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YE MAGAZINE
中国具有经济增长的潜力，虽然有不少社会问题，但政府上下还是用实事求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11月29日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分析解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中国经济至少20年能保持8%增速发展，并且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政府实事求是的政治智慧”，以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
家长和老师应给儿童自由成长的空间，让儿童自由地说、自由地想、自由地行，儿童才能更好地成长，人类社会才能拥有更美好、更文明的未来。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中国妇女儿童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是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妇女儿童事业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大事。
“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
——只要孩子的日常品行、学习成绩不符合他的要求，就会遭到严厉体罚的萧百佑被称为“中国狼爸”，在他的严厉教育下，三个孩子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创造了“一门三北大”的奇迹。“狼爸”认为，自己学生阶段的成功主要受益于母亲“动不动就打”的教育方法，所以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他选择了延续家族传统。尽管其教育方法引发一片争议，不过萧百佑坚称自己是“全天下最好的父亲”。
欧元区国家得明白，它们必须自救，指望“红衣骑士”来做救世主非常不切实际。
——中国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余永定昨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中国人民很难接受用中国人的钱去援助欧盟国家。“中国人民会问：如果德国都不愿意出钱，为什么就该中国掏腰包？”
“富跑跑”虽是个人选择，却有社会成因。
——在《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中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有14%已移民或正在申请移民，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移民群体最担心的是财富安全，政府要做的不只是减税，更需提供一个法治的环境，让财富在一个安全增长的轨道上。
滞销萝卜何以引来万人哄抢。
——河南滑县农民韩岗有80多亩萝卜滞销，他决定免费赠送给市民食用，媒体刊登消息后，引来三万人拔萝卜，萝卜被拔光，红薯也被偷挖走2万斤。几天来，韩岗家损失了数万元。这种状况更多暴露出农产品与市场之间的裂隙，而流通成本的高企、农民对于需求与销售信息的缺乏，更是加剧了信息不对称，本该有市场，甚至有望热销的农产品，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屏障而“滞销”，也就并不意外了。
解决校车问题，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观念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蓝接受《人民日报》访问，谈如何避免校车事故频频发生，如何正视校车安全的发展。在财政投入的同时，各项配套措施也应跟上，如专门成立管理机构，推动立法等。
做企业要有三个心：心态、心劲、心思。
——11月26日，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大河财富（中国）论坛2011年年会上，胡葆森董事长受邀出席，并以“世界经济新变局与永续的企业家精神”为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强调了自身对经济发展趋势和企业家精神的思考。他提出做企业无外乎这三个词：“心态”是坚守决策的方向，“心劲”是保持奋斗精神，“心思”是用心做企业。好的企业家就是心态的掌控，心劲的持续，心思的运用。
《建业》约稿的时候，把这件事情说得不算困难，似乎对我这样一个做了好多年杂志的人来说，写写自己所认为的好杂志的标准，更应该手到擒来一些。不过说实话，我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为自己所处的行业提供一份个人化的“优质标准评判报告”，这样显得既有点不够得体，也往往会因为不可避免的个人倾向而失去客观。
但话说回来，如果仅仅是对我所接触过、阅读过甚至仔细研究过的杂志（尤其是郑州本土的各种杂志）做出一些隐约的描述，说说自己到底希望杂志做出怎样的表现，还是我所乐意的，毕竟，这很接地气，这很符合我们时不时回望来路的习惯。就像突然有人拍了你的肩膀，让你看看自己和身边那么多清晰的足印，并挑出来几个你认为漂亮的，再讲些关于它们的故事，是件有趣并有益的事情。
好杂志首先需要考究。
我们得承认这是一个复制速度远远胜于研究深度的时代，人们热衷于表扬山寨货的低廉价格以及不要脸的抄袭“勇气”，但似乎再没有什么因为卓越的钻研和深入所带来的考究感而令人由衷赞赏。杂志也一样，因为出刊频率、工作强度甚至加班次数所引发的仓促性，几乎成了每个杂志从业者无法避免的职业短板，所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很难找到一本没有硬伤、细节严谨、措辞斟酌、整体考究的杂志，哪怕一期都很难找到。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令杂志从业者抓狂的事实。
于是，越是得不到什么越敏感于什么。我欣赏的好杂志一定是尽全力做到考究的，可能普通的读者并不在意纸张在105g与128g之间的手感区别，不在意字体在7磅与7.5磅之间的差距，不在意一本杂志定位于风尚与时尚之间会有何不同，读者可能不在意一个标题的创造力，不在意一张图片的发现力，不在意一个专题的影响力，但这本杂志应该在意，始终地、拼命地、无所不用其极地在意。
杂志大约是我们所能经常见到的平面媒体里最具品位高度和视觉品质的一种了，它就如同一个时尚派对里最应引人注目的主角。那么，还有什么比遇见一位衣着考究风度翩翩无可挑剔的美男子更令人心旷神怡的？或者，还有什么比遇见一位穿着夹脚拖鞋叼着劣质香烟满嘴跑火车的龌龊男更令我们绝望的？
从这个角度辨别的话，《建业》已经算是郑州市面上的本土杂志里基本功最扎实的一本了。可能因为杂志的内容相对单纯，外在的表现形态也没有太多繁华的平面设计，又通过约稿解决了半数的内容来源，都使我们应该为它长期以来所呈现的简洁、朴素和讲究表达应有的敬意。其他的杂志里，我很少听说谁特别重视校对的，也几乎没看到专业校对的身影，但《建业》每期出刊栏都写上专业校对的名字，已经说明它在讲究的路上比我们走得都远了。
然后，我希望看到不做作、不胡来、不媚俗的才华横溢。
如果不是对茂盛的知识量或者窥私癖严重的八卦新闻感兴趣，一本缺乏才气的杂志甚至连蹲大号时带进洗手间的必要都没有。
无论看什么样的媒介，它能够得到读者认可并且持续阅读的根本，正是它所能提供的内容以及表现的才华总量。读者已经在泛滥的信息世界里获得了非凡的辨别力训练，他们对于优质与劣质，牛逼与狗屁的判断既快又准，所以对于杂志的创作者而言，最困难的事情，无过于思考并且寻找读者尚未通晓的那些事物，无论是一条新闻，还是一个判断，或者是一个新词语的崭新组合，当然，最好能够成功地提供一些建议，发布一些趋势，直至影响一些观念。
观众无法容忍一个满嘴平庸的主持人在电视里喋喋不休，所以人们常常换台；读者也自然无法容忍一本字字无聊的杂志在自己的面前沾沾自喜，所以人们常常放弃。
对于我的想法来说，才华横溢很关键，但也最好有一些前置的限定，这些才华得是真正的才华，而不是矫情的（这是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一种山寨货，而且往往获得了非比寻常的认可），或者是胡来的（比如毫无想法的行为艺术，只因为做了正常人不做的事情就觉得自己才貌双绝的那种），或者是媚俗的（就是每天都在打听人们想看什么，想听什么，他就变着法地满足你的那种货色）。
这要求，其实挺高的呢。
最后，非常个人化的一个偏好，就是喜欢创作者以及他们的杂志，从总的味道上浮现出一种认真而平和的态度。
认真而且平和，其实是非常自信的一种外在表现，他们不着急，不心切，不叫嚣，不过度，总是在对一个题目做足了认真的功课以后，娓娓道来而又清晰有力。因为十足的自信，所以不需要疯狂地嘶喊来获得什么表面上的被关注，只要那些分量十足的内容躺在那里，被人所偶尔看到，进入阅读，并散发出它自然而然的力量来，就行了。
在这样一个物质繁盛、人声喧闹的时代，还有什么比静静地让能量延展更显得雄浑而伟大的呢？记得余光中先生写过一首名为《蟋蟀与机关枪》的诗，大约是说在论战中，两种高下立判的姿态，“机关枪证明自己的存在，用呼啸/蟋蟀，仅仅用寂静”。大约做杂志的认真功力与平和态度，就是这样。
在这些以外，还有一点小的盼望，最好每期都有那么一两个无法回避的惊喜，就完美了。它可能皮袄离于主干之外，但又不仅仅做到锦上添花。如果拿一位配角来做类比的话，就像赵本山片里的范伟，或者冯小刚片里的范伟，或者陆川片里的范伟，或者范伟片里的范伟，总之，就像我所深爱的范伟老师那样，扎实的功底加上精妙的呈现，让我们不肯错过，喜出望外，无法忘怀，并始终乐意传给旁人。
我常常憧憬，甚至带一点点幻想，遇见这样一本城市杂志的总编或者主笔，然后在某个很随意的时刻，向他或她表达我凶悍的不加掩饰的敬意。当然了，最好的结果，是某一天可以理直气壮但还是稍带羞涩腼腆地看到自己可以弄出这样一本好的杂志，直白地夸奖自己几句，然后坦然欣然地接受这些夸奖。
（罗旭，特约撰稿人）
（选自2009年5月总第76期《建业》月刊）
小城故事多
《海角七号》开场似乎有点乱，头绪很多，同时有两个游子还乡：一个是战败国日本被遣返的青年男教师，另一个是落魄还乡台北歌手阿嘉。女主角又接踵而至，一个“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年轻日本女郎。
小城故事多。这是部没有主、次角之分的影片。这是故事开始时显得有点乱的另一个原因。每一个人物观众都能认同，每一个人物观众都能同情。编导是个素描高手，寥寥几笔，便勾画了众生百态。
《海角七号》的小人物有烦恼的一面、忧伤的一面和可爱的一面。人人都有不顺心的事，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和这个世界过不去。主角阿嘉不顺心的事最大。在台北当歌手不成，回到小镇当个邮差，阴错阳差地与“破铜烂铁”的镇民排练演出。阿嘉的台词很少，我看来最精彩的一句在片首：离开台北时一边使劲砸自己那把吉他，一边大骂。骂得真好！出来到大都市闯世界的谁不想骂？什么是天才？能以艺术的方式道出我们心声的人就是天才。
好的故事大多有几个层面，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意思。《海角七号》是个好故事，但不是分出几个层面，而是有好多个平行的故事。《海角七号》出场了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矛盾，而且看上去几代人都无法化解。但影片过半，人物之间的矛盾都得到了化解。居然还有好几对恋爱成功的男女老少，而且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电影里没有坏人。也就是镇长借着酒力，对日本来的女外宾动手动脚，有点性骚扰之嫌。观众对次角的认同不亚于对主角的认同。每一个小人物都有尊严：一灯一火一楼台，一树一菩提，一花一世界。
一部像诗一样的电影
《海角七号》是一部诗一样的电影。中国文学最伟大的部分是诗歌，唐诗宋词辉煌的巅峰无人可以超越。《海角七号》是以画面来表现诗意。
影片画面清丽干净。小城很漂亮，海天一碧，暮云凝色。但归根结底，景因有人而美。海边独坐，目送天边远去的晚霞，那是“立尽黄昏泪几行”的诗意。当男女主角相识相知，“怜悯便融化为爱情”。阿嘉是个坐怀不乱的君子，女生低眉垂眼，轻轻伸出手，“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诗意是痛楚的。英雄路短，命运无常。劳马当过台北的特警，妻子出走，自己又负伤而回家当了一个小交警。酒醉后他拿着前妻玉照到处示人，撞见一对早恋的小朋友，又掏出前妻的照片介绍。懂事的小女孩无限怜悯地在劳马的前额轻轻吻了一下。硬汉劳马顿时酒醒，泪水夺眶而出，俯身痛哭。
诗意更是含蓄的：花底风来，兰人蕙草，芳心深意低诉。用阿嘉的台词说就是“我以前唱歌太用力了”。据说《海角七号》在台湾的票房好于李安的《色·戒》。应该的，《色·戒》“唱得太用力了”——李安选择了艰难岁月的难解人物，太用力后还是让人不得要领。含蓄就是点到为止。当迟到的情书最后终于投递到海角七号的时候，只有收信人阿婆的侧影，阿嘉恰恰放下信之后，便轻轻退出。电影《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也有这样的镜头，两鬓苍白的男主角找到旧日情人的住处，独坐楼下，眺望窗户良久，然后起身离去。如果真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可能更多的是失望。
那艘海上的轮船
