沿海移开，更关注中部内陆市场。要谈到更长远的战略，比如2015年、2020年的话，很多CEO会觉得应该有更大胆的预测，下更大的赌注，去重新思考三、四级城市市场，把三、四级城市当做未来的公司业绩增长引擎。”
在城3号乃至乡镇中，“山寨”产品的市场依然很大，产品范围从洗发水、手机直到肯德基、麦当劳。马思默在其工作过的俄罗斯和巴西都曾见过类似现象。“我觉得根源是消费者有消费欲望，但支付不起相对昂贵的商品价格，才会有这些廉价的赝品。”马思默观察到，那些遭到模仿的大厂商已经改变了最初激烈反对的态度，它们从山寨产品中看出了自己商品的潜在市场需求，从而把产品功能简化、价格降低。事实上，即使是在北京、上海这样发达的大城市，山寨产品也并未完全绝迹，但秀水街、襄阳路叱咤风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模式
消费能力当然来自经济发展。城3号正在显露出其特点。
农业大省河南，城3号的经济发展则与农业紧密相关。陕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宝通对河南极为赞赏：“全国三分之一的方便面、一半的火腿肠和速冻水饺都出自河南，就像西部的内蒙古依靠乳业超过了陕西，中部的河南依靠农业超过了湖北。”在方便面、火腿肠和速冻水饺的后面，闪现着漯河、焦作等三、四级城市的名字。
在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份，三、四级城市正表现出对产业转移的期待。因为地理位置与东部沿海较为相近，交通便利，这些省份得到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也远较其他地区为大。
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三、四级城市时常会产生成为“特大城市”的冲动。有数字称，全国提出要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城市有183个。许多城市蓝图过于宏伟，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数倍进行城市规划，会展中心、中央商务区、五星级酒店无一不备。相邻城市之间缺乏区域经济的概念，机场、港口重复建设时有耳闻。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都在拼命模仿北京、上海、深圳，千城一面，规模有异而已。中国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远远跟不上其建设速度。“过去我们片面强调土地城市化、人口城镇化，但是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的城镇化还差得很远，基础设施太落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博士说，“如何把当地的历史文化融入到城市建设中，没有引起重视，我们的城市规划都是抄过来的。”
与三、四级城市建设的无序相比，中央政府对地方企业发展的制约却相当严厉。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说，城镇化不能再拆老村建新村，而应该将它们合并到一起建成大社区。“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把土地从农民手里解放出来，这是未来中国城市化实现的真正形式。开发商、地方政府都看到了这个事实，但是地方政府没有土地审批权。”胡认为，政策“一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6年来，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在电厂项目审批上也费尽周折。由于发改委不批准就不能获得贷款，王林祥为已经开建的电厂四处筹款，一再无奈转让新项目的股份。王对项目审批制极为不满，屡次在全国人大会上提议以市场准入制度取代之。
城3号是中国未来增长的新发动机。它们应该对未来有充分的思考，而不再只是以GDP为单一梦想。它们不应该像东莞一样，几十年后再去收拾残局。
（刘建强，《中国企业家》主笔。）
（选自2009年5月总第76期《建业》月刊）
城市大同
人类由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后，美国人托夫勒以他独有的视角，观察了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他宣布，地球是平的。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信息时代，以计算机网络为主的一系列信息技术，使人类的活动消除了壁垒，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新的力量使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不由自主地趋向全球化。
如果地球是平的，城市更是大同。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观点是我们探讨二线城市优势的重要前提。
香港专栏作家欧阳应霁曾说，一个城市里是否有无印良品，可以成为是否愿意生活在这个城市的理由。这句话渐渐在失去它的价值——全球化品牌早已抢滩二线城市，网络世界消灭了信息不对称。这就帮助我们理解了陈志武在谈论“老掉牙的行业里，星巴克为什么赚钱”时，将全球化及人员流动归纳为成就了这个古老行业的根本原因。
尽管每个城市有着自己独特的地理资源和人文积淀，构成现代城市的基本要素在渐渐趋同，人类会因此感到失落，但因此也会更加珍惜差异和区隔。
藏龙卧虎生活家
大城市的包容性毋庸置疑。比如《蒂凡尼的早餐》，赫本饰演的郝利，就是一个从小城市来到纽约的交际花，她在这里如鱼得水。大城市也是文艺青年钟情的地方，那些在小城市不被理解和接受的小众，都在这里找到了志趣相投者。
但是二、三线城市的本质却是生活——“每天平静的柴米油盐生活中，时刻发生的幸福，那些爱情，卑微而又伟大”。
专栏作家连岳就选择在厦门鼓浪屿居住。他的书房四面窗户都朝向大海，院子中木瓜葳蕤生长。还有武汉的池莉、成都的洁尘，她们饮茶品酒、谈经博古，更谙人情世故、格物致知。因为更复杂、更智慧的知识，当然蕴含于生活本身。热爱生活之心就像草籽一样，总会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发芽。
更多平常的人，如果懂得衣食是一种大事，心境是一种修为，知晓是一种最好，那么，居住在哪里，又有多大关系呢？从哪里出发，是否真的重要呢？
CPI有优势
事实就是这样，多数的痛苦来自欲望。如果你见到奢华的东西，你会产生艳羡和欣赏，如果你整日与之为邻，很难说你能逃离痛苦。从这个意义上，北上广深就是“物欲都市”，而物欲似乎永无止境，痛苦亦无边。新发布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发现，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
很多人梦想“在一线城市挣钱，到二线城市消费”，因为二线城市胜在CPI。
二线城市里，也有奢靡的物品与生活，官二代和富二代也不乏其人。但更多，还是寻常人家寻常百姓。他们的生活平常而简单，虽然挣得不多，却存得不少。虽然目前CPI涨势凶猛，但“基数低”成为二线城市的优势。
人们其实活在预期里，所谓的“殷实之家”，就是指收入照应了日常的生活之后，还能有余，而且这“余”，能够在岁月的堆砌中积沙成塔、集腋成裘，财富故而不可小觑。而这些，才会令普通的大众得到基本的满足和喜乐。
拥有未来
从国家战略的层面去看，城市之家的差异是由于资源有限和分配不均造成的，但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均好性。
下一个十年城市的发展热点在哪里呢？一定就是在二线城市，这是由资源的流动性决定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等待更大的舞台出现，并为此精心准备。而一线城市的一些行业的人们，如果说他们享用过时代馈赠的礼物，未来也将接受相应的桎梏，他们也将面临梯次转移的抉择。
生活在自己能掌控的城市里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我们生活的城市或许是城市本真的背面，而真正的那一面我们并不曾涉足和认识；这本书也告诉我们，人们对城市所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但是，作为平凡的人，也许我们往往并不需要对一个城市拥有太多，不确定性越少，我们就能得到越多闲适安稳的生活。比如，我们希望自己经常去的便利店永远不会在某天忽然消失；每次深夜孤独的时候酒友总是有空；当外地的友人来访时，他/她很快就能清楚如何最快到达你家……
小即是美。在一个更小的城市里，你生活得更加从容，在30分钟的交通时间半径内，总可找到你满足一生衣食住行的所有需要。你也更容易发现一个城市的细节之美，亲近、熨帖，而不会在午夜梦回之际，愕然于庞大城市的压迫感和无尽的疏远。