抒情和表达真情是件难事，两个人之间就很难，通过电影向世人展览就更难。冯小刚的《非诚勿扰》到故事结尾时，男女主角还是害怕表露真情，只能靠插科打诨来交流。《海角七号》抒情很自然，靠的是那艘在海上开来开去的轮船，还有那位埋头写情书的日本男青年，用日语念出那一封又一封没有寄出的情书。“情随芳草连天去，梦逐轻鸥拍水回”——那一封又一封的情书是不停地驻足回首，更是李白的诗意：“千里一回首，万里一长歌。”
交通工具中，火车和轮船是浪漫的道具。海轮缓缓移动，色彩朦胧，看上去像童话。反复出现的海轮和到处乱跑的摩托车，从时空上把过去和现在对接起来，也把那对跨世纪的中、日恋人和80后那对中日恋人的爱情故事连在了一起。
《海角七号》的抒情也借助优美的歌曲和歌词。“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雨的国境南，我会试着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着说完。”演出会上阿嘉给观众献歌，更是在给友子献歌：“请原谅，我的爱说得太缓慢。”
片尾是女生赶到港口与情人私奔，背景音乐是《男孩看见野玫瑰》的歌声，先是中文，然后是日文。汽笛一声，轮船缓缓起航，女生脚随船移，不断往船上翘首张望，寻找自己的爱人。此时响起了童声合唱的《男孩看见野玫瑰》。轮船在歌声中渐行渐远。影片到此结束。
飞来明月如梦梦
《海角七号》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看了都会觉得很亲切。两岸的中国人真是太像了：酒席上的“敬酒”、交警的刁难和动粗，就像北京发生的一样。还有个乱搞开发的镇长。台湾那个地方也是到处搞拆迁，到处都是BOT。BOT是英文build、operate and transfer的缩写，是一种投资开发项目。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台湾的电影走在了我们大陆前面。从尘事、小事、俗事中能看到雅意是天才。《英雄》、《黄金甲》，还有什么《梅兰芳》，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导演要么居高临下，要么故作深沉。
月夜闲谭春花落，飞来明月如梦梦。《海角七号》有明月，但更夺目的是彩虹。海上那位孜孜不倦写情书的情郎，饮茶的慵懒丽人，还有骑着摩托车在路上奔波的阿嘉，各人在各自的地方蓦然回首，不约而同地说：“啊，彩虹！”这就是诗意，是“飞来明月如梦梦”的诗意。“啊，彩虹！”——《海角七号》是观众期待的彩虹。
（朱伟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兼职教授，特约撰稿人）
（选自2009年3月总第74期《建业》月刊）
北京课改的大热闹里，鲁迅和金庸的此起彼伏是显眼的红布，刺激得一班“士子”撕心裂肺捶胸跺脚，好像被挖了祖坟。但是，聒噪混淆视听，大目标过于明显则小细节就没人理会，课本作者的新名单里添加了同样优秀的余华、海子等人，却被我们无声无息地忽略甚至错怪了。
他们受委屈了，他们像迟至明朝才被隆重“发现”的苏东坡，早就该被中学生用嫩稚的声音朗诵了。毛主席说过，一个人有动脉静脉，所以要经常吐故纳新，新陈代谢：赵树理的作品也离开过中学课本；《七根火柴》被拿下时我还凭吊过一番；我还知道，舅舅的课本有《暴风骤雨》、《三打白骨精》……
余华的《卖血记》该不该替代《陈焕生》？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有些文学作品也曾轰动一时，感人至深，但也真是速朽——谁让我们身临百年未遇之变局、一日千里之进程呢？
隔了20年不到，海子被大家记得了，虽然离“广为人知”还有一段距离，虽然是屈居于周杰伦之后进入课本，也毕竟有温暖的意义。一个朋友曾生动描写过，海子卧轨前后那段日子，她作为小学妹在大学校园里的紧张和亢奋。在那谣言四起的年月，在那生死未卜的时刻，天暗了下来，没有电，却正为诗意的蜡烛腾开了道路。诗人的名声不被平面媒体和公开出版物宠幸，却如幽灵般游走大地；虽然伴随着可怜与卑微，屈辱和狼狈，但他在漠视和误解的尘埃中，渐渐蜕去凡骨成了真神。
至今难忘，课文里的“五卅呦，立起来，在南京路走！”这些句子，在多年以后长成了自己的皮肉，伴随着它，后面陆续知道了其他星斗。其实，普通的中学生，在第一时间了解鲁迅还是金庸，并没有什么至关紧要的影响。中学教师，教给学生的仅是元素而已。难道鲁迅里面没有金庸，金庸里面没有鲁迅？海子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不能替换并覆盖掉《孔雀东南飞》。它们是否就真的非此即彼吗？不然。
固然，知道海子，就基本知道赵丽华如何不够格；知道食指，就基本晓得现代中国不仅仅有何其芳、郭小川；我们欣赏北岛顾城，但不排斥李清照元好问；我们记得惠特曼庞德，但不抛弃纳兰性德龚自珍……
优秀的太多，名额又有限，当然要选最好的珍品。宽宏大量地看，谁也不能替代谁，硬逼学生背，还产生副作用呢，造成终生厌食。中学里的教材其实是给漫长的人生埋一伏笔，树个路牌，归根结底修行还要靠个人。您不能包办儿孙福，而无论如何谁都明白，新课文比《背影》好一千倍、一万倍。
“汪曾祺写《受戒》、《大淖记事》也很诚实，那些东西在他的脑子里至少是存在的。现在一个二三十岁或者三四十岁的人，他的脑子里有那么纯净的东西吗？我觉得没有。因为没有，所以写不出来。他想写得纯，结果会很烂，因为不真实。”以上是作家韩冬的谈话，很有道理。遥远的农业文明所孕育的灿烂果实，减掉一个就绝迹一个。海子对某些人来说，也已经古老，或许肤浅，或许滥情，或许幼稚，但他成了重要的一环；而中学课本像定影液一样，把他最精华的东西铭记和普及，于是我们目睹了新闻成为历史的全过程。
海子属于谁？理论上属于部分文化人，慢慢他就属于人民，属于黄种人了。20年的筛选，够漫长了，也够耐心了。“顺便说一句，已故著名作家王小波先生的名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真是应该选入课本中，真能从小读明白这样的文章，比学什么劳什子的疯狂英语要有用多了。”——这是五岳先生的随想，按诗人海子的进度，那一天会来到。
歌中唱道：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海子怕是没有这点幸福，因为他始终是个暗角，是一垫底，是呻吟多于傲啸的书生，是卡夫卡一类的变形虫，但经风历雨，他成了黛色霜皮的参天大树。
当年《泰坦尼克号》上映时，有人说若叫费雯丽演就好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首选，也有自己的最爱，可是他们忘了自己不是导演，他们也忘了绝代天骄们都有自己的活动象限。王晓棠在《英雄虎胆》里，以女特务的造型，也曾叫当时的多少中国男人神魂颠倒，这都见于后来模糊的追忆，但目前仍风姿绰约的她，不属于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掌纹。
海子仿佛是一抽象符号，是与抽象而永恒的诗意相链接的。
“没有好的剧目，没有高级的、有力量的剧目，还在不停地翻郭老曹……”这是演员何冰的愤慨。李敖先生说，如果我们今天还对五四时代的白话文五体投地，那说明我们没进步！对新课文当“一种姿态”批判的，确实草木皆兵了。
再“理论”性梳理一下：《大话西游》就是这代人自己发现的，其划时代意义连编者、演者当时都没看出来，本来为一时的气氛催生出来的“无厘头”，不小心竟和永恒爱情、本能、责任和宇宙的主题“咬上了弦”，本来是商业片万千凡马中的一匹驴，误打误撞跑成了金光四射的神驹！也许《大话》的底蕴到今天还没有穷尽，更关键的，它是属于这代人自己的独特发现，切肤回忆。
小学究蒋方舟说：语文课本是有气场的！云南王于坚说：诗歌是各种各样的秘密通道，与各民族最隐秘的内心连接，那是除了诗歌外，任何方式——贸易、战争、婚姻等都无法进入的。现在海子来了，让我学着年轻郭沫若说：稽首称庆。
在诗国的流水线上，“断裂”绝不存在。那空气中驻留的缪斯精灵不以海子的模样显形，也会以别的模样显形。就算窗外花草凋零，就算头上乌云遮月，“如果长江冻成了冰/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醒也听见/梦也听见”。
（林黑，特邀撰稿人）
（选自2007年11月总第60期《建业》月刊）
千万要相信河南人！当一个人十三年一根筋式地坚持去做一件事情，为什么不可以相信他呢？比如河南建业十三年后的冲超。
让我们俗套一把：这是王宇景的一小步，这是河南足球的一大步。红衣红裤的豫军攻克五台山体育场那一刻是一个历史交替——西部沦陷了，中原崛起了。或许在中国足球整体萎缩的背景下这样煽情有些夸张，但历史真的就像一个能量守恒的大涡轮，逐鹿中原是一种方向，哪怕中原已没有肥鹿，也要猎尽豺狼。
像少林一样战斗，像河南人一样坚忍。直到建业升超我们才从足球的角度切入，顿然发现我们对于河南曾经有过多少误解，这个拥有167000平方公里的面积小省却是养活着9380万人民的人口大省，它的GDP排名全国第五，它的经济增长值排名全国第五，河南人招惹谁了？这片5000年前就有人类居住的土地，不仅埋藏着甲骨文和周易，不仅是伟大黄帝的故里，不仅是古往今来20个朝代的古都，不仅发明了少林拳和太极拳，不仅孕育了老子和庄子，还有黄河的小浪底。
我曾经无数次听到足球老板们在耳边宣称：我热爱足球，我绝不退出。但十三年过后，曾经的热血却成鸡血，曾经的誓言却鸡毛般飞尽。我很想举个比较娱乐但很人性的例子：河南建业就像《冰川时代》那个一根筋的小松鼠斯克莱利，它一次又一次地搬起松果，一次次失败，但这次它成功了，并引发了中国足球一次准意义上的格局变化。
十三年是个奇迹，中间还有两次降级，我心中最大的疑问就是：是什么支撑河南人、河南建业、河南球迷在十三年中艰苦奋斗？罗马尼亚外援“河南足球没有钱”如同一个永远的音频甲骨板语音提示着土地下面的黑暗，1997年根宝的“谢天谢地谢人”那么曲径通幽，而2003年甲A末年的无疾而终高举着中国足球体制缺陷的呈堂证供——河南足球几乎见证了中国足球所有的悲喜剧，它是中国足球一块纹路深刻的骨板。
事实上我不想太拔高河南建业的冲超，因为进入中超就真正进入中国足球的混乱核心层，也许会重走力帆的老路，也许会重温李志民的悲情，也许四川全兴的退出会再次上演，用十三年的苦苦追求换来一掬伤心泪是可能的，因为中国足球并没有和当年罗马尼亚外援怒吼时有什么不同。
在王健林退出时，我曾定义为这是一种革命式行销，在河南坚持十三年冲超时，我认为这是一种善举，真的，面对中国足球放弃是一种勇气，坚持也是一种勇气，我们都说中国足球无历史，也许，这就是一种历史。
这么浮躁的时代，谁还能坚持十三年做同一件事情？真的，现在请我们——千万要相信河南人民，河南不冲超，有点天理不容的意味。
（李承鹏，作家，知名体育评论人）
（选自2006年11月总第49期《建业》月刊）
Eric Baggera于1997年设计的咖啡灯
丹麦最重要的设计师汉宁森1958年设计的雪球灯，因其人情味、功能性强以及对当时流行的德国理性刻板的突破而闻名于世。
艾里贞·马格努森1995年设计的餐具一组，以其圆润可爱突破了设计的刻板。
Jorgen Hevelskov1988年作品，竖琴椅
北欧国家曾经有过历史恩怨，打来打去，瑞典一度是地区霸权，就连小小的丹麦，也曾经占领过瑞典、挪威好多年。最惨的是芬兰，先被瑞典人占领了几百年，后来又被俄国人占领了一百多年，可幸他们居然能够把自己的文化传统、语言都统统保存得好好的，并没有因为外国占领而失去自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几个国家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现在全部是世界最稳定、最少冲突、社会最平稳、福利最好、科学技术最强的国家了。如果想找个真正幸福的国家、关乎人性的国家看看，去北欧看它的设计吧！北欧设计评论家安尼·斯滕罗斯（Anne Stenros）曾经说：在北欧国家中，丹麦人比较“南部”化一点，芬兰人则有点“东方味道”，挪威人是“北派”，而瑞典人则基本是中间。冰岛人自有一套，谁也不属。
如果说，过去五百年中北欧设计有个共同的发展倾向，我想就是从贵族、皇室独裁下的设计向民主的转化这点。社会富裕但是财富分配比较均匀，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天寒地冻的地点，使这种民主思想在家居设计中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家是核心，一个温馨、舒适、自然、和谐的家是这里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因为在政治上，他们已经取得了社会民主制度，所以通过发展经济、发展设计来创造一个自己的一流家园成为他们所有的努力。我们中国人还在打来打去，还在为意识形态的纯正斗争同胞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精益求精地设计室内、设计家具、设计电器、设计器皿、设计纺织品和服装。我们的精力在斗人，他们的精力在创造生活环境，你说我们有什么可以和他们比的。
民主精神给设计带来了功能主义原则，无论设计什么，首先不是好看，而是功能好，价格低廉，能够为公众服务。在那里，为人人的设计就是好设计，法国、意大利那些豪华的设计品牌，在这里没有什么市场，更没有人跟进。传统以来，他们就讲究好设计，是为人人的好设计，好的设计已经渗透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中，成为他们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你在那么大的一个地方游走，就看不见什么不好的设计。他们早就有艾林·凯（Ellen Key）呼吁的“为人人的美”（Skonhet at alla，等于英语中的beauty for all），瑞典手工艺和工业设计协会（Swedish Society of Craft and Industrial Design）提倡的“每日用品好设计”（Good Everyday Goods，或者更加直译为More Beautiful Everyday Objects），这些是国家的、民众的生活目的。这里的设计师努力的目的，不是创造什么昂贵的一般民众不能够拥有的设计，而是为人人的日常设计，因此，北欧的现代主义设计是有极为浓厚的社会民主主义内容的。 对于北欧人来说，设计不但要为提高生活素质服务，也要为社会进步服务。长期以来，这里的设计师在追求设计完美的时候，除了要能够很好地为人服务之外，还需要具有人——自然中的平衡关系。生态平衡是这个地区设计的一个很基本的标准。北欧寒冷、黑暗是举世闻名的，这里一年有九个月是黑夜，然后有三个月是灿烂得不能想像的明朗艳丽的夏天。我去那里的时候正是最辉煌的时候，但是当你想想这种时日是如此的短暂，就会理解为什么那里的人基本倾城而出在阳光下享受夏日。对于我这种整年都在阳光下的加利福尼亚人来说，是难以想像夏天有多么的宝贵的。他们有森林、矿产、水利资源，但是，相比起来，他们的资源还是有局限的，因为漫长的黑夜，使人类的活动困难得多。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中，设计的一个目的是协助人类生存。他们的工具设计、家具设计、建筑设计，特别是住宅设计，都达到无可比拟的高水平，就正因为这些设计是协助人们在漫漫长夜中生存的工具。
在北欧，你发现所有的人对设计的基本认识水平都要比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高。在西欧、在美国，你会看见大量平庸的设计，更莫说在韩国，这些地方，基本是设计平庸的地区了。而在北欧，好像很难看到平庸的东西，他们虽然没有意大利、法国那种奢华的设计，但是却也没有那些艳俗的设计，整体水平高。北欧人把艺术感和实用性结合起来看待，叫做“实用艺术”（burkskunst，相当于英语中的useful art），形式、功能、材料、色彩、肌理、耐用性能、造价水平这几个内容是和谐的、平衡的。他们认为德国、荷兰、俄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那种现代主义设计，其实缺乏人性感，因此自己探索出一套自己的现代主义设计词汇来，通过自然材料、人性化的色彩、丰富的材料肌理、良好的功能结合，同时也兼顾了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的手段，自成一体。
在北欧，他们的设计师用一个单词来形容设计，叫“hygge”。很难翻译，是句丹麦话，意思是安详、舒服、柔顺的感觉。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比如你遇到一个女孩，温顺、美丽、安静，就是hygge；也可以用来形容物，比如芬兰设计家维卡拉（Tapio Wirkkala）设计的好像女人乳房一样的Pollo花瓶，纯净、性感、自然，也是hygge。这个词还可以形容自然环境，夏天晚上，仲夏夜，波罗的海上微风轻轻拂面而来，好像柔软的丝绸一样的杨柳在水面轻飘，那就是hygge。我绞尽脑汁想想英语中有没有类似的字眼，好像与cosy，或者good cheer有点类似，但却不完全如此。中国人在烹饪上的词汇的丰富说明这个国家的确是名不虚传的饮食大国，而北欧地区在这种细腻感觉上的词汇丰富，则说明他们对于自然环境和人的心理感受方面的精到。这种词汇的丰富、特殊，是一种类型文化强大的标志。无论多少外来影响，都没有动摇这个地区自己的特色，斯堪的纳维亚就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性的就是人性的，独特、自我、优秀、民主。
民主化设计的本质，使人们对设计本身的美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设计品所具有的社会地位象征意义。亚洲人追逐名牌，其实有多少人真是懂LV、PRADA这些品牌的设计品位，无非是要拿来显示自己富有，这种情况在北欧却极为少见。一个均富的社会，炫耀是很不好的行为，北欧孩子从小就被教育不要以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来炫耀，那是陈旧的贵族社会、封建社会、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陋习，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早就不存在了。这种对设计的平和心，真是伟大。他们的设计一直就贯穿着这样一种优雅而平面化的东西，去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宜家”总部看看他们的家具，去参观卡尔和卡林·拉尔逊（Carl and Karin Larsson）设计的住宅，都渗透了这样的精神。
他们的设计是邀请人们参与，突出包容性、公众性、参与性，是英语中所谓的inclusiveness，而不是贵族性的排斥、独占（英语中称为exclusiveness）。在公众性的前提下，再突出设计师的个性，人人能够拥有的设计，但是，不是人人拥有一种设计。做到这个高度，我看全世界就北欧人了。他们生活在一个典雅的、自然的、美好的设计国度中，他们享受着我们连体会都感到有些困难的hygge品位。什么叫“优裕”，这就是优裕。自然材料、手工艺传统、民主精神的结合，加上现代化的技术条件，使这里形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有机现代主义”设计，英语称为“organic modern”。包豪斯其实并没有在这里生根，他们仅仅是取了包豪斯的合理内核，却摒弃了包豪斯缺乏人性化、强调统一形式和单一风格的弊端，他们的现代设计是选择性的，而不是对外国的东西兼收并蓄型的。在北欧，因为充满了对人性的善意和敬畏，设计才得以舒展和自由呼吸。
（王受之，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
（选自2005年10月总第37期《建业》月刊）
香港作家迈克说张爱玲的《小团圆》是“摆明车马跳脱衣舞”，何止何止。
迈克愿意提及的已经足够生猛：“起码证实了‘张迷’久藏心底的三个谜：一、她曾经在美国堕胎；二、她与导演桑弧拍过拖；三、胡兰成和她的好友苏青有过暧昧关系，却还有更生猛的，‘九莉’的妈妈和姑姑，把臂同游兼享用一个男人。”骆以军对此评说：“上至父亲、家族长辈、母亲的男友们，无一不在名媛女伶有夫之妇间梦游般的无情与滥交。父不父母不母、搞三人行的姑嫂，一种不知怎么给初剥光人皮、古老的情欲找到现代性衣装或交欢礼仪的集体迷惘。”
《小团圆》是张爱玲的剥皮舞，像罗比·威廉姆斯那个著名的MV，先是脱衣，然后剥皮，随后把身上的肌肉血淋淋地撕扯下来，一块一块丢到舞池中去，还像克里夫·巴克的《Hellraiser》系列，德国人贡特尔·冯·哈根斯的“人体世界”。《小团圆》有种血淋淋、脏兮兮的末世的荒凉，《秧歌》、《赤地之恋》、《色·戒》一路贯彻下来的荒凉，脏的，黑乎乎的，不见底的。
这酒池肉林般的荒凉是怎么来的？正好刚读过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千几百种小报，通通是从捧妓文起家，专栏作家一律靠“肉稿”发达，色情小说连篇累牍，以妓女为主人公的小说在报纸上连载，续集又续集，百多万字足足连载了三年，作者要罢手，连报馆老板都来哀求，希望能够继续写下去，因为报纸全赖小说才得以存活。这样的上海，大概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那个烟雨斜阳中的上海滩，只是，几十年乌托邦下来，全体中国人都有种灵肉分离、本我超我互不干涉的洁白天真，自己做过的，也不大相信自己竟然会做过，自己身上分离出来的病毒，也肯定和自己毫不相干。人生必须涂脂抹粉才拿得出手，所以唏嘘感叹的民国往事小美文格外流行，报纸关于《小团圆》的报道后面，也有纯洁如白兔的读者愤然留言了：“都市报怎么尽搞些鼓吹西方价值观的东西，现在又来鼓励感情与婚姻出轨了。”
也不单是上海吧。这种荒凉感恐怕一直都在，是被“现代”重创过后必然的心理感受，我们和这种感受有隔膜，只是因为我们本能地分泌出一种心理上的阻断剂，将这种荒凉隔绝在一个小角落里，不敢放它出来。张爱玲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她不觉得这种工业化的荒凉感是说不得的。她开始是涂脂抹粉地写荒凉感，但后来，她只写荒凉感本身。她比大部分国人早七十年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有人怀疑李安提前看过《小团圆》，电影的《色·戒》才有那样骇人的场面，但使得《色·戒》在性爱尺度上释怀的，大概不是《小团圆》里“狮子老虎掸苍蝇的尾巴，包着绒布的警棍在座下的鞭打”那样的字句，而是那种黑沉沉、死寂寂的荒凉感，唯有剥皮撕肉的性，才能表达这种荒凉感。李安比大部分斯文扫地争抢张爱玲私有权的“张迷”更懂张爱玲。
（韩松落，专栏作家）
（选自2009年4月总第75期《建业》月刊）
炊烟熏黑的木门贴上大红的门联，中国味就浓郁起来了。
这些长满杂草的台阶，圆润斑驳，如果抽去它们身上的时间，“旧”的意味还能有吗？
这段有葡萄藤的路，因为生机的趣味和阳光在叶子下调皮的影子而别有意境。
孩子常玩的游戏“跳格子”
通过角落里的物体我们才能找到记忆
我的骨子里头是有“旧”情结的。这十几年奔波在外，国内国外到处跑，到现在为止做的梦都是十几岁前住的老房子。不管这十几年发生多大的事情，后来认识了多少人，梦里的场景始终没有变化。就我本身来讲，从事设计这行业已有一二十年，所处的又是深圳这个极其特殊的城市，碰到最多的、谈论最多的、做得最多的就是“破旧立新”，就是怎么改造。这里面一开始是没有认识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新事物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对旧事物缅怀的情结。
旧事物积淀了很多情感回忆和人生珍贵片断，它能轻易进入我们的情感世界呵护我们的心情感受，就像母亲的旧嫁衣、父亲的旧手帕、老街老巷，它带给我们的情感回报，有些时候不是新东西能够做得到的。新事物的出现使得我们忽略了对这种情感的需要，与恋人之间不再“鸿雁来往”而直接E-mail，住在城市的人们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不知道楼上楼下住了什么人，自己的孩子没玩过泥巴，没玩过“跳格子”、“跳飞机”，没见过长在地里的蔬菜。
我只想阐述一点：我们在很物质的年代，讲求新奢华主义的年代，应该怎样去尊重和呵护我们美好的回忆？人的一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像童年、初恋、父母情、兄弟情，仅仅存在记忆的片断里面是远远不够的，身边还必须有一些旧物作为佐证。这种旧物有时候可以是街道，有时候可以是石块，有时候很奇怪就是一个老的电线杆。这可能就是上年纪的人对老东西、对古董有玩耍情结的缘由吧。很多时候，我们就靠这些东西来巩固我们的记忆，重温我们的回忆。
建筑的很多味道要沉淀一百年、两百年，再加上后面叠加的人文故事才能成就这个结果。追溯设计的发展史，那么多年一直都是对一个基地首先做摧毁再做建设，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在摧残这个结果。在新一轮的房地产建设里面，仅仅提供产品质量上的物质优质结果没有呵护到心灵的感受，这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协调性”的问题可供探讨。并不是所有最新、最现代的东西才能协调于我们本身，自然人本身要跟很多有情感寄托的物事有互动，就像我自己使用的手机一样，用久了就很有感情，觉得它似乎有灵性，不大舍得扔掉。我们只有读懂这些，才能把它运用到我们的设计，作用于我们的建筑。
在重庆某个基地调研的时候看到那里的缺脚条石座凳，刻着井绳印记的井圈，路旁供奉着的不知名的神灵，安详的老人和好奇的小孩，这些都非常的和谐。他们都是最有故事的。现状的和谐与感动正是因为它拥有时间的积淀作为洗礼的进程。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或者说不能在短时间内给我们的作品最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保留这些时间的痕迹。最后我们把每一块有故事的石块、每一口古井、每一扇斑驳的窗、每一级台阶都重新修整，在顺应原基调的前提下，对部分景观采取保留还原的手法，完善和归整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的传统和味道。
关于建筑如何容纳人性的种种、留存我们的记忆，这些年我思考了很多。举个例子，诸多或奢华或时尚的、只能用来“看”的样板间，并不能引发我们期望在里面过生活的舒适欲望。我们追求的脚步走得太快，以至于忘记了最根本的东西。或许只有真正从人的角度出发，考虑到人性最基本面的需要，多做些有包容性的东西，才能找回记忆中那有故事的家园。
（甄启东，曾服务于“CM建筑设计事务所”）
（选自2005年10月总第37期《建业》月刊）
无印良品的思想背景有日本传统的审美意识，就是在减少浪费的简朴和毫无装饰的朴素当中发现美感和价值的意识。
原研哉经常引用的比喻就是“我要这样的”和“这样就可以”的比较。无印良品追求的不是“我要这样的”而是“这样就可以”。可以明言“我要这样的”的社会，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自由的好社会。但是过于强调“我要这样”的话，世界就不能维持下去了。
所谓的“近现代”追求的正是让每一个生活者可以主张“我要这样”的社会。之前，只有王公贵族可以实行“我要这样”，而一般的老百姓受压迫，被强制忍耐。
与此相反，在“近现代社会”里大家都可以自由地主张“我要这样”，比如说“我要去巴黎”、“我要看东京”、“我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我要当实业家”、“我要当画家”、“我想开面包店”，等等，由自己去决定住所、工作、房子，还有吃的东西。在这样的近现代社会，怎么去管理“我要这样”才是民主主义，“我要这样”的竞争才是经济。
就是说，20世纪就是“我要这样”的时代。但是在现在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各自主张“我要这样”的话，就陷入僵局了。环境、资源、各种文化，还有宗教等，如果大家都主张“我要这样”的话，就互相避免不了冲突。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关注“这样就可以”的思路方式。