人总在某种时候怀有雄心，想要征服世界，回归生活，也要对居住的地方有掌控感才能安心。想起电影《海上钢琴师》中的台词：“那些城市，你就是无法看见尽头。拜托你给我看它的尽头在哪？阻止我脚步的，并不是我所看见的东西，而是我所无法看见的那些东西。你明白吗？在那个无限蔓延的城市里，什么东西都有，可唯独没有尽头。”对于电影男主角来说，尽头是非常重要的，琴键有尽头，所以才能弹奏，没有人能够弹好一个有百万个琴键的钢琴。
有时候我们爱上一个更小的城市，只是因为在这里你能够看到它的尽头。
尽享区域文化滋养
橘生淮北则为枳，人与区域文化之间也存在类似的道理。现代社会中，行万里路，向着文化中心迁徙成为平常的事，但最终你的观念和价值判断却不会走出区域的影响。
小众者在故乡或是异类，但一到一线城市，总能找到志趣相投者，这固然是一线城市独有的吸引力。但并不是说四海的文艺青年到了北京、上海就一律变成京派、海派，仍是家乡的题材更加熟稔，也容易出彩。拿文学豫军看，近些年来，刘震云等名匠的作品，虽情节多铺陈于城乡之间，但其人物刻画、情节设计的灵动之处仍多逃不开他所熟悉的乡情。所以如二月河、贾平凹这般的作家，就更加珍视区域文化之滋养供给，几乎很少移居外地。
罗素认为，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源泉。在一线城市里，我们看到随多种文化相互冲击和融会贯通而来的创新，但在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里，我们也看到多种区域文化相互消解掣肘而致的浅薄和浮躁。仿造“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只有区域的才是全国的。川菜可以风行全国，闲适文化却不会与之俱来；芒果台你可以天天看，却很难马上领会湖南人的快乐精神……
梯次转移大潮来袭，如果有机会在自己如鱼得水的文化环境中继续探求人生的可能性，我们又何必刻意将此换成一缕悲苦的乡愁。
无可比拟的闲情
继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隐退，富士康、华为传来“N连跳”之后，究竟有多少人开始勇于直面那看似光鲜实则惨淡的都市生活？特别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更是明显恶化，大量外来人口的拥入，造成先是房价如脱缰之马，继而城市的社会保障服务滞后，伴随着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供给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线城市安居乐业变得越来越难。
当怀揣梦想的人们纷纷拥向城市生活的快车道，试图在那片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归属时，却不曾想到，在这个热衷“围观”的城市里，他们注定只能成为彼此“杯具”的旁观者。
当“鸽子笼”、“集装箱”成了城市接纳外来者的居所，多少人志存高远而来，在蜗居中消沉颓废而去。你住着一线城市的房子，拿着三线城市的户口；你支付一线城市的居住成本，领取三线城市的待遇薪资……
当下班路上和居住三线城市的老友电话联络，你先是惊奇二十分钟内对方用电动车悠闲穿越两条街到家，而后感慨要何等敞亮的道路他才敢单手骑行接打电话。当你从拥挤的公交车车厢中艰难地看向窗外，在这座城市的二十分钟里，自己只能经过三个站牌而已。当行程是别人的数倍，耗时却是别人数十倍的时候，你突然抑郁地发觉，在一线城市生活，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无端少了一截。
如果生活的闲适程度可以类比城市的地位规模划分等级，那么一等城市三等心情，三等城市一等闲致。
远离一线城市的江湖是非
大城市里丰富快速的资讯、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还有它推动你不得不前进的气场，这些资源是二、三线城市无法企及的。但它有形或者无形的门槛，也总会适时地提醒着渴望融入其中的年轻人，挤进大城市是需要高成本的。
身在一线城市，像是“一线市民”，他们始终为更“像”而伪装。
白天，他们在现实社会中虚拟自己。他们不得不隐身于各大写字楼，为保住在城市“饭局”入席的“饭票”，安分勤勉谨言慎行；他们不得不把“文艺”当个性，作为高端“非主流”，来摆脱太主流带来的社交障碍；他们不得不克扣自己的生活费去听昂贵的音乐会，粉饰自己的精神世界以此弥补物质生活的匮乏；他们不得不顶着“月光”的压力用进口名牌，大众土产尽管质量稳定，但对于自己的都市身份，外露的优雅品位始终比过硬的生活质量来得重要。
晚上，他们在虚拟社会中现实自己。他们现身大大小小的都市夜场，酒吧和KTV是释放压抑、摆脱孤独的最好场所；匿名混迹于各种网络论坛贴吧，他们挥霍着自己仅存的“揭发”、“人肉”的权利，对象则是城市“饭局”中把持“饭票”的掌权者；他们参加各式文艺聚会，戴遮掉半张脸的黑框眼镜，一边暗自互相揭露“伪文青”姿态，一边搜索谁能自带“饭票”搭伙结束自己的单身生活……
沾染了若干躁动不安的社会情绪，北京、上海这些曾经承载了年轻人梦想的城市，开始变得让人爱恨交加起来。他们总发泄对社会和体制的无能无力，却麻木无视了自己的力所能及；他们挤在桥上怪旁人堵塞了自己的空间，却不见桥下一叶轻舟是如何顺风顺水。城市的生存危机，源于价值观的扭曲；而价值观的扭曲，源于归属感的离散。逃离还是死扛，坚守还是离开，对于那些曾经做过或者正在做着“大都会生活梦”的青年来讲，虚无的未来需检视虚无的人生。
唯有故土才能给予的包容
在一哄而上“向大城市进军”的洪流中，多少人盲目从众，甚至未曾从自身因素对生活有过勾画，只带着对都市光鲜外表的满心向往，为“寻梦”而去。而大城市给予这些年轻人的，往往是拒绝，甚至是不公平的排挤，让他们成为边缘群体。非理性地选择大城市生活，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判断？
想要凭借意志和毅力改变大城市的拒绝，只能是一种虚妄。当多年的积蓄始终不敌城市蹿升的房价，我们奋斗不止换来的收入，如今也在艰难地追赶攀升的物价；当不经意间的那句略带乡音的普通话，遭遇旁人挑剔的眼光；当昔日投身城市洪流的追梦青年，开始被冠以“蚁族”、“月光族”、“穷忙族”的标签，区区一个“族”字，把他们与梦想城市最后的情感关联也割断了。
但凡是中国人，骨子里都总会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恋乡情结；但凡是民间流传的励志故事，最不乏的也都总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桥段。从“走西口”到“下南洋”，国人始终抱定唯有跨越地域方能求图大志的理想，在自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时候，大概未能设想“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哀凉；年少时高唱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人们，可曾在某个当下体会“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寂寞？心中某处，思之如归。
故乡因家人而依恋，城市则因人情而温暖。
随着房价飙升和工作地的频繁变动，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和稳定的工作已然成为拥有归属感与否的两个现实标准。较之归宿和漂泊，明显前者更具安全感；较之他乡与故土，明显后者更具接纳性。
（选自2011年3月总第96期《建业》月刊）
一件特别尴尬的事，让我们几年过去了都不能忘怀。那是一场有关华侨城规划的研讨会，我们准备的讲题是“社区精神营造”。《世界建筑》的吴老正好在我们前面发言，向来直抒胸臆、放胆直言的老先生对“社区精神”不屑一顾，一上来就大批，“别刚开始有了点私人空间和钱，就瞎折腾社区，就我们这个水平，也配”，一番冷嘲热讽的妙语，让我们原先拟定的话题只能作罢。
事后感觉我们的尴尬，其实是被吴老点到了穴位和盲点。社区虽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却也有着它存在的前提，那就是我们不可轻慢的“社区教养”。汪丁丁先生正好有一篇文章叫做《都市是一种教养》，用的是经济学原理来说明都市文明的道德基础。我们以为，这更递进一层的话，不也是说社区也是一种教养，花园也是一种教养？
吴老的讥讽，正好大大地碰撞了我们时下品评社区概念的热潮。在一轮又一轮的广告和软文的攻势下，中国房地产的热点，全然聚焦在了“社区”之上，什么国际社区，豪宅社区，休闲社区，先锋社区，健康社区，白领社区，总部社区，花园社区，等等，都好似赶着浪头般的出来了。把“社区”这个字眼，弄成了一种标准型后缀，就好像上一波房地产刚兴起时我们热衷的这花园、那花园一样；把花园的名称整干了，就开始整社区的名称了——其实社区也好，花园也好，都不是在说房间内的事，“社区”，只不过就是大了一点儿的花园。
记得王小波的杂文中，就有过对北京“三无人员社区”的描写。他说他要去到政府公园时，就得每次经过这个“社区”，每次都得感受一番人生的痛苦。什么脏乱差、垃圾横飞、各味杂陈，实在是叹为观止。王小波同时联想，这些人——不也就是给我们加工这样那样吃的那些人吗？原来那些个拉面、卤菜什么的，就是出自这些人的手啊；原来我们的都市生活，就是建立在这种“循环”的基础上啊！现在我们谈虎色变的非典怎么来的？有这种三无人员的“社区存在”，还怕它不成为一种无所不生的温床？