无印良品的思想就是“这样就可以”的思想。有的时候，为了达到“这样就可以”的想法，人们还需要放弃一些要求或心里留有一点点不满。如果人想要吃“北京烤鸭”的时候，反而想到“只能喝点粥就可以”的话，会让人感觉到有点索然寡味。但是无印良品的“这样就可以”指的不是这样的。
我们创造东西的时候针对的目标是高水平的意识标准。就是说把“这样就可以”的意识当中的不满和放弃都拂拭干净，避开过剩的因素的同时，能够以理性和自尊心来主张“这样就可以”的意识水平。所谓的日本文化背景中的优点，就是在那些质朴的东西中能够找到价值。
再说，合理地运用“质朴”的智慧也是日本古来就有的。日本的文化本来就善于有意识地在朴素或简朴的东西当中寻找审美感。在此，所谓的质朴，不仅指它在设计上的简朴，而指很多人看了它以后，可以寄托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意象。假设有一个18岁的学生看了一张桌子，觉得“这是我正想要的桌子”。与此同时，如果另外一个55岁的老年人也对同样的桌子感觉到“这就是我想要的桌子”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桌子可以有弹性地去应付各种需求。这样不偏不倚的“中庸”正是质朴的质量。
不是给18岁的人准备适合18岁的人用的简朴的桌子，然后给老年人准备另一种简朴的桌子，而同样一个东西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的需求，这样自由自在的，也可以说是具有一种“空”（emptiness）的性质才是质朴的质量。
表现这样有弹性的质朴性是很不容易的。这绝对不等于是“不需要设计”。反而，具有非常高质量的设计的时候才能达到。对此，日本有追求“简朴之美”的传统。这也是无印良品的大背景。
（朱锷，知名设计师）
（选自2008年5月总第65期《建业》月刊）
鲁迅
鲁迅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这也是我们的愿望，可惜这个愿望无法实现，批判和启蒙精神在中国这个地方依然任重道远。在中国大地，只要封建主义的幽灵还在游荡，只要专制、奴性、麻木、暴力还存在，鲁迅的作品会一直常新，无法超越。毫无疑问，自“五四”以来，白话文作家的前三名，用李敖的句式来说就是：鲁迅，鲁迅，鲁迅。用连岳的话来说，自鲁迅以后，批评文章可以不用写了，许多非民主、非正义、非人道、非民生的事件出来后，可以直接把鲁迅的批判文章拿来改改日期。中国的希望在于鲁迅精神一直被主流精英知识分子传承，鲁迅的文字一直被反复地提起和引用。
《围城》
在这里可以看到才子兼部分贵族气质、英美气息更甚的钱钟书的悲观、达观和喜剧感。生活是热闹的、烟火气的，这是这样一批20世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土壤上的知识分子：迷茫、穷困潦倒的方鸿渐；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李梅亭；外形木讷、内心龌龊的韩学愈；道貌岸然，实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高松年；依附官僚、谋处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汪处厚；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陆子潇与顾尔谦；此外还有混迹学界，却以在情场上施展手段争强斗胜为己任的大家闺秀苏文纨、范懿，等等，但钱钟书用温柔戏谑的态度化解尖刻，给予宽容。生命却是悲观的，通过方鸿渐的遭遇和感知，钱钟书传达人生是“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的围城式的绝境。隽永、深刻、灵动，横溢却不夸张的才华，绝妙的搞笑与寂寞悲观的人生观相平衡，只此一部，钱钟书演绎了的唯一的钱钟书，当选“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张爱玲
被身在美国贬抑鲁迅的夏志清力捧，但是张爱玲却是会速朽的作家，她的才华，用在自负、玩世、意识幽暗、情感沉痛悲观上，化为一种中小资女人混杂着自得与哀怨的才华，即使是作品中的格调，也更多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做作而非自然的、阴暗而非明快的，终究不够大气。张爱玲热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读者也不是张本人，应该是出版商。
《废都》
《废都》出现得好！好就好在贾平凹式的病态与阴暗平庸，暴露出某些酸腐传统文人的腐朽和直指商业目的的堕落，并引起了警惕。
金庸
夜深雪落读金庸。金庸自言自语说：武侠小说是没有前途的，它写的古代社会离现在越来越远了。可是只要江湖还在，侠就在，青春还在，中国人的古典情怀还在，金庸就一直在。直到世界尽头，江湖不会散席；鱼龙混杂，人世间牛鬼蛇神；爱深成恨，背叛，深仇大恨……我们无法在现实中飞雪连天仗剑而去，但在金庸中我们自己就是侠，就是士，随时抽身而去，飘飘，恩仇快意。唯一遗憾的是，金庸给我们的是感动，而非灵魂上的震撼。
王小波
王小波的走红和影响之大说明追求自由的思潮一直涌动，生生不息。仔细读王小波，发现他的杂文并没有说出什么了不起的道理，只是为生命本应该有却被抹杀的常态呐喊，应和了追求自由个性的理想，比如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王小波反对对生活的设置，敲“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的脑壳，这是每一个追求独立的青年视做理所当然的应有之分；比如《我看国学》，王小波对国学只是温和地质疑，而鲁迅、钱玄同等激进五四青年为杜绝国学毒素毒害青年曾主张一把火烧掉了事。王小波说出一些简单的道理，说出许多被沉默屏蔽的道理，你也可以把他看做披着卡夫卡、劳伦斯、奥威尔、卡尔维诺、杜拉斯、尤瑟纳尔外衣的鲁迅，用另一种方式扛起五四大旗，只不过与前辈的激进、愤怒、战斗相比，这一代战斗者吹着口哨，明眸善睐，因其文本诗意、幽默、自由、独立。与他的思想相比，更胜一筹的是他的文本，利落的文风，智力的乐趣，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不把读者智力当白痴，从中可获得阅读的快意。
《兄弟》
一个严肃小说家居然在相对大众中享有盛誉，仅有余华做到了，甚至在《兄弟》之前。他最好的应该是《在细雨中呼喊》，最火爆的却是畅销的《兄弟》。但是《兄弟》可以看做是余华顺应了大众内心的情感趋向。
连岳
把横溢的才华献给对现实的强烈关注。读过连岳，欣赏却是从他的一篇散文开始，他的散文谦逊、优美骄傲、理想主义。实际上我注重文本而忽略思想，误读了连岳。对连岳来说，形而下高于形而上。才华不是用来邀宠的，引用一位诗人兼实践家的话：“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这是毛泽东评论鲁迅的话。我曾以为，两个同好，龚晓跃才华不在连岳之下，前者更有现实抱负（从一家报纸转战到另一家），后者个人主义盛一些（猫在家写社会评论），再次矫正，二者都是实践家和革命者，连岳所以更负盛名，更多来自他的非个人主义。当然，我也要向龚晓跃式的才华致敬，他们已经飞升超越了沉重的现实，起飞，表达生命的喜悦和激情。
余秋雨
余秋雨惹谁了？从《文化苦旅》到《借我一生》，从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到秋雨时分，余秋雨一路走红一路挨骂。这位文化搬运工不遗余力地沟通文化与大众，表情也时有几分传道者的忧患，大众很有成为白痴的嫌疑，只有一人高高在上，为你等白痴说教。如果文章做作还只是小节，余秋雨最大缺陷在于他政治上正确，也可以反着说，政治上不正确，在于现实面前的鸵鸟绥靖政策，陈良宇倒台后，余秋雨早知道式的表态引来的不是掌声，而是鄙弃。
（颜清晨，自由撰稿人）
（选自2007年3月总第52期《建业》月刊）
孔夫子训诫后世的中国人说：“不友不如己者。”从逻辑上说，如果人人都听他的话，那大家都没有朋友——两个人，总会有贤愚高下之别，差一些的人固然愿意高攀，好一些的人又盯着更好的人，为何要折节下交呢？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不如己”。才强者必傲，反过来，才弱者多逊，才强者以气魄胜，才弱者以气度胜。两种人交往，若趣味相近，遭遇相似，往往能够相得益彰。反倒是一山不容二虎，才强者之间疏离、反目者，在在皆是。
据说李白与王维同居长安多年，却从无交往的记载。反而是比李白小好些年纪的杜甫，上赶着去崇拜李白、思念李白，虽然常常被太白戏谑，两人总算维持着不错的交谊。
闻一多与朱自清，情形与此颇为相似。
闻朱订交，始于1932年9月。这年朱自清36岁，在清华大学任教已有7年，刚从欧洲游历归来，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闻一多呢，36岁，归国7年，刚从青岛大学转来清华大学。朱自清住北院9号，闻一多住新南院72号。两家隔得不远，时相过从，交往日密。
比较闻、朱的经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年岁相仿，都曾在北京求学，都经历过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都曾是名重一时的新诗诗人；如今同在清华任教，朱自清开的课是“诗”、“歌谣”、“中国新文学研究”，闻一多开的课是“王维及其同派诗人”、“杜甫”、“先秦汉魏六朝诗”，选题也比较接近。两人之间，当然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从位势上说，朱自清是老教员，闻一多是新来者，朱自清是系主任，闻一多是系里教授；从性格上讲，朱谦重而闻热烈，朱自清自然会包容、提携闻一多，共同推动清华中文系的建设。
而且，他们俩还有着相似的处境。
用现在的眼光看来，两人都可算新文学的奠基者，可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个荣耀的头衔。闻一多在国外是学艺术的，归国后讲古代文学，难免会遭到一些“正统论者”的冷眼。
据说他讲《离骚》，一上课，必曼声长吟：“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名士……”这句话出自明人，不是闻一多的发明，但喜欢这句“豪语”，却可以看出闻一多的风格。讲至妙处，他经常“呵呵”大笑。
不料这竟成了他的罪名。1932年，青岛大学爆发学潮，学生们在黑板上写出了这样的打油诗：
“闻一多，闻一多，
你一个月挣四百多，
一堂课五十分钟，
禁得住你呵几呵？”
这分明是在嫌弃他的学问了，闻一多只得苦笑。
回到母校清华任教，情形并没有变得更好。吴组缃回忆说：“清华同学与老师年龄相差不太多，有的已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因此认为自己不比老师差……同学们中间确实有人存有闻一多是新月派，教不了古代文学的想法。”——这与胡适初回国时的遭遇相仿，胡适之当年若不是得到傅斯年顾颉刚一帮学生的支持，在北京大学也险些立足不住哩。
连教授们也对闻一多大加怀疑。朱自清在1933年10月1日日记里记着“访黄先生，以校中情形告之。先生谓清华中文系空气太淡，颇怪闻一多”，黄先生就是黄节黄晦闻，算是古代文学大师级人物，他的质疑，非同小可。
然而一向谨慎节制的朱自清在这段记载后下了“甚奇”二字评语，隐隐传递着他的不满与不平。
朱自清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由俞平伯举荐入清华，8年来勤勤勉勉，接替杨振声担任了系主任。但这些年，对他在大学里开讲“新文学研究”的质疑声一直不曾停息——白话文不过是应时之作，怎能算得是学问？许多教师和学生的眼中，都浸着这样的疑问。
闻一多与朱自清，一方面挺着这样的疑责，开设新文学研究课，担任新诗会导师，另一方面，两人也深受刺激，就像刘半农拼了命也要挣个博士学位一样，他俩不约而同地，向着被视为文学正宗嫡派的古代文学研究，勇猛精进。
闻一多经常缺席教授会，基本不参加任何清华的活动，断朋绝友，皓首穷经，已经到了古人所谓“足不窥园”的地步。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西南联大时期，以致被半开玩笑地封为“何妨一下楼主人”。若许努力，终于赢得了一句评语：一多是“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的“唯一成功者”。这句来自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话，被闻一多视为“一个大安慰”。
十余年时光中，闻一多偶尔能敞开心扉的朋友，大概只有大他一岁的朱自清。
朱自清同样在苦苦挣扎与奋斗着。但他不能像闻一多那样自闭，他是系主任，有许多事务需要商讨、处理。他的家累也比闻一多重，身子也比闻一多弱。他喜欢美食，喜欢打牌，于是在外面有饭局，有牌局，他也欣然而往，回来后却总在日记里自责，说自家“浪费光阴，太不长进”。
让我们回到闻朱两人的交谊上来。
众所周知，1946年闻一多被刺后，朱自清在义愤与友情的双重驱使下，将余生中最宝贵的时间与精力都投入《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工作。他不仅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来搜集遗文，编缀校正，还发动清华中文系全体同仁，分抄分校，连闻一多的一部分遗稿遭了水渍，他也亲自着人揭页、抄写。直到去世前两周内，朱自清还手抄了四篇闻一多的佚文，以补全集之缺。《闻一多全集》出版于1948年8月，出版之时，即是朱自清的死期。
一生一死，乃见交情。
但在赞美这伟大友情的同时，我们不要忘了相交的毕竟是两个血肉之躯。那些有点晦暗的细节，无损传奇般的交谊，却更能让我们理解当时的心境。
闻一多是诗人气质的、才华横溢的。他每每让我想起阮籍和嵇康，看人会分青眼与白眼。而朱自清是内敛的、低调的，内心常带有自卑与焦虑。