王小波的感受，从某种极端意义上揭示了“社区”的内在本质。我们以为，所谓社区就一定不是讲的房里的事，而一定是房外、公共区域或一部分人公共区域里的事。经济学在这上面的研究，并没有强调社区营造的精神，而涉及的是在社区形成公共意识之上的精神追求。
经济学研究的，其实是社区里面的人的行为的最基本原则。这个原则的第一种表现，就是“搭便车”现象——自己家关了门后，就是自己家的事；门之外就是公共区域的事。为什么说这第一种行为叫做搭便车呢？这就好像是搭别人车不用给钱一样，也就是王小波说的三无人员社区的现状。大家的垃圾都在使劲往外扔，人人都指望别人来管而自己省事。
而有物管的社区是按面积收费的，这样的话，我家如果是垃圾大户，我就可以大扔特扔而搭上别人便车，反正会有人管而我就更有收获。这种现象，是我们在公共区域常能见到的。第二种行为呢，学名叫做“寻租”。它的表现是尽量占住公共空间为私人所用，比如在商品房以前分配的宿舍楼里最为严重，楼道里堆满了炉子、鸡笼、蜂窝煤、自行车、旧家私等各类物品，大家寸土必争，无一幸免。
现在，我们能期望社区里的物管管住这些吗？物管能管住的是些什么呢？管管形式上占有公共空间的行为，比如说楼道里防火通道上的堆物之类，但除了这些物质形态上的事，物管能管一下以外，其他的事他能管吗、好管吗？就像我们不论在什么名号下的社区内，看到的动不动就喜好大声喧哗的人；打着赤膊就躺在凉椅上睡觉的人；随意让小孩和小狗四处便溺的人；以及在花园的人行通道上喜欢横冲直撞的人，这些，都是物管们难以有效管住的吧？也都是些对公共空间无理占有的行为吧？
我们在国内相互之间看不清楚的品性，一出国到国外，国人的毛病就十分突出了。比如在餐馆里吃饭说话说得旁若无人，随地吐痰，乱扔乱放等完全不记得自律。还有一个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的现象是，深圳的马路一宽再宽过香港，也还是照样常常塞车；我们时常埋怨的停车场不够，人家香港不也一样吗？怎么人家停得好我们老停不好呢？在咱们深圳的这种那种社区里，行人的安全即使在小区内都会碰到问题——小车就是不按规则行驶，物管能有效管住吗？
多少类似的事发生在我们的健康社区、国际社区，都是些缺乏教养的行为，都是些对公共区域行为规范的不尊重。在这方面，我们国人的习惯爱好总是率性而为，究其原因，也就是对公共区域和事务长期没培养出规范。从某种讽刺的意义上说，这就有点像我们社会主义“大家拿”的心态，好像什么公共的东西都是属于大家的，是一种几十年里既成下来的惰性，始终难以学会像现在对私人产权一样去尊重公共空间。
房地产发展了二十年后，我们终于学会了尊重它。而暴增起来的五花八门的社区里，我们就一定要学会尊重公共产权，像对待一切私人的物事那样对待公共的。而这样的教养意识，如果都要用制度规定就会烦不胜烦，也没法真正界定。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社区，并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过上幸福生活，任何房间都不能孤立于社区而存在——你总要推门出去散步和行走吧，这时候，我们就能体会到培养公共区域里的规范教养的重要。否则，我们再怎么给社区美名，都只会是一种虚幻的假象。马路再宽也还是塞车；花园再漂亮你还是照样不舒坦。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一旦期望把什么都交由物管来控制打理时，我们不仅要付出极高极大的成本，我们又能真正轻松起来吗？住在家里像住在监狱里一般，你怎么能自如又开心？
所以，社区绝对是一种教养，花园也是。而这些教养的有机形成，只能是一种大家自为的习惯和通则，并不能随着命名的属性一蹴而就。当然，这样的环境会比较难以为之——但大家还是想要硬装出一种“社区感”时，我们又怎么办呢？
感觉上，以我们今天现实的习惯与基础氛围而言，哪怕就是大家在“社区的场合里”都刻意地伪装一下自己，以形成某种圈子里“人敬我我敬人”的假教养，也都会比那些彻底放纵自己的真习惯顺眼得多。
（陈劲松，世联地产董事长）
（选自2005年4月出版的31期《建业》）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大体上仍然处于“帕累托改善”，即几乎没有人受损，所有的人都是改革的获益者。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新的世纪之后，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经济增长不再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感。正如卡尔·波兰尼在1940年所写的巨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中指出的，那种认为所有的人，包括穷人都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自发地获益的观点是从来都没有得到历史印证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出一种必然的反应，以保护社会免于受到市场的侵害。毕竟，社会是一个共同体，我们需要建立起来一个安全网。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会有凝聚力。社会保障体制、对公共教育和卫生的投资、良好的环境和社会秩序等，都是维护市场经济良性运转、保障社会稳定和进步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理应由公共财政提供，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产品的支出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当公共产品不足之后，居民只得被迫地提高储蓄，以应对未来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甩出了大量的失业工人，农村的年轻人到了城市之后得不到失业和健康保险，老龄化社会如同黑云已经出现在天际，不断提高的健康和教育支出增加了家庭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变化都给人们带来了不安全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可以降低风险、给人们带来稳定和信心。但是，在这样的体制仍然付诸阙如的情况下，为了应对未来的风险，人们只能被迫储蓄。这导致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宏观失衡：储蓄过高而消费不足、投资居高不下且浪费严重、由于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导致中国的贸易顺差日益臃肿。
从长远来看，忽视对公共产品投资还会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从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前景来看，中国是实现经济腾飞还是退化为廉价的世界加工基地，取决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能否不断升级。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在教育方面增加投入，这样才能将现在那些在出口企业、建筑工地、餐馆和洗脚店工作的年轻人从非熟练劳动力转化为熟练劳动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很快就将失去，如果不能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可能将永远失去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中国目前所走的重化工业的发展道路带来了严重的污染，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为了调整发展战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是极为迫切的。过去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需要“赔偿”。如果教育的价格仍然是高昂的，如果教育的内容仍然是陈旧的，如果教育的机会对公民仍然是不平等的，如果健康仍然是一种奢侈品，如果城里和乡村的穷人仍然不敢到医院看病，如果公共卫生体系仍然千疮百孔，如果公民在自己的国度里面仍然不能自由地迁移，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即年富力强和不惮辛苦的劳动力将会逐渐萎缩，产业结构升级将无从谈起。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一个没有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国家将会发现自己的人民劳碌一生，仍然是在艰辛和劳累中讨生活的命运。