从演讲风格就可以看出两人的不同。闻一多年轻时口才并不佳，曾因演说成绩不好而降等，自此认为是“大耻奇辱”，苦练演讲，在严寒的冬夜，一遍又一遍。
他成功了，他总是能成功。从奔放的新诗人到严谨的治学者，从演说课的中等生到“少有的天才的宣传鼓动家”（费孝通）。
朱自清则不然，他在五四运动时期便已加入“平民讲演团”，嗣后从教近卅年，上课时仍不免紧张得时时“用手帕揩汗”，一旦说错话，“总不免现出窘迫甚至慌乱的神色”（余冠英）。他上课时不大敢讲自己的观点，总是引述别人居多，曾有学生当面对此提出疑问。
为此，他的课经常选的人极少，他也常常为此忧虑。极端的情况，是只有研究生王瑶一个人来上课。有一日，朱自清到了课堂，发现王瑶没来，只好废然而返。
而且，朱自清是那么的敏感而严谨。学生说，选他的课是“自讨苦吃”：“大考、小考、练习、报告做个没完，选过他的课的都大叫吃不消。并且分数也抠门得很……”汪曾祺选过他的课，因为缺课太多，不及格。而汪上闻一多的课，只交了一篇文章，就得到了满分。
汪曾祺毕业时，沈从文希望把他留在联大中文系当助教，系主任朱自清坚持不肯，理由大致是：他上我的课，连作业都不交！
闻一多是李白，朱自清是杜甫。十多年中，两人性情相投，两家过从甚密，却也时有龃龉。从留到现在的文字资料看，伤害往往是发生在朱自清一面。
1942年8月29日，朱自清在日记里写道：“昨日闻太太问一多余任教授是否已十年以上？她想不到回答竟是肯定的。由此可了解闻家对我有什么印象！我将振作起来！”
有这样一团疙瘩横在胸中，会让人对琐事更加地敏感起来。第二年的9月6日，闻一多的孩子不告而取，从朱自清书桌上拿走了四本书。朱自清显然将这一举动看做闻家对自己的蔑视，“忍之又忍”，并且怀疑闻家孩子“并无全部归还之意”。18日，他的预想确认了，闻的孩子还来了三本书，却没有杰克·伦敦的那本。朱自清失望地记道：“想来那本书是丢了。”最让他不高兴的是闻家孩子的态度，他是乘朱自清不在的时候来还书的，而且“只字未提丢书的事”。
可是，这些伤害并未影响到朱自清对闻一多的佩服，他的日记里照样充满了“晚间听一多演讲，妙极。非常羡慕他”，“一多未能来国文讲评课，甚遗憾”等对闻一多的赞誉。在对学问的虔诚、对才能的欣羡面前，个人的自尊，似乎总是退居第二位，虽然也不曾忘却。
闻一多被刺后，朱自清立即致信闻一多夫人，除了表示愤怒和遗稿出版事，他还慨然承诺：“学校方面我已有信去，请厚加抚恤。朋友方面，也总该尽力帮忙，对于您的生活和诸侄的教育费，我们都愿尽力帮忙……”
一死一生，交情乃见。
孔夫子还有一句话，是“其贤可及，其愚不可及”。这话后来被人用反了，变成了专骂笨伯的“愚不可及”。读读历史，看看周边，当会明白，闻一多的“贤”是有很多人努力，也会有人达到的境界，朱自清的“愚”却如清风雅奏，春梦易逝。这才明白为什么《朱自清纪念集》的题名，会是这样六个字：最完整的人格。
（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博士）
（选自2007年11月总第60期《建业》月刊）
市场经济天生需要与某种市场伦理相配合才能发挥最大威力，就像好马天生需要好鞍一样。从人类社会来看，最成功的模式是：教堂+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叫人不偷懒的市场经济与叫人不撒谎、不害人的强大信仰（伦理）珠联璧合，才能生出最美最大最甜的果实。
在北美游历，为的是读无字的书，为的是有机会在异国他乡仰望星空。在这片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物质文明最昌盛的国度，我经常反躬自思的一个问题就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
有人会说是财富的差异、科技水平的差异、金融的差异、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差异……我个人的看法是：教堂。只有在这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不是多和少的差异，而几乎是有和无的差异。
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农村到城市，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发现：这个国家最多的建筑不是别的，正是教堂。教堂而且只有教堂，才是美国人的中心，是凝结美国人最核心的东西。星期天，看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流，十有八九中，不是要去教堂的，就是从教堂出来的。
美国人不是傻瓜，其对教堂之需求如此之盛，而教堂的供给也是呼之即来，这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在美期间，教堂与美国经济、社会及政治的关系成为我思考时间最长、想得最多的问题。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叫人不偷懒。市场经济会逼着大家去竞争，它是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
的确，市场的重复博弈可以降低撒谎和害人的行为，而法律的严惩亦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是，在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的情况下，完全靠重复博弈和法律的惩罚来求得规范的市场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不经济——这意味着市场的运行成本无限高，贵得让人没法使用，或最后自行崩溃。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朴素地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发财，而发财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跛足的市场伦理业已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两大痼疾：一则，不是靠劳动致富、通过创造社会财富而获得财富，而是靠官商勾结，恶意地转移社会财富的办法来获取财富；二则，在市场交易中不讲诚信，靠食言而肥，靠坑蒙拐骗而致富。所以，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呼唤出了一群“人妖”：他们在日夜不停地靠撒谎和害人成一己之私利。这样的市场经济自然运行成本高昂。而造成这样高昂的经济运行成本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自我约束。
如今的中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当然更不信天堂。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骗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则有不同。不能否认也不必否认进进出出教堂的人中也有骗子，但相比之下，仰望教堂尖顶的人们总体而言较易遵守财富操守和准则。为什么？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清教徒虽然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热衷于积累财富的人，但其追求财富并非为一己之私利，而为的是“荣耀上帝”，并使得自己死后可以进入天堂。这样的财富伦理使得清教徒在追求财富时的目标与手段不再是分裂的，而是一致的。一个清教徒绝不可能设想用撒谎和害人的方式去获得财富，因为那样做非但不能“荣耀上帝”，恰恰是背叛上帝，必然遭到上帝的惩罚。
想到这点，我对小布什要求美国的CEO们在财务报表上签字时按着《圣经》起誓便恍然有了新的体会：法律之剑再加上帝的目光，显然要比单纯的法律作用更大。
从这个角度上讲，市场经济天生需要与某种市场伦理相配合才能发挥最大威力，就像好马天生需要好鞍一样。从人类社会来看，最成功的模式是：教堂+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叫人不偷懒的市场经济与叫人不撒谎、不害人的强大信仰（伦理）珠联璧合，才能生出最美最大最甜的果实。
市场经济不是追求诚信吗？那么你应该知道：有信仰的地方有更多的诚信。原因也很简单：拥有共同信仰的人们相比于只是信自己的人更容易建立彼此间共同信任。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还更有开放性。其原因也许可以解释为：上帝面前，人们平等、博爱的精神内核更容易带来对外人的开放、宽容与尊重。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还有别的作用吗？有的，而且相当重要，那就是引导财富的消费，调节穷人与富人间的紧张关系。对于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富豪来说，获取财富只是为“荣耀上帝”，对他自己来说，必须合理地使用财富，永远保持谦卑才是上帝所赞许的美德。所以，在美国，我们看到，有钱的人必须将财富的十分之一捐献给教堂，让其他教民分享；我们还看到，财富排行榜上的富豪与社会捐献榜上的排名高度重合，富人与穷人的关系根本不像中国大陆那样剑拔弩张。
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文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三位一体，中国社会为求市场经济正果，最终将走上文化重建的道路，为市场伦理而投资。
回顾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对于西方的学习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我们从船坚炮利学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又因政府主导科技与经济的失败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新路，到如今屈指一数已是160多载的光阴。但是，这一条现代化变革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从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呻吟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危险在逼近：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人类最昂贵的计划制度，因为缺乏合理的市场伦理，却有可能陷于人类最贵的市场制度。
现实无疑需要我们往前再多走几步。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变革，找到一个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或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一整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或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漫游于北美广袤的土地，聆听座座教堂发出的深沉钟声，我不时会想起一位愤怒诗人的诗，并想着要将之改变如下：
敬畏神威，
敬畏闪电，
也敬畏天空的惊雷。
唯有敬畏，
才能得救；
唯有信仰，
市场经济才有灵魂。
（赵晓，博士，经济学家）
（选自2006年7月总第45期《建业》月刊）
在碰壁的痛苦之后，我们所能感谢的竟是金庸。毕竟，在那个谎言的年代，他用武侠的外衣，为我们暗中运输过来民间和传统的道德。在金庸的小说里，我们才知道了什么是兄弟间的义气，什么是江湖上的正义，什么是刻骨铭心的爱情。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看图识字》。从那之后，在不知不觉之间，读书和写字逐渐成为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生活。在文字的树林里面，我寻找的是思想的蘑菇。和蘑菇一样，最艳丽的思想可能毒素最多。每当我感觉自己思路敏捷、快如闪电的时候，总会暗暗担心，是不是因为嗜好蘑菇，在未能察觉的情况下，毒素已经破坏了我的神经中枢。
上个世纪80年代，我还只是一个中学生，但是已经过早地迷恋上了思想。我做过的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就是把父母给我的中午吃饭的钱省下来，饿着肚子去买书。要不然，我肯定会长得高大魁梧，人见人爱。我看一个疯子的书，那个疯子叫尼采。疯子的书必须疯狂地看，我站着看，看完激动地在房间里转圈，效果和已经发疯了差不多。我收集每一本《读书》，阅读里面的每一篇文章，把哲学、社会学、法学的文章全部当做诗歌来阅读。糟糕的是，当时就有那么一批作者，像周国平啦，赵鑫珊啦，就是这样一种文风，令我如受电击，无法自拔。
应该是读到罗素的时候，简洁而平实的逻辑如同清水洗掉了浮华的辞藻。我读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后来，在研究生院的时候，一位学哲学的同学睁大了眼睛问我：“你怎么能看这么浅显的东西！”没有办法，简洁的逻辑和浅显的文风从此成了我衡量好坏的标准。真的，我看不懂所有晦涩和复杂的东西。我还要感谢一个用斧头劈死自己妻子的诗人和另一个要靠女朋友打工供养自己的诗人，要不然我很可能会上当受骗，变成一个和他们为伍的家伙。我漫无目的而又如饥似渴地读书，慢慢地觉得，像修道士那样单调而虔诚的生活才是我想要过的。
进大学学习经济学完全是一种偶然。就在高三的时候我还在梦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在我看来，破译死语言那种猜谜语式的学问才是纯粹的学问，不带任何功利心的学问。读国际贸易专业不过是屈从于父母的意志，是我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我们院长倒是对我青睐有加，专门把我找过去面授机宜。他说：“看来你比较适合做学问，但是你要打牢基础，这样，《资本论》一共是三卷，加上《剩余学说史》一共是四本，你大学有四年，恰好一年啃一本。”我果真一页页地攻读《资本论》，到一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我的第一卷《资本论》也快读完了。有一天在图书馆里闲逛，看到一本海南卫生学校编的政治经济学讲义，天啊，居然比我概括得还要清晰完整。我仿佛在屋子里走迷宫走得兴致盎然，到屋子外面被冷风一吹，全都醒了。幸运的是，我还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要领悟经济分析的优美结构，仅仅需要有逻辑感，和能够对于经济学这样的思维体系竟会对整个世界上亿万人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感到惊奇。”这段话出自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句话使我深受感动。于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不停地学习经济学。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张宇燕教授信手在一张稿纸的背面给我开了一个书单，记得有《老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等等。熟悉经济学的朋友们会知道，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学习方法，因为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需要进行的是关于技术的训练，即不停地做习题，而精读原典完全是人文学科的传统。我所缺的关于技术的训练，后来到了博士阶段和到美国进修的时候，才无比狼狈地恶补了过来。不过，我仍然庆幸自己浸淫经典、物我两忘的那段修炼。
在去美国之前，我极为服膺芝加哥学派，弗理德曼、斯蒂格勒、哈耶克等让我激赏不已。芝加哥学派最大的特点是把最简单的武器发挥出最大的杀伤力。它的浓郁的自由色彩更是增添了叛逆的浪漫气氛，至少对于很多中国少年是这样。到了美国之后，我才渐渐地领会到，如果所有的经济学问题只有一个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并不是“laissez fair”，而是“it depends”。指南针能够告诉我们方向，但是在旅途中，除了告诉我们方向之外，它可能一无所用。使我们知道目的地是在南方，但是通向南方的道路上有山冈，有河流，我们可能必须沿着河流前行，并且暂时地折向北方。左有左的激情，右有右的纯真。那是段左右逢源的幸福时光，既读罗尔斯，也看诺齐克，上午听曼昆，下午听罗伯特·巴罗。年少轻狂的心态到此才彻底一变。我的思想经历是，一个人不经历过一些偏激，不做一回“愤青”，无法真正地回归中庸。
读书的边际收益最大的时候可能是看日历或是读药方，到了边际收益已经很低的时候才是为了做学问。回顾自己借着书本摸索人生的历程，我不能不向金庸的小说致敬。和金庸的小说邂逅，也算是时代的宿命。我们这些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是很可悲的，在学校和家庭里被灌输的道理，在社会上无一不被证明是错误的。错得完全颠倒，甚至错得别有用心。在碰壁的痛苦之后，我们所能感谢的竟是金庸。毕竟，在那个谎言的年代，他用武侠的外衣，为我们暗中运输过来民间和传统的道德。在金庸的小说里，我们才知道了什么是兄弟间的义气，什么是江湖上的正义，什么是刻骨铭心的爱情。蓦然回首，那些荒诞之中竟然都是人生的真实。不止一位朋友跟我提起，当他们面临生活中的困惑和艰难选择的时候，仍然会翻开金庸的小说去寻找对人生的暗示。
渐近中年，读书的心境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在我的手中，每月至少有数十本书哗啦哗啦地滚过。有道是“万花丛中过，叶落不沾衣”，我已经习惯了这种艳遇般的阅读。我可以为你开列一个长长的书单，告诉你每本书的魅力和风韵，但是那些爱情般的阅读已经不再会有了。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蜕变，因为曾经读过的书必须忘记，曾经相信的真理必须放弃，写过很多字说过很多话之后必须沉默不语。
我的朋友钟伟预言，像我这样的人将来肯定得老年痴呆症。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衰老而疲惫的我就能坐在海边，望着硕大的落日慢慢沉到海平面之下，露出幸福而白痴的笑容，不禁心驰神往。
（何帆，博士，经济学家）
（选自2005年10月总第37期《建业》月刊）
余永定教授是中国经济学界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知道他的人对他无不推崇备至，可惜知道他的人太少了。有一回我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位副院长，也是经济学界非常活跃的人物，居然不知道余永定是谁。这要怪只能怪老余自己，他执意不肯接受媒体采访。他曾经跟电视台记者说，要是让我上电视讲自己的话，你们肯定听不懂，要是我讲的话你们都能听得懂，那还要我去讲干什么。
老余1948年出生，祖籍是广东人。我和他去深圳出差曾经听他跟人洋洋得意地讲过粤语。我不懂粤语，也无从判断他讲得怎么样，估计别人也不会告诉他粤语讲得已经不地道了。老余从小长在北京，家庭是典型的书香门第。1965年他毕业于北京四中。之后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到北京科技学校学习无线电。从技校毕业，在北京重型机械制造厂当了十年工人，一边开机床一边思考哲学问题。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向社会招考研究人员，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当时他提交的应试材料中，有一份翻译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当年的元老们如仇启华、浦山等对老余非常赞赏。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浦山的风格在老余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们的老所长浦山教授原来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列昂惕夫的高足，克莱因的同窗。但是，浦山这位当年的美国共产党员还是毅然回国，默默无闻地为中国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也在政治动荡中蹉跎了许多宝贵的岁月。但是他矢志不渝，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在黑夜中见到过灯塔的光芒之后，谁还会在乎萤火虫的那一点点亮光？
1983年至1986年，老余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完了硕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弗理德曼的中国弟子罗承熙教授。1989年，老余到了牛津大学，先做访问学者，然后留下来读硕士和博士。1994年老余在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他已经46岁了，而蓦然回首，他在经济学这条崎岖山路上已经攀登了将近二十年。老余从1975年就开始学习经济学。我在他1976年的读书笔记中找到了拉姆齐模型。翻阅老余的文集的初稿，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一个孤独登山者的身影。学习经济学的动机和目的有很多，但是学习经济学是为了将自己从非理性的梦魇中拯救出来，这可能只有在那个独特的时代才有。老余在20岁的时候就给自己制订了一生的读书计划，他本来是读哲学，读黑格尔的辩证法，然后想学语义学，同时在看《资本论》，最后才接近了逻辑实证主义，并一步步走近了经济学。后来的学生能够骑着数学的快马，迅速地占领经济学的前沿阵地，但是，他们对经济学的理解永远不会像老余这一代人那样刻骨铭心。
但是这一代人的悲剧恰恰在此。他们从思想的坟墓中爬出来，才能感受到自由空气的可贵。但是，这种体会却是无法与别人沟通的，因为别人都把自由的空气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仍然习惯性地站在比较昏暗的地方，眯缝着眼睛看在阳光中嬉戏的孩子，或许有几分欣慰和自豪，又或许还掺杂了几分嫉妒和失落。他们的悲剧在于，从学术进步的角度来说，他们当时的许多努力无非是证明不言自明的道理。比如老余早年的代表作《谈谈学习问题》，讲应该全面地学习全人类的知识。它的时代背景在于当时号召的是读老三篇，要把90％的时间用于学习毛选。此文一出，不胫而走，由于传抄的范围太广，引起思想警察的注意，结果把老余关了十个月，要他交出底稿。老余死活不承认，他的朋友们也没有一个出卖他的，最后只得把他放出来。历史的发展如此富有戏剧性，短短二十年前的文章到现在就已经成了必须加上注释才能读懂的历史文献。这篇文章像是全文摘抄马恩列毛语录，这也是当时的风格，那就是必须把自己藏起来说话。老余对此非常拿手，他是当年的学毛选标兵，现在开会讲话，有时候还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冒出来一段毛主席语录。
老余自己讲他的精神支柱是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因为有理性主义，所以他才能够认同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老余非常重视方法论，每年总要给研究生和所里的研究人员开这方面的讲座。这种对方法论的偏好可能来自于他的自学经历，没有正确的方法论，自我修炼多半会走火入魔。老余找到理性主义也是多次碰壁之后才体悟的，这段经历也有好处，老余读的书很多，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对经济学的文献掌握得很多，以至于在牛津读书的时候，他的导师都甘拜下风。因为有人道主义，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和许多当红的经济学家不一样，老余交了不少下岗工人朋友。他自己在学问的追求上是近乎苛刻的完美主义，对那帮主流经济学家的东西也经常百般挑剔，但对所谓的新左派，却总是乐呵呵地听他们随便怎么讲，表现出少见的宽容。他同情弱者，尊重长者，关心普通人的生活，提携后学不遗余力，但是对所谓的权威却往往不买账。老余在国外交游甚广，但他不像一般的“海龟派”天天往美国跑，反而结交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像马来西亚的Martin Kohn，Jomo等。
老余身上强烈的民族主义更是让我深受感动。根据我的观察，很多英语学得好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洋奴心理，他们一讲起英语便觉得自己在心理上更亲近那些讲英语的洋人，和自己的同胞倒有几分隔阂。老余是一个喜欢拿英语跟外国人吵架的异数，而且他跟外国人吵架的时候，英语讲得比平时更好，甚至比他讲中国话都流畅，那种绵里藏针、嬉笑怒骂、滴水不漏、一语双关的吵架堪称经典，听得我倍觉淋漓痛快。我很羡慕地跟老余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练出来您这样好的英语，也去跟外国人吵架。他毫不谦虚地说，这不仅是因为语言学得好，还是因为人格上有自尊和自信。蒙代尔教授曾经要到我们所里作报告，并接受所里荣誉研究员的称号。我们所科研处的一个小姑娘负责和蒙代尔的一位中国助手联络。那位助手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来了一封邮件，说蒙代尔访问你们所将是你们的光荣，你们要准备花些钱好好招待云云。小姑娘拿不准是什么意思，去问老余。老余看了，气坏了，当即回了封信说：是的，蒙代尔来是我们的荣幸，但是蒙代尔能够来我们所也是他的荣幸，如果蒙代尔教授觉得来这里掉价，他爱去哪里悉听尊便。结果那个助手慌忙回信道歉。这又让老余着实得意了一回。
老余在所里的人缘很好。这是因为：第一，他为人正直，没有私心。给他干活的人，他从来不会给额外的好处，但给他干活的人从来不会有怨言。这就是人格的魅力。第二，他是个洋溢着理想主义的人。他在所里的施政演讲极富煽动性，总是讲得大家热血沸腾，愿意和他一起，不仅仅到所里上班，而且是到所里干一番事业。第三，他非常和善，没有架子，你叫他余所长他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叫他老余，他就高兴得咧嘴笑。和所有的书呆子一样，他的轶闻非常之多，一边工作一边搜集他的笑话，也是件蛮惬意的事情。