经济增长对公民福利的提高其实是间接的，因为增长率的提高未必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加，也不一定会带来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将切实而有效地提升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和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实行的改革相比，为了提供公共产品需要的改革反而可能更加困难。
有的改革，成本近在眼前，但收益却在遥远的未来。比如，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马上会影响到当地的GDP和就业，地方政府首先就不愿意，当地的居民可能也会有意见。可是，环境保护是惠及子孙的政策，而对环境的破坏有时候是不可恢复的。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资也有同样的问题。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培训，怎么看都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但是其影响是深远的。除了在经济上会制约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演变也有影响：对非熟练劳动力是否和如何培训，会影响到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影响到这两个社会集团的政治动员形式，如果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远远落在熟练劳动力的后面，如果非熟练劳动力缺乏工会将其组织起来并提供一个表达其利益的渠道，他们就会变得绝望而动荡，到那时，一根小小的火柴都可能点燃社会不满的烈焰。
有的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难就难在政府自己。有的政府部门已经和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主管部门和所管理的行业之间容易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于是，政府就会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虏”。建设部可能会更同情房地产商，卫生部可能会更反对医药改革。有时候，政府部门会更倾向于利益集团中的利益集团。证监会的管辖范围涵盖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但是，它可能会更偏向于股票市场；体育总局可能会更偏向于竞技体育，甚至是竞技体育中的特定项目。有时候，政府部门自己就是特殊利益集团。过多的管制带来了寻租的机会。寻租就是有意地制造稀缺。山西公路上繁忙而“超载”的货车是一个壮观的现象，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货车呢？因为铁路的投资不足。为什么铁路的投资不足呢？因为铁道部不仅负责对铁路的监管，而且它直接决定对铁路的投资和运营。铁路投资不足使得货运紧张，但是铁路工作人员却从中获得了寻租的机会。
即使困难重重，新的改革也必须加速推进。因为，为公共产品投资，说到底是为自己的人民投资，是为和谐社会投资，是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投资。
（何帆，著名经济学家）
（选自2007年9月出版的58期《建业》）
住在街上
“住在街上”是尚美佳机构王德源先生提出的。过去的小城市中人们住在街上并且享受着街坊、街道和街市，而现在有了小区之后，缺乏真正的繁华和交流，并由围墙和组团围合重重隔开人们之间的距离。
住在街上的妙趣是什么呢，“街转角的小店是熟悉的档主，见面打个招呼，走去街对面的面包房卖几个新出炉的包起来带回家……一切都在步行几分钟里发生，简单却富有自由感”。
王德源先生预言，高尚物业的规划取向已经开始了OPEN化街区建设的全面探索，住在街上将会是未来最为重要的居住形式。
建业森林半岛的老房子、联盟新城已开始了这个方向的实践，住在这里的人们可以自由地走在街道上，体会和自然、城市、身边熟识的人的交流感。
街道眼
过去的居住方式如家属院或大杂院，每家的大事小事都处在整个片区的注视中，我们称之为街道眼。这当中自然免不了东家长西家短，可大伙也常常因之能够相互照顾。李家的叔叔会掏着钱对王家的孩子说：去，给叔叔买包烟！因此，王家也会常将孩子托付给李家。大人们可以放心地放孩子们在街上玩，家庭的和谐与否、每个人的行为都置于街道眼之下。虽然也会有烦恼，但其中的故事、乐趣、温情也令人惦念。
房地产开发带来了一个从人居角度最大的变化，那就是人们纷纷告别昔日的左邻右舍，开始了陌生的新生活，但从此，新邻居之间开始了一种生人群居。生活私密固然好，但因为时代的变迁过快，很多旧有的关系被打破之后，新的关系或情感群体却尚未形成，因而过于个体化找不到情感归属。缺少了社会属性的生活难免又带来种种问题。
无形的社会网络也开始有形成的端倪。就像“建业会”会员组织，希望能形成一个圈子，这个圈子中的人因为基于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向往走到一起，在一个方向上互长也相互约束。“街道眼”的寓意在于，城市化浪潮中的每一个人还是希望像过去一样有一个可归属的群体，共同照亮人类孤独前行的路。
无电视岁月
因为电视的存在，尤其当发达国家的电视频道多如牛毛时，我记得大学的英文教科书中历数了它的种种不是，比如它妨碍了家庭成员间的交流，并将高离婚率归罪于此。小时候电视还不是太普及，人们的空闲时间很多，几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消磨。夏天的夜晚就是乘凉的时间，乘凉的同时大人们开始海阔天空地攀谈，或者大人会倾注更多时间给孩子讲故事。因为有时间，还可以在家里摆弄，生活的气息非常浓厚。
李敖也公开说：我不看电视。为什么我不看电视呢？因为不愿它破坏我奋发有为的生活，一看它，情绪上我就沦为被动的、懒惰、低谷、不清醒和有求于外。李敖说得很对，很多中国人原本对诗歌辞赋有着本能的喜好，80年代一度出现无数的文学青年。但是电视瓦解了面壁挑灯的斗志，也以形象的画面展示割断了人们想像的翅膀。
现在的住宅设计中，所谓的客厅更多地被人们用来为电视安一个家，沙发的高度用来看电视是比较舒适的，电视柜似乎也是必备的家具。客厅用作家庭成员间交流、动手做一件事的功用越来越少了。
“我家没有电视。”一位朋友说，我对她表示了足够的敬仰与尊重。
钢笔·茧子·墨水印
每个人年少时，或许都有被老师或父母逼着练字的情形。圆珠笔是不允许用的，水笔在当时还没有出现，能用的只有钢笔了。于是，钢笔就成了每个孩子书包里必备的文具，外加一本风靡一时的《庞中华钢笔字帖》。稍有些严厉的父母都会常常督促孩子有没有认真练字，时间久了，很多孩子右手中指上，指甲下方都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凸起，就是人们常说的茧子。
当时的孩子在家中都不会有过多的劳动，能长出茧子的地方也只有长时间用力握笔的中指了。如今，用长着小茧子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来敲去地写稿子，突然很怀念年少时曾经用过的钢笔，写字时，它可以挡住中指上难看的茧子，只留下细长的手指。
公司里每个同事都有电脑，公文的批阅、稿件的收发全通过那无形的光纤解决了，无纸化办公基本已经形成。即使在便笺上写字，也很少再去用钢笔，一来是重，二来是需要吸墨水，不如水笔换根笔芯来得方便。
在办公便利的同时，我们也很少再能感受到写字时，墨水印在纸上，遒劲有力的快感了。
被道路吞噬掉
从村子的东头走到西头，就算是小脚的老太太也差不多是十分钟的时间，这被我们认为是理想的生活半径。小县城，从城南到城北的时间，如果慢慢骑自行车的话也不过一刻钟。但如果是省会级别的城市，更不消说一线城市了，生活的半径就变得无限漫长，上下班路上的时间绝对不会亚于半个小时，当然要排除居家办公一体的个例。生活的半径被拉得很长，不一定是因为路程远，而很可能因为现代交通带来的各种畸形状态。
一位朋友从郑州市区到机场，坚持提前三个小时出发，开始时不理解他对交通的紧张和焦虑，后来得知在北京就算是提前三个小时也还是有可能耽误乘飞机，因为实在不敢预测路上会出现什么状况。所以这位朋友的焦虑症状就算是到了郑州这个交通相对不甚繁忙的城市也难以更改。
于是我们的时间就这样被道路吞噬掉。
中国这样一个自行车王国很快会变成一个汽车王国，但是我们哪里有那么多的土地变成宽阔的车行道路，什么时候才会有足够好的交通系统来为我们节约时间呢？
城市就像是吃了激素，不断地发胖、扩张，吃掉了周围的村庄、周围的郊县仍然不能满足它的胃口。
步行十分钟的生存状态是不是再难回去了？
从集体到圈子