我从老余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唯独没有学到他的那种让贫穷闪耀光芒的理想主义。老余很穷。他是自始至终地穷。没有做所长之前，老余还有时间在研究生院教课，贴补一些家用。本来他们家的开销并不大，但是他的宝贝儿子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合唱团，经常到世界各地演出，有时候出国演出还需要家里承担些费用。于是，只要儿子要出国了，老余就该夹着皮包去讲课了。当了所长之后，他的收入状况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院里给所长们分房，别人怂恿老余趁此机会把新房子好好装修一下，说得老余也有些动心。但是装修到一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老余的钱不够了，只得请朋友给他先垫上。老余总是劝我们要安于清贫，每听到这些话，我的心里便黯然神伤。我知道像老余这样至今仍然保持着20岁时候的执著和理想的经济学家是越来越少了，像他这样贫穷的经济学家也越来越少了。我黯然神伤，还因为我清醒地认识到，指望老余改善我的物质生存状况是没戏了。未来的学者或许不再需要像我们这样从睁开眼的那一瞬间便为养家糊口奔波，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和老余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同样需要拯救自己，只不过不是从非理性的梦魇中，而是从困窘的阴影中拯救自己。所以，我明知道老余看到这篇我写他的文章会不太高兴，会说我不务正业，但我仍然要写出来赚点稿费。
（何帆，博士，经济学家）
（选自2005年6月总第33期《建业》月刊）
我们关注这样一些人：他们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或70年代，看电影《孔雀》会找到熟悉的场景，走到今天，他们已是社会的中坚。“时空变得模糊，我仿佛观摩的是自己所处的时代。”
周末在家里看碟，看的是刘德华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拍的一部片子，叫《五亿探长雷诺》。雷诺曾经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年轻警察。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对当时香港警察的腐败和堕落非常反感，出去巡逻的时候就是不愿和别人一样收保护费。最后，他处处碰壁，不仅无法娶到心爱的姑娘，还被烂仔扁了一顿。受挫之后，雷诺顿悟了：原来改造社会的最好办法就是顺从社会。他学会了以黑制黑。他把黑社会的头子们找来开会，让他们在会上互相掐架，到快收拾不住的时候，他就出来发话了，三下五除二把事情摆平。实践证明，这居然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均衡。他当警长期间，香港的社会治安很好，发案率极低，但是他也背地里罩着赌场、妓院和毒贩，黑白两道通吃，最后自己聚敛了超过五亿元的家财。
时空变得模糊，我仿佛观摩的是自己所处的时代。这些年来我阅历人生，看够了草莽中豪杰辈出，江湖上人头攒动。多少当年的热血青年，在头破血流之后脱胎换骨，或者渐悟，或者顿悟，学会了生存的规则。说实话，我对那些在现在的竞争规则下脱颖而出的人的确佩服之至。他们是智商最高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必须分清哪些是需要遵守的规则，哪些是不需要遵守的规则；哪些是表面上要遵守的规则，哪些是背地里要遵守的规则；如果是需要遵守的规则，遵守到何种程度才是最优。他们必须学会对私利的尊重但又不能贪婪；他们必须敢于冒险但又不能赤膊上阵。他们要在随波逐流中把握自己的方向。皮囊已锈，但污何妨：他们已经达到了至高境界：在堕落中升华，在俗世里超脱。当丛林中的生存法则胜过了星空下的道德戒律时，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接着看《雷诺传》，还有下集。到了20世纪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了。这个机构直接隶属英国女皇，专门扫清公职人员的腐败。有意思的是，雷诺的儿子从海外归来，进了廉政公署，而且他最开始要办的第一个案子，就是抓他爸爸。
电影里面最后让雷诺和孩子和解了，一起惩罚了真正的恶棍，这是个令人遗憾的败笔。我更想把这个野史故事看做历史的寓言。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但饶是英雄一世，最终难逃落寞结局。我们的下一代人一定会比我们头脑简单：他们只需要遵守一种透明、公正的规则就行了。我们的下一代人一定比我们生活单调：规则减少了他们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也让他们的生活少了几分刺激。但是，这些头脑简单的孩子会回过头来清算我们。他们只认识黑和白两种颜色，他们会拿那个时候的规则裁判我们这一代的罪过。尽管他们的幼稚和固执会让我们讨厌甚至鄙夷，尽管我们想跟他们说，孩子，你不懂，但是，我们很快会发现所有辩解都会变得苍白无力、不合时宜。历史根本就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辩解的机会。在血气方刚的孩子面前，雷诺感到苍老了。
历史的演进常常充满了戏剧性。美国经济学家西蒙曾经回忆，在他年轻的时候，美国也是腐败盛行、官员的态度蛮横无理、假冒产品充斥市场。但是，就连这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大师也没有弄明白的是，当他成年之后，也就是在10年、20年左右的时间内，美国的政府行为和市场秩序突然有了明显的好转。这就是社会转型的自然规律？但愿如此。
我经常想到我们的上一代人，他们比我们少一些物质，但多一些理想，我们应该对他们多一些怀念；最近我开始想到我们的下一代人，他们比我们单调，但比我们纯洁，我们应该对他们多一些敬畏。
（何帆，博士，经济学家）
（选自2005年4月总第31期《建业》月刊）
黄铁鹰先生现在遥远的澳洲，曾担任香港华润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香港励致洋行董事局主席，北京置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万科地产公司董事，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在黄铁鹰先生《斗大黄金印》未结集成册前，《十二人农庄》已被月刊主编打印装订并不遗余力地推荐给友人。《斗大黄金印》出版后，编辑部更是人手一册。“第二故乡”专题出刊之际，黄铁鹰先生将其2001年旧作《歧视》系列中的两篇再次与读者分享。
北京女人
我1955年出生在东北长春市，在城里长到16岁下乡，后来到东北另外一个城市当会计。24岁第一次踏入山海关到北京读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毕业。31岁从北京到广东谋职，33岁到香港做生意至今，现已45岁。从东北出来就离老家越走越远，越走越靠海，越走经济越发达，越走越受歧视，越走还越想走，现在居然把家搬到澳洲的墨尔本。
年轻时受人歧视很生气。记得1979年在北京读书放假赶火车回家，公共汽车人很多，好不容易挤上去，手提的旅行袋没处放就挤在人腿中。在我旁边一个梳短发三十多岁的北京女人拼命推我的包，我问：“咋地了？”她大声并夸张地学着我的东北口音说：“还咋地了！”周围有几个北京人轰地笑了起来(东北话在北京人听起来很土又很好笑，有一部分北京人有天然嘲笑东北口音的习惯）。接着那个女人恶声恶气地说我的包挤得她腿没地方放。我说对不起地上全是泥水（那天下雨车厢地上很脏）。实际上当时地上全是人脚没放包的空隙了。她说那也不能挤别人，乘公共汽车怎么能带这么多东西。我说了一句，你这么怕挤为什么不去坐小汽车（当时出租车还不普及）。她一下恼羞成怒冲我大骂起来：“你看你那个德行，上个大学有什么了不起。”那时大学生自我感觉都很好，特别是好学校的出门都戴校徽炫耀。她越说越气，汽车一晃我的包更挤了她一下。她一下把我的包按到地上；我想把那包再拎起来。她大喊说不行并踏上了她的一只湿脚。全车厢的眼睛刷的一下都盯向我，我的血呼的一下冲到脸上，这个女人的突然举动把我搞得完全不知所措。我不敢打她因为她是女人，我也不能同她讲理因为她不讲理，我更不能同她骂因为我的满口东北话换来的一定是满车厢北京人的嘲笑。我在全车厢人的注视下，把脸转向车窗可手依然拎着那被她踩着的旅行袋。盯着外面车水马龙，我就想端支冲锋枪站到大街当中把所有人全扫倒。那只踩着旅行袋的脚就像蹬在我脸上，脸热得烫手。当她在我前一站以全胜者的姿态下车时还余气未消，那只一点儿不像女人的脚更加重踩了一下我的旅行袋。盯着她下车的后背，我一闭眼把那冲锋枪一梭子子弹全射进那个滚圆的后背。我知道我碰上一个有点过分的北京女人，但如果我是北京人她一定不会对我这样过分。我在北京住了七年，以后又去了无数次，我始终无法欣赏三十多岁讲北京话的女人。我知道我这是偏见，但正不过来，因为那个女人把一个二十多岁东北汉子的脸彻底抓破了。
从那以后，我很注意我的东北发音还特意学了几句北京土话。当我回到东北，不认识我的人说听我讲话是北京人，我有时候还真不想否认。因为北京的确比东北好，尽管我不是北京人但我擦了个北京的边就觉得我也北京了。
伦敦的士佬
1999年去伦敦，同一个香港朋友打出租车。开车的是个五十左右秃头的白人，一上车他就问我们是不是日本人。我们说是中国人。他马上说：“中国人，那你们好哇，一个男人可以找几个老婆。”我说：“什么？”他说：“就是妾。”妾这个词是个不常用作口语的英文词。我为了确认我是不是听对了，我说：“你说的是concubine？”他说：“是。”他哪知道我刚刚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出来，正为那里展出的被八国联军抢来的还堂而皇之写着“可能来自北京圆明园”的中国文物而生气。我马上回答说：“是，我这次来英国就是来会我的两个英格兰妾。”他转过头瞪大眼问：“什么，你是说你有两个英国太太？”我说：“不是英国太太，是两个英国妾。”他有点不相信地说：“那你一定很有钱了，你是做什么生意的？”我说：“军火，专门向北爱尔兰军出口。”他感到不对味了，哼了一声不再理我。
我那朋友祖籍上海，出生于香港，本科读英国牛津，研究生拿的是哈佛的硕士，现任职世界最大的一家投资银行。他用中国话跟我说，你太敏感了，别以为英国人都有文化，有些人一辈子也没出过国。他可能一本中国历史书都没读过，他那点中国知识可能就从像他那样水平的人嘴里或电影里得来，他可能真的认为中国还可能妻妾成群哪。我说，我没法不敏感。对他，我是留辫子中国苦力的后代；对我，他是趾高气扬的杀入北京的八国联军的后代。我爷被他爷打败了，谁都可以揭这疤就他不行。我又说：“你当然说得轻松，你爷带你爸1949年从上海拿着大把金条跑到香港，香港人当然不会歧视你。你爸又娶了同样从上海跑到香港的你姥爷带来的你妈生了你，你含着不说金钥匙也起码是银钥匙在香港长大；又到英国最古老的大学受教育，还不够又到美国最好的大学读商学院；毕业又受雇美国的最大投资银行回香港做，你当然不敏感了。我可是在北京被人称东北人，在广东被人喊北方人，到香港又被叫大陆人，到国外又是华人，这么一路受歧视过来的。”他刚说“不对，”我又抢着说：“什么不对！你们他妈一个香港华人还捐钱给这个大英博物馆，让他妈英国人在里面修个中国馆专摆从中国抢来的东西在全世界面前羞辱中国人。刚在里面羞辱完了，一出门又碰到这么个傻帽英国司机，我能不敏感吗？下车！不坐了。”我越说越气，我向那傻帽英国司机大喊一声：“停车。”他不解地问：“你们不是去酒店吗？”我说：“不去了，先会我的英国妾去！”
下了车后，我那朋友说：“你怎么跟我发上火了。”我一想也是，憋不住地一下笑起来，说：“英国人咱不敢骂，反正香港回归了我就欺负欺负你吧。”他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那些事我都碰到过，你知不知道牛津有多少贵族家出身的学生？那些人连英国人都瞧不起，何况我一个殖民地来的外国人。我再告诉你克林顿牛不牛？可美国东部那些传统的望族仍然看不起他，并不是因为莱温斯基的事，而是嫌他出身低下举止粗俗。这世界从有人那天就没平等过。你急什么急？你有效生命顶多六七十岁，你只有好好完善你自己的份儿，你如能经常飞头等舱住五星酒店，受歧视的可能性就少；反过来你再少歧视歧视别人，就算对得起这个世界了。一个人改变自己都那么难，你还想改变别人？发达国家为什么会有人歧视华人，这就同你们东北城里人歧视乡下人，北京人歧视东北人，广东人歧视北方人，香港人歧视大陆人道理一样。”
他说得对！发达国家有相对不发达的人，这些人中又有一部分想发达又发达无望的人；他们就要找比他们还不发达的人出气。看来我再走就应该去非洲了。
（黄铁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
（选自2005年8月总第35期《建业》月刊）
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对如何活得有意思的思考，远远不及对活得有意义的思考，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
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应该做有意义的事，改革开放前，我们相信要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奉献；改革开放后，我们相信要做对自己有意义的事——升官和赚钱。总之，有意义的事都是功利的，因此，也就不太在意个人是否喜欢；除非实在受不了，或者被人淘汰，否则一定是头悬梁、锥刺股、愚公移山、胯下受辱地坚持下去；最后或者守得云开见日，或者郁郁寡欢不得志。
相反，有意思的事应该同有意义的事不一样，首先它应该不是功利的。比如，上世纪90年代山东潍坊一个农民，迷上了造飞机，把全家的积蓄花光，用了两个北京吉普的发动机，硬把一个飞机送上60米高空飞了一圈，最后，这位农民飞机制造者死于一次试飞中，死后还给家人欠了一笔债，因为他的飞机掉到邻村一个猪圈，砸死一口老母猪，人家要他老婆赔。他活着的时候，电视台曾采访他，他面对镜头的笑让我心动，那绝不是50多岁中国男人那种局促、不自然、点到为止和皮笑肉不笑的笑，而是顽皮、天真、天马行空、毫无拘束孩子般的笑，我笑不出来他那种笑!