一位搞摄影的朋友很遗憾地告诉我，看过一些老照片，特别是50年代人的精神状态后，感觉现在的人简直复杂得很夸张，50年代人眼睛里鼓荡的纯粹和激情，现在已经难寻踪迹。后来不断留意，发现确是如此。
感慨朋友职业敏感的同时也有些凄凉。比如第X（1、2、3）套广播体操，比如工厂的集体澡堂，等等，集体的概念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已经被人渐渐遗忘，我们实在难觅集体的痕迹。
从工作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集体都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像个保姆，也像个锁链，完全的一个熟人社区，李家张家某某家的长长短短都很熟悉，于是生活得很集体，也很不寂寞，孩子和老人的状态最好了，因为他们不用遇到孤单寂寞的侵袭。
但是现在的人没有了集体，也没有了集体活动，就算是工作环境里也多了亲疏远近，多了利益分区多了个性差异，于是更小的圈子开始形成，成为集体的简装版。
从协会组织到爱好者联盟再到发烧友阵线，总之，大集体的生活场景不再，而小圈子的生活交际即将开始。
纯手工岁月
儿时，总是喜欢看着母亲在缝纫机前飞快蹬着踏板，右手不断拉着缝出细密针脚的花布，在一个下午的漫长等待后，母亲变戏法儿似的把那块布组合成新衣服。然后，无比兴奋地穿上去和小朋友炫耀。
如今，很少听到谁再亲手给家人缝制衣物了。在物质并不那么丰沛的年代，慢节奏的生活让人有着充裕的时间来料理家务，与家人沟通情感。当然，我并不是宣扬经济的后退，以此来纪念那个纯手工的岁月。
常常听到身边的抱怨，工作忙，一个月都没有休息过；应酬多，家务只好交给钟点工了；没时间，干脆叫外卖吧；甚至连内衣的洗涤也有了专业的洗衣机。那么多的事情，好像一下子都不需要自己动手了。于是，对于家的情感，也就失去了一个可以承载的依托，比如熨烫好的衬衫，比如冒着热气的饭菜。
于不停歇的忙碌中，抽一点儿时间，亲手烧顿饭和家人在餐桌旁聊聊天；或是为丈夫手洗一件衬衫，帮他固定好外套上的纽扣。或许你的手艺不如专门的小店，但相信家人也必定能从这点滴细微的小事中感知你的关心，家庭成员间的交流也就多了一个温馨的渠道。
谁动了我的马扎
基本上，1995年后的所有流行大片我都看过，或者在豪华的电影院，或者在某个家里音响效果好的朋友那儿。
一堆啤酒或者一堆小吃，几个人边喝边看，感觉很好。但是，缺少了些许温馨。
小时住在乡下，谁家里赶上红白喜事都会圈个地，放上露天电影。一旦听说有人家包场放电影，即便十里八里的，也会聚上全镇的小伙伴“放马过去”。家人心细，特意给我做了个小马扎，携带非常方便。
如果在自己家的麦场公映，基本不会受到干扰；但那时为了显阔，或是为了人气更旺，大多在马路上放片。最常出现的一幕就是，机动的交通工具一过，就得解开拴在树上或者竹竿上的绳子（一片白幕，四个角各自固定在一个地方），集体让座，车过去后，再重新拴上，大家回到原来的位置。
如果赶上情节到达高潮的时候，观众绝对不会理睬司机的鸣笛；而开车的师傅大都会被吸引过来。
十三岁后，开始在外求学，之后工作、流浪，流浪、工作。
在不同的场景下看电影，舒适的座椅、豪华的沙发或是柔软的席梦思，只是，有些怀念我的马扎。
（选自2006年4月总第42期《建业》月刊）
城市生活的欢乐要素
理想城市的八种想象
关于“理想城市”的想象是件仁者见仁的事情。比如柯布西耶，他的“理想城市”太牛了，他要消灭人行街道、临街商业，他要让整个城市漂浮起来，上面竖着摩天大楼。在此，遵循简·雅各布斯在《美国伟大城市的生与死》中的重要观点，我们只是提供一种城市模式，并自信符合多数人的想象。
第一种想象：鲜明地存在，并独一无二
任何模式都是某种“谋杀”，谋杀单座城市的生命力。一座城市为什么要跟另一座城市一样？这关乎城市市民的尊严问题、个性的尊严问题。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上，《新周刊》为中国的城市做出了贡献。
第二种想象：它是“杂种”城市
城市生活有很多需求，交叉混杂在一个地区才能有优化效应。功能分区将会扼杀城市活力、制造生活不便、交通拥堵致命性地无法解决。除了功能交叉，文化要多元。宽容的城市，才可能是杂种城市。宽容、自由的城市，才可能吸引创意阶层，而文化的多元，才能更进一步刺激创意，最终推动经济。
第三种想象：拥有优良的下水道
评价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龙应台女士认为下水道是一个指标。“下水道”代指城市的地下空间，地下空间的构思与规划是城市面向未来的重要表现，而下水道最具有代表性。比如巴黎的下水道，于百余年前规划建造，其工程之宏伟、设计之精巧，堪称奇迹，至今仍然在繁华的巴黎城下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巴黎，海明威称“在巴黎待过的人足够幸运”。
第四种想象：行走在街上
让人行走的前提是，城市的街区要小。街区小，道路自然就比较密集，鼓励了步行，商店可以存活下去，就会成就街头的丰富感。有了生机勃勃的紧凑街头和公共空间，才有可能出现波特莱尔、本雅明式的城市步行漫游者。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城市工作和居住的人，他们的良好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城市是他们的。
第五种想象：不同年龄的建筑并存
这些建筑涵盖：标志性建筑、有历史或美学价值的建筑以及普通建筑。前两者承载历史和文化，后者沉淀情感归属。普通建筑的保护亦非常重要，因为陈冠中说：“普通建筑才是一个城市的主菜、城市的母体。”可惜，一个大大的“拆”，在王军的《城记》中让人痛惜至扼腕。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照顾眼前。
第六种想象：不过分拥挤的高密度
高密度不意味着过分拥挤。另外，城市密度一低，行人稀落，街边商业无法生存，就会出现市区内的亚市区现象——功能分区明显、汽车横行、商店归总在大型商场、居住只是为了睡眠，本来丰富、复杂的城市生活就沦为单调的亚市区生活。
第七种想象：它关照了人们的内心
一个理想的城市，由于良好的规则，穷人和富人和谐相处，相安无事；制度严惩违法的人，带来多数人的安全感；服务机构工作高效，比如打了110，十分钟内即可赶到现场；政府廉洁，没有公车霸道，等等。
第八种想象：公共空间中人们有着良好的状态
街道上绿树成荫，夏天走在街上可以悠然；政府牺牲掉一些卖地的利润，根据街区规模兴建街心公园，孩子们可以玩耍踢球，人们慢慢在这里熟识、交流；城市艺术家介入了公共空间的雕塑，带给人们美好的享受和熏陶；上街不用担心没有干净的厕所可去……人们的从容的状态显示着一个城市带给人们的幸福指数。
城市生活忧患记
中国城市的八种悲情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的城市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可看成是一场革命。说到革命，则不免想到电影《十月围城》中的经典台词：“欲求文明之幸福，则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没有人会否认，中国的城市化正在经历痛苦的行军，痛苦的具象则是我们在城市中经常面临的悲情时刻：地沟油、N连跳、大堵车、污秽的街道……当然，这里难以尽数那些细微的悲情片段，只是浮光掠影于最突出的城市困扰。
悲情一：飘忽不定的城市规划战略
——1887年，火灾焚毁了当时还是小镇的芝加哥城，重建之时，当局做了一个城市发展规划，直到现在该城的建设还是依照这个规划，没有大的变化，那张规划大图至今还挂在市规划局里。反观中国，许多城市的规划会随主政者的更替而在数年内变幻不定。城市规划的任意、多变、粗糙、落后，导致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也给许多人带来了生活不便甚至投资损失。必须指出，城市规划的多变与政府和官员自身利益的过于张扬，造成的城市普通公众发言权空间狭小乃至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有着密切的关联。
悲情二：上行板结
——曾经大热一时的电影《海角七号》的开头，范逸臣摔碎吉他，说出电影的第一句台词：“×你妈的台北！”如果镜头可以扫描神州大地，不知道多少青年正在说出这句台词，只需要把地名换一换。城市本来是许多人梦想的开始，而它如今容纳的则更多是梦想的碎片。有人调侃：“中国梦就是你做梦。”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富二代、官二代……它们在有效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在使社会底层进阶之路日渐狭窄。城市正在变得危险，只因为在这里生存着太多心理失衡的人。
悲情三：汽车杀手
——水泥车、垃圾车、醉驾、“七十码”……夜色渐浓的时刻，也是中国汽车杀手们肆无忌惮残酷表演的开始。无怪乎韩寒感叹“城市，让人民死得早”。中国人的生命价值本已在系列灾变、矿难中贬值，如今又与金钱挂钩变得更加廉价，对于某些人来说，用汽车杀死一个人的代价似乎是可以轻易承受的。这也是群众对奢侈品牌汽车肇事者更加关注和痛恨的根源。
悲情四：乡土情深
——迅猛城市化只为中国带来海量庞大建筑，而居住其间的人们，却未充分拥有与之匹配的居住文明和生活价值观。农耕文明下的“休管他人瓦上霜”心态阻碍了居民公共意识的成长。私拉乱建、随意圈占公共绿地的行为四处可见，为社区做奉献、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意识却从未蔚然成风。他们有一栋别墅，面对大海，春暖花开，却在院子中种满了菠菜。
悲情五：重地上轻地下
——夏初，迅猛的城市洪涝灾害即已凸显了中国城市建设过度追求“水泥硬化”，“重地上轻地下、重建设轻规划”的问题。在城市排涝系统的建设规划上，我们总是对极端降水情况估计不足。此外，“水泥化”、“硬质化”又给排涝添堵，使城市排涝系统不堪重负，雪上加霜。绿地日益减少，水渗透不到地下，而只能汇集到相对低洼的市区，最终导致城区出现积涝。
悲情六：永远搞不定的基本生存
——虽则官方媒体早已在宣扬中国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的利好，但相信对于许多普通市民来说，这不过是徒增调侃的素材和一丝苦涩。如果说农民还可以依靠土地的收获以及节俭的生活习惯部分免疫于高涨的CPI的话，工薪阶层则是通胀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是固定收入群，物价微微上升，生活质量陡然下降。生老病死，每一阶段都是负担；吃穿住用，无一不耗资甚巨。每日奔波只为基本生存，又有谁会顾及城市的美好或肮脏？
悲情七：毒源环伺
——在粗放工业化和扭曲商业价值观共同的粗暴教育下，中国人逐渐学会了许许多多冷僻的化学名词。比如苏丹红、PX、三聚氰胺……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居民区附近的化工厂、建筑材料、食品，毒素悄无声息渗透入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侵蚀着本就逼仄的生存空间。
悲情八：不可逆转的异化
——城市越来越大，人却越来越孤独。人性屈从于物欲，这种异化现象在中国城市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而它的后果也在骇人的社会新闻中渐露端倪。经济学家陈志武在微博中谈到，富士康连跳事件、多起屠童事件等，显示以政府为主导、单纯追求GDP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冷酷面。这种模式下，个人在GDP机器中只是一颗颗螺丝钉，是工具，而不是具有天赋人权、有血有肉、有心灵感受的人。陈教授认为中国需要从教科书开始，全面强化人文价值；需要类似五四时期的思想升华，以人的价值为核心的文化复兴。
（选自2010年6月总第88期《建业》月刊）
救市不能承受之重——A股市场的泡沫阴影
8月份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政府不会让股市大跌，由此出发，股市在某种程度上被臆猜为一个绝无风险的聚宝盆。2007年，全民炒股热潮再起，中国股票的开户人口达到1.2亿。不根据股票潜在价值、而根据对政府意图的猜测做出投资决策。中国投资者几经艰辛才发现，股票投资的价值既可能增长，也可能下降。今年4月份，上证指数较去年10月份6124点的创纪录高位跌幅过半。最近一份针对中国内地A股投资者的调查发现，7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正投资一个泡沫，这与多数外国观察人士的看法相符。
按照一种标准计算，中国内地A股市场的市盈率高达70倍。更糟糕的是，据说30%的收益来自投资收益（即股票交易），实际上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庞氏（金字塔）骗局”。
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解决股市泡沫的两条重要途径就是减少总体的流动性以及降低风险偏好。中国股市暴跌，并不像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中类似下跌那样影响重大。就中国国内而言，主要受害者是将股市视为赌场的小投资者。当股市开始肩负维系社会稳定和谐任务的时候，我们发现资本市场很难有机会寻找自身价位。
国家、股市、奥运和救市，A股市场的投资者们对此四者有着违背市场规律的复合想象，这种想象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泡沫的产生，最为不幸的是，政府总在给不断下跌的股市提供支撑，落实这种想象。
“虚拟资金”刺激下的房企过热
“谁都可以进入，房地产正在变成一个简单的行业，这是不正常的。”2007年，在一个由老胡主持的高端论坛上，鼎晖创业投资执行总裁焦震如是说。在过去的几年，尽管有无数的房企在无声中泯灭消遁，但我们也看到了许多背景各异的企业、资本跨界试水房产行业。
观察这种行业过热的现象，郎咸平提供了一个有些灰暗但又极具洞见的视角，他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已产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二元经济体系，在任何时候，中国的经济都是过热和过冷同时存在的。地方政府推动公共建设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而民营企业大部分是过冷的。在此情况下，由于宏观调控力度极大，逼迫银行从过冷的部门抽出资金，打入过热的部门。因此越调控过冷部门越冷，而过热部门越热。实际上，随着投资机会的减少以及投资环境的恶化，更多的资本将转而进入已经过热的楼市，从而推动楼市继续向上走动。
而从地产需求面来看，中国地产的需求面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由于经商环境等问题，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资金大量闲置。这些资金与各种灰色收入、储蓄款等汇集在一起，形成从未有过的“虚拟资金”。这股“虚拟资金”的出现造成了地产需求面市场化过度。而供给和需求这两股扭曲的市场化现象纠结在一起，也成为房价持续高涨的动力。
经济学常识表明：投资会朝向利润率较高的行业移动，从而推动合理化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在此过程中，行业收获成熟，而行业的产品和服务也获得了一个进化的契机。新手和多元化战略型企业在房地产行业浮现的身影昭示了这个行业的些许浮躁，而那些战略清晰、自觉探索并践行行业规律的企业无疑会是尘埃落定后最终的真心英雄。
假嗨，套牢眼球的泡沫议程
任何时候媒体皆不会自外于社会之外，社会的变化会通过媒体折射出来，而媒体对热点问题的报道，又无形中为公众设置了关注热点，传播学把这个过程叫做议程设置。我们发现，如果一个媒体缺乏自己的人文关怀和立场，就很容易忽略掉自身作为瞭望者的职责，把公众的议程引向狂热和无聊。2007年的中国传媒业尤其能够体现这一点，与中国社会一样，这一年的中国媒体，天上地下，东西南北中，热点纷呈，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引起了社会性的整体狂欢，当然，于现实社会的经济、民生而言，这种狂欢就像一个看不见的骑士，外表光鲜夺目，内里空空如也，《新周刊》把这种现象定义为“假嗨”。
作为“假嗨”的代表作，“中国经济排名将超德国”、“国学班热”等一些议题曾甚嚣尘上，这些议题使每个人都有话可说，但烟消云散，此处什么都不会留下。况且，相对于黑煤窑里的奴隶孩子，日益分裂的社会，我们都知道这些问题是多么肤浅空洞。
丧失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关注和介入，也就意味着媒介影响力的流失。“假嗨”的最直接效果就是使传媒人和社会大众一样的神经麻木，而且，这麻木还更多是媒体的杰作。纷呈的社会热点并没有使媒体整体报道质量和媒体整体经营得到明显提升，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媒体的失败，媒体人的失败，更是一个社会和其国民的整体性失败。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本该抓住难得机遇的媒体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被迫放慢了调整向上的步伐，传统媒体尤其如此。
超出公司操控能力的土地储备
市场观察人员发现，寻求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司大量圈地，背负高额负债率，依靠上市来融资还债；另一类是借上市获得融资平台，寻求长远发展的公司。
第一类公司的行为事实上是一场赌博，其假设的前提是市场形势一片大好，投资人对市场充满信心。从年度销售额50亿到次年度预计销售500亿的跨越，这其中缺失得实在太多了。
建业在总结开发商的融资链时强调，除了有连续的土地储备外，还要有相应的项目准备，如，多项目管理能力、成熟的团队、开发模式，还要把项目的开发节奏控制好。
这番论断，是建立在对行业内在的发展规律的认识之上的。无论市场繁荣如2007年10月之前，还是如2007年底之后弥漫的观望氛围，这些都只是表面的现象。十六年市场风云变幻，建业努力坚持着对最初市场规律的领悟，那就是遵循规律，不断提高企业自身的能力，这也是应对市场变动最为简单、有效的办法。