前段时间，在电视上看到四川乐山出了一个“飞人”，那是一个已经60多岁的、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50多岁时突发奇想，要玩滑翔伞。没有钱，自己做，他的滑翔伞被当地人称为“大风筝”。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试验，这个“怪人”居然用他的大风筝从乐山最高的山飞下来。后来同外国爱好者一起比赛，他的“大风筝”和自学成才的飞伞技术把外国飞伞者吓了一大跳；外国的伞也让他开了天眼！于是，他离了婚，卖掉房子，买了一把外国伞，对着电视机说，他要把中国大山都飞遍！只不过最后一个镜头，让我感到他有点不太有意思了——他在山顶要飞之前大声喊着：“我要飞！我要让世界的目光集中在东方！”我想他在做伞和鼻青脸肿学飞时，一定不是要让世界看着他，只不过是着迷于斯罢了；可惜，一上镜头，这代中国人活得有意义的惯性又起作用了。
看来活得有意思和活得有意义有时也不是泾渭分明，人不能完全脱俗，别人的掌声会让有意思的事变得更有意思。但是，上面这两个人为赢得掌声的目的应该是排在自己觉得有意思之后，因此这两个人就属于自己活得有意思、别人也觉得他们有意思的人。
还有一些人，像我这样，自己没觉得活得有意思，但别人觉着挺有意思。比如，我从小到大没有培养出一样特长，文艺不行、体育不长，此事一直让我自卑到现在，我曾经多次自问：如果我是另外一个人，我会不会喜欢同我这样乏味的人交往？因为没有爱好，就只能随波逐流，于是当过几年农民，干了几年会计；做了几年生意，讲过几年课；写过两本不畅销的书，还跑到澳洲混了个二等公民，总之，干什么都没有登上珠穆朗玛峰！为什么？因为干着干着就觉得没意思了。因此，自然没有上面那两位的疯狂，也没有老胡的韧劲和王石的胆量。可是这次钟慧和小白让我知道了，我这样的人在一些人眼中也算活得有意思，这让我可以聊以自慰一番——让我又感到活得有点意思。看！我的有意思主要是建立在有意义上——能赢得别人的掌声才算有意思。我估计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争着抢着让他们学钢琴、学跳舞、学画画……我想他们一定是对自己没意思的人生不满意，所以想培养他们的后代不要像自己这样没意思。
还有一些人，可能别人没觉得他们有意思，他们自己却觉得有意思。我在北京天坛北门对面，发现有一大片北京上世纪70年代的贫民区，快奥运了，来不及扒，当地政府就建了一圈古色古香的墙把这块不和谐围在里面，外来人只有进去才知道里面的乾坤。这里住着至少几千户最低收入的北京人和最低收入的外地人，其中很多人是做小生意捡破烂扫马路当保安和向这些穷人出租住房的人。与他们一路之隔的广渠门路北，就是一大片以新世界为首的现代建筑群，这边房子的平均售价是每平方米2万元以上。也就是说贫民区这边的人，假设每年赚2万元，一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平方米的新房。由此推断，不发横财，这些人是不可能有住上那样新房的奢望。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中一些人有意思地活着。七月份北京傍晚炎热，胡同里自然比只能放下床的屋里凉快，于是每家都把矮矮的饭桌搬出来。不仅如此，谁家有好菜了，几家男人就凑到一桌上喝酒；那个拎着昨天喝剩的半瓶二锅头，这个捧着从旁边小店买的两瓶啤酒，围着一锅白白的萝卜炖羊肉喝起来。每个人都光着膀子，叼着烟，边吃边搓着身上的泥“犄角”，大声侃着天下奇事。此时在他们桌边走过的外来人都成了贪婪的看客。
他们活着有意思吗？我相信至少那一刻，在羊肉和二锅头酒合成的特殊香味作用下，坐在天子脚下，肆无忌惮地打量着那些形形色色、浑身淌汗也不脱衣服、满世界奔波的男女，他们心里感觉挺惬意的：他妈的，穷有穷的自在，黄泉路上无老少，都瞎忙活啥？还不如趁着牙口好，吃两口喝两口！
由此可见，人活得是否有意思，不仅有自己感觉和外人感觉的差别，而且在人生不同阶段和面对不同事情时，同一个人的感受也有不同：有时我们觉得活着挺有意思，有时又挺没劲的。
我在澳洲有一对朋友，去年75岁的丈夫给71岁妻子的圣诞礼物是一辆二手澳洲本地产的敞篷跑车。我们去他们家串门，做了一辈子护士的老太太迫不及待地打开车房，让我们欣赏她那辆有款有型的黑色大玩具。她兴奋地说，现在孙子们特别愿意来，第一件事就是让奶奶带他们兜风。戴着大墨镜、太阳帽的奶奶就把音响开得震天响，轮番带着孙子们满街跑。我问老头：“怎么想起买这么个礼物？”老头说：“今年圣诞前，我问她想要什么？她说要跑车。我去车行转，正好有这辆，就给她买来了。”我说：“你先生一定特别爱你，你真幸福!”老太太冲我俏皮地哼了一声，不置可否。她那位做了一辈子银行经理、老实巴交的先生好像有点内疚似的跟我说：“她从18岁时就想拥有一辆跑车。结婚后我们连生四个孩子，再加上股票投资失败，直到现在才有能力圆她这个梦！”原来老太太年轻时是个美人，又出生在伦敦一个有钱人家，18岁时被这个曾当过飞行员的小伙子迷住，冒着家庭的反对跟他跑到非洲，之后又移民到澳洲，过了一辈子紧紧巴巴的中产阶级生活。我问老太太：“你这一辈子是不是特有意思？”老太太眼神愣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有什么意思？这就是生活。但，现在我觉得很有意思。”
可不是吗，即使是看惯了特立独行的澳洲人，也感到她现在挺有意思的。
其实，活得是否有意思还有文化因素，让一种人感到有意思的人生，在另一种人看来可能稀松平常。
我们家邻居是一个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人，他今年68岁，除了爱好板球和澳洲足球外，还能盖房子，木工、电工、水暖管道、室内装修、泥水瓦匠活儿样样精通。精通到什么水平？他可以一个人独立盖一幢400平方米的两层楼，也就是中国人眼中的真正别墅。他35岁之前是个邮局职员，年轻时为了发挥他的业余爱好，倾尽积蓄买了一块50亩的土地，他用了5年，自己动手盖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座房子。可是房子盖好后，老婆跟别人跑了，给他留下三个孩子，不仅如此，这座房子也归前妻了。于是，他辞了邮局的工作，在属于他的另外一半土地上，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再盖房子。这次用了8年盖了一座400平方米的别墅。他靠什么生活？靠给别人打零工。街坊邻居有活儿首先就找他，因为他的价钱便宜。为什么便宜？因为虽然他什么都能干，而且干得非常好，可是他什么施工执照都没有，完全是DIY（自己动手做）。当然，他只收现金，因此不需要缴税，收入也不少。我问他：“像你这样那么年轻就没有正式职业的澳洲人多不多？”他说：“我怎么没有职业？我是一个builder，只不过是一个不被官僚们认可的builder，但是，市场和我自己承认我的职业！要知道大多数澳洲人，一辈子也就挣一套房子，我可是挣两套房子。为什么，除了我努力之外，我自己给自己盖房子，没有工资也不用缴税，也不用承担那些高昂的学徒成本和监管费用。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我占了别人的便宜，我虽不缴税，但也没领过救济金。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们是自己雇用自己！”
写到这里，说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人，还没有接触到文章的主题——怎么才能做一个有意思的人？正当我文思不畅时，一个在墨尔本大学学建筑的中国小伙子来我家，他看到了这篇半成品，他说：“叔叔，我想补充一点，不知对不对？我觉得坏人好像比好人都有意思。比如说年轻人找朋友，都想找那些有点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敢于突破道德界限的人。”我说：“你是说你想找一个跟谁都随便睡觉的女孩？”小伙子说：“当然不是，找朋友的标准和结婚的标准是不同的！你们这代人，怎么把什么事都混到一起？”这小子毫不客气地给我上了一堂课。我有点不甘心，我说：“坏人无非是人群中的少数，少数自然会吸引眼球，这同他们是否有意思没有关系。”他说：“不对，好人也是人群中的少数，可是为什么大家更注意看那些坏人的事？比如：黑社会、盗窃、色情、凶杀、通奸永远比雷锋做好事那类故事吸引人。”
我靠，可也是呀？！
文章写到这儿，更乱了。
我总不能说：做坏人就能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吧？
完稿后我又见到了那对澳洲老夫妻。先生前一天查出前列腺癌，次日我去看他，老两口一人手里拿一杯葡萄酒正大喝呢，说：我们这个岁数的人该有事了。
（黄铁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
（节选自2007年12月总第61期《建业》月刊）
⊙ 10月30日，在由大河报主办的“信阳国际茶城杯·大河报2011信阳秋季房交会”上，信阳城市公司获“信阳城市人居杰出贡献奖”。
⊙ 11月4日，集团2011年第十届营销系统营销沙龙在集团多功能厅召开。
⊙ 11月6日~18日，集团董事长胡葆森与复星集团郭广昌、万通集团冯仑、新浪网曹国伟等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共同出访美国，成为近期中国商界备受瞩目的焦点事件。11月17日，《大河报》、《河南商报》、《经济视点报》等省会主流媒体针对此事进行了深度报道。
⊙ 11月10日，“头脑风暴——谋划2012”茶话会在至尊红酒会所成功举行。
⊙ 11月12日，焦作建业·壹号城邦一期首批开盘选房。
⊙ 11月17日，新浪房产官方微博推出全国房企微博影响力排行周榜（11月7日~11月13日），集团官方微博首次荣登十佳。
⊙ 11月18日，集团高级工程经理培训班全体学员赴建业学堂开始第四次集中培训。
⊙ 11月22日，由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主办的2011年首届零点民声“金铃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集团的“建业在倾听”品牌案例荣获首届“零点民声金铃奖”——“用户之声”企业奖之“服务前沿奖”。
⊙ 11月25日，清华大学MBA河南同学会一行对集团组织参观访问。
⊙ 11月26日，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中原经济盛会——大河财富（中国）论坛2011年年会暨2011中原经济区建设者大会，在郑州开幕。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受邀出席并作为重要嘉宾在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