当然，第一类公司的行为冲动也来自资本市场对土地储备量这一要素相对单一的价值判断，随着政府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的深入，土地储备的含金量和公司自身的实力将受到投资人的重点关注。
冠以世界500强光环的中国“强企”
一个强大并能赢得尊重的企业是怎样的？持续且上乘的盈利能力、通过竞争取得行业领先地位、核心竞争优势、精简而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强大的创新能力、健全的规章制度、抗风险能力、国际化水平、品牌知名度高。这个答案多数人不会有异议。
2007年世界500强中国内地企业共有22家入选，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天然气、国家电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通讯等垄断企业赫然前列。中石油被认为是亚洲最盈利的公司、中国移动是全球最大的电信企业、中国工商银行是全球第一大银行。“当这些桂冠一一落到中国企业头上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敢于质疑中国经济的强势以及垄断的力量”，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这样评论。而事实上，中石油赚的是石油资源的钱。而理论上，石油资源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所有的。即便在国际油价不断走高之际，财政部仍然拿出巨额补贴中石油。而处于垄断地位的电信企业在暴利的情势下会本能地拒绝新技术。
令人欣慰的是，2007年上榜的中国企业中有来自港台的鸿海精密、和记黄埔等几家民营企业。“或许，这些依靠过硬实力、经过市场搏杀脱颖而出的民营企业，才是中国企业界未来的希望所在。”众多人对此寄予希望。
空洞商业伦理之上的物质财富积累
一些企业有着敏锐的市场直觉，并能迅速找到行业爆发的时间点，并以最为快捷和高效的方式获得成功，从社会上索取资源、汲取营养，却没有道义、没有担当、没有回报。营销手段的恶俗、诱惑人类的贪婪面、充满冷酷、道德麻木。如此负面的商业伦理之上的物质财富同样是一种泡沫，成为商业文明进程中的负推动力。
商业社会的个人价值评判导向
过去，人们常说：人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得到幸福。当积累财富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获得财富成为个人价值评判标准的唯一表达时，没有足够的物质财富，幸福感容易被打折。因此，斯蒂文·伯格拉斯博士也不得不说：“在现代的社会观念中，成功的定义往往只限于地位和财富的满足，而缺乏对个人成就感的认同。”在此指引下，人们不愿从事利润率偏低的行业，比如农业。这种价值评判导向同样使得人文艺术医疗等领域趋向商业化。
而在利润高的领域，人们的价值可能会被过高评估，进而产生人才价值泡沫。这种泡沫带来的危害影响极其深远，使得社会不同职业领域的生态圈难以平衡。
（选自2008年5月总第65期《建业》月刊）
中国工商业正迅速发展，中华民族正从农耕民族向工商业民族转变，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工商文明的发展，就是要建立起促进工商文明发展的文化和制度，即以科技、人文、法治和民主为核心的文化和制度，使工商业在自由开放、公平竞争、契约法治、民主参与的良好环境中迅速成长起来。
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在这一刻究竟置身何处？现实和未来是怎样的？在传统力量仍然存在、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已然开始起作用之时，未来的路在哪里？什么在破、什么在立？什么需要继续坚守、什么需要扬弃？如何认识现实并把握趋势才能赢得未来，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显然具有意义。
武克钢先生的这些文字是杨鹏先生根据他的演讲整理而成，他的语言带着稍显粗糙的锐利，关于工商文明的理论体系严密而有趣，且很有新意，他的视角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我们以往在中学课本里所学到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希望能与读者分享。
中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必然使得中华民族从农耕民族向工商业民族转变，中华文明从农耕文明转向工商文明，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时代的任务是清除不利于工商文明发展的文化和制度因素，建立起促进工商文明发展的文化和制度，为工商文明持续发展奠定文化与制度的保障。工商文明的发展，必须建立起以科技、人文、法治和民主为核心的文化和制度，结束封建特权、严防暴民乱政，使工商业在自由开放、公平竞争、契约法治、民主参与的良好环境中迅速成长起来。
鲜血与烈火的洗礼，革命席卷法兰西
欧洲完成现代历史的过程大概有两个模式。一种模式是激进革命的模式，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是新生工商资产阶级和传统的君主贵族之间的一次不可调和的冲撞。从一些催人泪下的小说中（如《双城记》），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贵族对新生资产阶级的残酷压制，新生资产阶级为了反抗这种压制做出的努力和革命，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革命暴力，把贵族统统推上了历史的断头台。
通过流血，通过和封建贵族就像雨果《九三年》中所写的反复较量，最后终于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为号召，推翻了君主制度，打碎了欧洲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工商文明比传统农耕文明更有效率，因此工商文明取代农耕文明是必然的，如果工商文明在这个上升过程中遭到严重阻碍，到一定临界点上，有时会变得很残酷很暴力的。
那个年代，法国血流成河，杀败了朝廷和教会后，工商业中下层杀中上层，中上层又杀中下层，杀得天昏地暗，一直到拿破仑的出现，他架起大炮，管你是保皇派还是贫民派，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破坏工商秩序，就炮轰，他要建立保障工商文明的新秩序，这就是后来的《拿破仑法典》。他认为，传统的封建皇权已被打倒，革命已结束，革命的目的，其实就是建立以工商文明为主导的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暴乱，就有害于工商文明秩序的建立，就要镇压，这是为了法国工商文明的发展，这是根本的国家利益。国内革命一旦结束，就要建立工商文明秩序，不能允许任何人破坏工商秩序。
革命结束后，保护一切正常的工商活动，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贸易自由。就这样，法国的农民和工商业者，站到拿破仑后面支持他了。法国的历史说明，工商文明不要皇权专制，也不要暴民乱政。有了这样的取向，到今天，法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降到了2%，法兰西民族已成为工商民族了。
现在到法国看看，路旁梧桐树下，一对对情侣恩恩爱爱，喝着红酒，听着吉他，一派温柔浪漫的景象。战火与血腥已离他们远去，他们的祖先把最艰难的任务都完成了。
妥协与改良：英国人的理性与耐心
另外一个模式，就是英国的光荣革命。
工商文明在英国兴起的时候，英国也打起来了。谁打谁呢？靠工商业谋生的人在打那些靠占有土地和收取地租谋生的人。国王是大地主而不是大商人，他站到了土地贵族一边，站错队了，一搞错就掉了脑袋。但是，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中有许多人就是贵族出身，王权和贵族对英国工商业的发展有很大历史贡献，王室组织军队为工商业者打天下，真的是打天下，打出一个日不落帝国，占了多少殖民地、原料和市场，所以英国的工商业集团与贵族集团的矛盾没有法国这么你死我活。英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像法国那样激烈地走向了用多数贵族的脑袋来换取新生资产阶级胜利的办法，他们走向了另外一条路——光荣革命。
所谓光荣革命，就是大家妥协，贵族们不反对工商业，不反对工商业者的社会政治原则，工商业者也不要绝大多数贵族的脑袋。在发展工商业和承认工商业权利的基础上，大家都退一步让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
英国首都有大伦敦和小伦敦之称。大伦敦之内，有一个小伦敦，这个小伦敦从法理上讲它不归大伦敦管，不归大伦敦所统治，它是一个独立的小伦敦。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当年英国贵族和英国新生资产阶级进行激烈对抗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首先在英国都市已经被废弃的、没有人去的一个平民窟地区，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力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权力管理结构。他们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商会，很多工商会的总部都设在这个地区。当他们和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举起义旗进行革命，他们采取了赎买的政策。他们以当时的60万英镑向贵族朝廷买了英国一个管辖区域内的永久自治权。在这个权力区域内，过去英国贵族经常来收税，经常来骚扰，经常来打击，干脆一票过，用60万英镑把这个地区现在到将来永远的自治权都买下来，形成了英国伦敦商会的自治区，这就是今天的小伦敦。
工商文明最初发育于英国成熟于英国，有了工商文明这个基础，国民的力量释放了出来，英国的力量上来了，就有了国力优势，工商业者走前面，军队跟在后面保护，它开始来抢殖民地，抢原料，抢商业航道，抢港口，其他国家不干，就会挨打。英国在19世纪的100年中，就卷入了五十次大的殖民战争，平均两年打一仗，这样从一个小岛国打成一个日不落帝国。现在，从英国到美国，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就像一个国家，它们都是日不落帝国的变种，都是英国民族，都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新教”这个主体流脉。由于崇尚工商业，所以几百年来，它就是地球人类的控制力量。
本位主义的变迁
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就是官文化。我们中国文明的辉煌，是在官文化之中。
中华文化是一个以土地为核心的农耕文化，过去中国人要对付的最大敌人是什么呢？我看一是治水二是防备游牧民族入侵。农业靠水吃饭，农耕文明一定要治水，我们的历史上从大禹开始到我们现在的三峡大坝，祖祖辈辈一直在这块土地上跟水作斗争。为了治水，组织松散是不行的，资源不集中是不行的，没有统一的中央王权是不行的。生产效率低，社会剩余少，要想集中资源，就要很大的强权才行。这是过去农耕文明中朝廷和官成为社会核心的客观原因。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周边地区相对落后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要对抗强大的敌人，没有强大的军队是不行的，没有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来指挥控制军队是不行的。在生产效率低的情况下，无论是治水还是国防，没有专制强权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文明形成了这种超稳态的文化。今天，工商生产力已超越农耕生产力，工商业成了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君王官僚专制的历史条件就消失了，继续存在，就不合理了。但是，虽然我们走上了工商文明之路，但是，源于农耕时代的思想观念和一些制度因素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妨碍着工商文明力量的释放和发展。
常说的二十四史，在二十四史底下起码有二百四十史，都是大大小小的以暴易暴，以暴制暴。暴力、流血和血腥谱写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我们中国的历史。权力至上，暴力至上，当然也包括西欧的农耕封建社会的历史。其实，只要是农耕社会，只要是君主官僚统治的社会，都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些，必然是对财产、对文化、对于所有社会生产力积累的破坏。
工商文明是要搞建设的，但是“两暴文化”（暴民暴君）管的是抢劫和分配，在这种权力——暴力文化的摧毁下，容不得工商文明这苗苗长大，容不得这些工商业者有公平竞争、独立思考、自由发展的权利。
随着愈来愈多的人在企业中工作，商本位时代已不可阻挡地来临了。如果我们认为封建皇权官僚的官本位制度是以暴力和官阶为秩序的，那么我们讲商本位是以智力和契约为基础的。工商业者的竞争是比成本、比质量、比价格、比服务的竞争，是比创新和比建设的竞争。更简单地说，商本位是建设性的和平性竞争，官本位是暴力性的破坏性竞争。商本位竞争的结果，是科技的发展、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官本位竞争的结果，是生产力的破坏和社会的混乱。科技文明之火一旦点燃，工商文明就会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覆盖世界，顺之者昌，逆之者衰。
工商文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其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官与民的关系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平等、自由、契约、法治的关系。因为工商文明以生产和建设为本，而不是以掠夺和分配为本，所以工商文明内部的阶级关系、官民关系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完成的，不是暴力对抗。工商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已经形成最大的历史潮流，原因就是人类的物质财富生活水平得以大大提高了。
我们相信，人类的发展有铁的规律，这就是谁效率高谁有优势。科技和工商业代表效率，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这不是说不要官了，而是要官来适应工商业的原则。发达国家再发达，也离不开官的服务，但是有一个前提，官是否按工商原则行事，是否按主权在民，按自由、平等、契约、法治的原则行事。如果我们要经商，如果我们要发展，我们必须去跟官僚阶层形成某种起码的、底线的共识，来保护生产力，保护发展生产力的所有人，大家一起来发展最具生产力的工商文明。
（武克钢，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节选自2005年12月总第39期《建业》月刊）
⊙ 9月1日，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出席郑州大学MBA2011级秋季班开学典礼。
⊙ 9月4日，近500名业主参与了鹤壁建业·森林半岛“自制月饼，喜迎中秋”社区团圆活动。
⊙ 9月8日，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与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在北京世纪国建酒店会议厅联合发布了《2011中国房地产企业品牌价值测评研究报告》，及2011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品牌价值、品牌价值区域10强、专业特色10强等系列榜单。建业名列2011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品牌价值中西部10强第一名，并荣登2011中国房地产企业品牌价值专业特色榜单。
⊙ 9月10日，济源建业·壹号城邦二期、漯河建业·壹号城邦二期、周口建业·森林半岛三期开盘；同时，洛阳建业·龙城接待中心、修武建业·森林半岛展示中心也于当日开放。
⊙ 9月11日，郑开建业·森林半岛“月满中秋，情满开封”中秋业主答谢晚会召开。
⊙ 9月15日，在新乡日报社推出的“2011新乡十大金牌楼盘”评选活动中，新乡建业·壹号城邦荣膺“最佳品质楼盘”称号。
⊙ 9月19日，建业地产获评“2011第一财经·中国房地产价值榜——最佳新锐价值公司”奖项。
⊙ 9月23日，鹤壁建业·森林半岛亮相“2011中国·鹤壁秋季住宅产业文化节”，并荣获“‘十一五’鹤壁市精品住宅小区”奖项。
⊙ 9月24日，舞钢建业·森林半岛一期一批选房活动在该项目展示中心启动。
⊙ 9月25日，周口建业·森林半岛二期完成实景交付。
⊙ 9月27日，焦作建业·壹号城邦荣获第十一届焦作房博会“最佳展示奖”。
⊙ 9月28日，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出席由豫企五百网举办的“企业领袖闭门会暨第30期5+1老板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